杨碧薇 

《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

杨碧薇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著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在《南方周末》《汉诗》开设批评专栏，重点研究新诗与当代艺术。曾获十月诗歌奖、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诗奖、胡适青年诗集奖、《观物》年度青年诗人奖·北京诗歌节银质奖章。

《碧漪与南红》的写作，前后历时八年，囊括了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后期间的部分文章。本书上半部分以新诗批评为本，论及穆旦、昌耀等重要诗人，亦夹杂了部分小说、散文评论，以呈现更综合的文学批评视野。下半部分是当代艺术评论，涉及到摇滚、民谣、摄影、电影等面向，论及窦唯、杨德昌、张佺等人的作品，与上半部分的诗学建构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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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荐

杨碧薇是诗人、文学博士、电影学博士后。从文学创作、研究到电影学研究，是她所做的大胆而充满各种迷人可能性的跨界尝试。当然，诗与电影二者，虽媒介、语言不同，但艺术精神是相通的，尤其是一种作为人的重要本性的，生生不息、意蕴绵绵的诗性精神。从杨碧薇体大虑精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我看到她雄心勃勃的寻绎，我对她未来的创作、研究都葆有充足的信心和高远的期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

杨碧薇以诗人、作家的身份从事批评工作，这不仅让她的批评文字显得十分内行，并且活泼、新颖、善解人意，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真诚。正是这些可贵的品质，让杨碧薇在她那一代青年批评家群体中显得格外打眼。她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

杨碧薇写诗，写评论，通音乐，懂电影，具有一种令人艳羡的综合的优势。诗本身就是一种融音乐、绘画、叙事、运思为一体的综合艺术，非有兼通诸种艺术的通才难以懂得通透。杨碧薇做诗歌批评和研究，可谓正得其人。我唯一担心的是诗歌这块园地太寂寞、太冷清，不足以留住杨碧薇这样光华灿烂的人。我愿以此占卜诗歌之数。——诗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西渡

诗人从事批评活动，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备受质疑的。按照积成的偏见，写诗和写评论是犯冲的。可喜的是，这种状况终于在新一代诗人那里发生了改变。他们中的佼佼者，比如杨碧薇，不仅写优秀的诗，而且也写精彩的批评。更可喜的，杨碧薇的批评写得一点也不刻板，对于评论的对象，她总有精准的体会，并给予出色的点评。——诗人，批评家臧棣

当代学术的活力和魅力，在某些时候，或将来自学术规范和学术边界的松动。杨碧薇恰好就是这样一位迷你派，她的万紫千红，不仅体现为跨栏般的跨学科，还体现为研究与研究对象的扳手劲。研究——或者说批评——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较之研究对象，既有可能愿赌服输，也有可能风景这边独好。研究不再是真理在握的裁定，而是满头大汗的参与：因而，除了答案，杨碧薇给了我们更多的翡翠和悬念。——文学评论家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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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说，“火车是逃离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火车，对此岸世界的逃离就成为可能。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有这样一个场景，随着背景音乐《站台》响起，山西小城的一群年轻人跑过蜿蜒的山路，一直来到铁轨上。火车正呼啸而去，他们追着火车，一边止不住喘息，一边振臂高呼，跳着、叫着，眼里带着兴奋，也带着追不上火车的落寞。对远方的向往，在这个片断里达到极致。像是对《站台》的一个回应，湖北诗人张执浩，也回忆过追火车的行为：“明天，焦枝铁路开通了/我们爬上山顶眺望火车里的人/一列火车在浓烟中飞奔/车轮滚滚却不见车轮。”（张执浩：《蜈蚣与火车》）——《未来、远方与怀旧——“火车”的现代诗学形象》

2、《屠龙术》的言说看似散漫，语态时如琉璃古旧，实则牢牢抓住了“当代”与“新”这两个要点，“步入古人之町畦，须记得才吃了蔬菜沙拉”，正因如此，它在汗漫繁绮中又有所聚焦。时至今日，《屠龙术》的写作仍在进行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文对它进行整体的讨论。就已完成的部分来看，这些个人化的言说已为新诗提供了某些方面的启发，其体例使人联想到诺瓦利斯（Novalis）的断片，丰富、自由、跳跃着思想的火花。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说过，“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每个断片都享有一种同等的区别”；蒋蓝亦认为，“断片是对思想的深犁”,“最适合个人思想表达的文体，往往是断片式的，而非体系性、制度性的高头讲章”。谁都无法预测断片与诗话的结合还会碰撞出什么东西，也无法预测《屠龙术》将以怎样的面貌收尾，但可以肯定的是，胡亮还会把这部当代新诗话继续写下去。——《一种新娘式的批评文体学》

胡亮：《琉璃脆》

3、摇滚乐是现代社会的亲生子。20世纪40年代末，摇滚乐（Rock and Roll）起源于美国；50年代起，摇滚乐开始流行；在60—70年代，摇滚乐形成一股热潮。短短廿余年间，摇滚乐势如破竹，此种情形与西方社会20世纪中期以来的动荡及变化紧密相连，可谓是危机重重的现代文明的一次力比多反弹。摇滚乐身后的布景，就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日渐失去公信力的现代政治制度，是作为一股颠覆力量的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怀疑、反叛与反讽。如果说，靠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现代文明就是摇滚乐产生的土壤，那么，回到摇滚乐的技术本质上去看，答案就再清楚不过了。摇滚乐的诞生依靠现代技术的保障。电子乐器的发明是一次伟大的声音革命。例如，通过效果器，电吉他可以模拟多种声音，制造特别的音色，产生独有的音效，如失真、混声、延迟、哇音等。这些电音既不同于自然之声，也与传统乐器的声音天差地别，它们丰富了人类的听觉体验，刷新了人们对声音的认知，也最适合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经验——它们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就是摇滚乐的技术基础。——《现代性之易与难》

超载乐队：《超载》

4、电影是一个大宇宙，杨德昌的作品只是一颗小小的卫星，他一生的创作都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并没有延伸至更广阔的电影空间。然而，正是这份难得的“局限性”，让我对杨德昌怀有深深的敬意。这名心怀忧患的现代儒者深知，人类自身还存在无数问题。他穿过纷繁迷幻的现代镜像，执着于对人性的探究、对社会的拷问。他就是小四，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也要举起手中的刀。在小四们的世界中，他有着更成熟的理性，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在成人的王国中，他却是永远的小四，对这个世界还持怀疑态度，还保有内心的悲愤和颤动；面对“成熟”的人们递来的协议书，他眼都不眨，挥手拒绝，继续做一名不合时宜的少年。——《不合时宜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