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再谈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

——最大教训与最大共识：真实信息如何上传下达（中）

一、硝烟渐起

 2019年12月31日下午1点58分，武汉市卫健委正式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使当地及全国社会公众首次得知了这次武汉肺炎的消息。这标志着这场现代疫情的武汉保卫战正式拉开战幕。不过，这个保卫战之所以打响，却又缘于前一天即12月30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以，我们的复盘必须从12月30日起。

12月3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和承上启下的起点

历史最奇妙和最诡密之处在于，它往往在长期似乎是停滞的时间流淌之后，却又突然加速运行，把所有改变航程的重大事件全都安排在一天之中。

公元2019年12月30日，农历腊月初五，就是这样的一天。

前面说到，尽管从去年12月8日，武汉市自己的信息系统已经开始不断有报入不明原因肺炎的记录。此时的武汉官方尽管私下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但即便在内部也没有声张和走正常程序。到了12月29日，由于病例越来越多，湖北省、武汉市会同江汉、硚口、东西湖区疾控中心首次大规模赶赴各医院现场，正式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检测、院感控制等处置工作，并于12月30日完成了“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该报告后来在“知识分子”公众号上被截屏显示）。

该调查报告首先给出“病例定义”，为“2019年12月1日以来，我市医疗机构收治的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以及病例的家庭成员被诊断为肺炎的病例，并未排除其它病原体感染者”。报告说在累计搜集的25例病例中，12月29日晚、30日凌晨先后两批对搜集的17份患者的咽拭子标本开展流行流感病毒、上呼吸道病原（20种）核酸检验，除检出5例肺炎链球菌阳性外，其他病例对各种病原均呈阴性。在下一步处置建议中，报告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华南海鲜市场环境综合治理，加强该市场相关人群的不明原因疾病的监测工作，做好感染控制工作。

也是30日这一天，应该是基于这个省、市、区的联合调查报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内部首次正式给武汉各医疗机构，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开头就称，“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云云。但由于这个“上级紧急通知”以及这个上级是谁至今未公布，所以我们还无法再进一步推断。

武汉市卫健委的这一紧急通知提出如下三个主要要求：1、加强责任领导。2、规范医疗救治。3、严格信息上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系统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向辖区疾控部门上报有关信息，并同时报送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重大事项及时报送”。最后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该文由“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盖章印发。因这个医政医管处管着武汉市所有市属医院和医疗机构，所以它应该是卫健委真正的实权部门之一。

综观这两个同在30日发出的报告和紧急通知，其关键信息有二，

一是将病例锁定在华南海鲜市场。这一点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后来1月26日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官方的“武汉发布”回答网友提问，“请问目前已知最早发病的患者情况如何？该患者具体什么时候发病的？是否有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时，明确答复：“武汉市新冠肺炎指挥部医疗组回复：据查询信息系统，我市登记报告最早的新冠肺炎患者为陈某，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经医院抢救后痊愈出院，患者居住在武昌某小区，否认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二是紧急通知强调严格管控信息，即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发布相关信息。这第二点，也很快成为武汉查处任何其他信息传播者的依据。

引人注目的是，在后来的这个“武汉发布”中，12月30日的省市区联合调查报告和紧急通知中的第一个12月1日的病例(金银潭医院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也提到这个12月1日案例）不见了，首例变为12月8日，而这个首例又恰恰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后来的多个消息也表明，12月份的首批病例中，有约30%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我们不知道武汉和湖北方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咬住这个市场，并在后来把与这个市场有联系与否作为判定是否纳入病例的关键标准，并影响了后来1月份又一个关键20天的信息发布，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12月30日的武汉和湖北方面的这些动作之所以重要，除了它直接给后来的发展定了基调，从而形成了后续进展的路径依赖，还因为这是国家卫健委直接介入之前，武汉和湖北方面独自采取的最后行动。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央视采访中对这两天的行动曾做了详细解释。

1月31日，马国强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采访中表示：“首先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一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影响没那么严重，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他又说，“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们最初大概27号，我们医院发现几名的患者，那么在治疗过程中，普通的抗生素不管用，所以正是由于他们的警觉，使得我们卫计部门开始要求武汉所有的医院来上报，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患者。那么到了30号、31号，那么感觉武汉市其他的医院也有类似患者，所以我们上报了国家卫健委，那么才有了国家卫健委派出指导组、专家组来指导我们来做这项工作”。

我们来看，与武汉的主事人所有直接对媒体的公开讲话一样，马国强这里说的是实话吗？应当说，说了一点实话。那么，说的都是真话吗？应当不客气的说，恐怕是假话更多。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及对武汉及湖北人民有歉意吗？似乎有，那是内疚、是认识水平问题。他说如果早点更坚决些，情况或许会好些，或会让中央少些操心。他认错悔过了吗？没有。除了判断水平问题，他什么错也没认，什么真正的自我批评也没有。

马国强说了什么实话呢？他们确实是27号以后才开始正式的组织行动的。尽管12月1日就有病例发生，12月10日就到网络直报的临界点，12月20日就知道事情麻烦，但采取的对策却是绕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系统和近在咫尺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到外省找关系剖析样本，但他们直至12月29日才真正意识到大事不妙，12月30日知道至少要在内部采取正式行动了。

他的假话是什么呢？他说他们27号才发现了几例病例，这当然完全是假话。他说他们30日、 31日报告了国家卫健委，才有了国家卫健委派出的指导组。这也是谎话。因为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夜里临时紧急组建的工作组和专家组的先头部队，已于12月31日上午抵达武汉，这还怎么是向上报告，几乎已经是被飞行检查抓了个现行了。

况且，哪里会有30日、31日报告国务院主管机构的说法呢？他们到底是哪天报告的呢？马国强拉上31日，无非是为了掩盖30日他们根本没报告，而是被国家卫健委下属的疾控中心主任，当晚在网上看到消息打电话来询问核实，是国家卫健委夜里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其工作组、专家组就会赶到的通知。难怪武汉市的主事人也不免觉得把这被询问被通知的日子就叫做对上报告，难以启口。故而既然说30号或31号报告都有问题，那就干脆创造个30日、31日上报国家卫健委的模糊说法吧。

近来有媒体问我，你怎么知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有晚上在网上搜消息的习惯？这里我也作个说明，我对此细节还真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只是从几个不同渠道听到，一个国家卫健委下属单位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在网上发现了消息，然后觉得事情重大，电话与武汉方面核实后，连夜报告国家卫健委诸位领导。卫健委领导也觉得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以这种形式知道，实在匪夷所思，感到极大震惊，故打破常规连夜部署。从而这件事在内部被广泛议论，这样我才得以从各种渠道获悉。至于究竟是该主任确有夜间上网查看传染病的良习，还是他如其他部分网友一样，只是偶然晚上在网上浏览所见，我还真不确定。好在据各位媒体朋友说，他们在去努力尝试采访这位主任时，虽然其本人拒绝回答任何细节，但实际上也未否认此事的真实性。故而我之前文章在这一细节上的可能未精确或偏差，并不影响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同时应当指出，通过12月30日主要时间节点上的事件回顾，湖北特别是武汉当时的主事人责任人的这种避重就轻，不能诚恳地面对公众和坦承自己的过错过失，实际上对自己并无帮助，也得不到人们的些许谅解。我也愿意善意的相信，这些官员原本也想把事情搞好，只是由于错误的政绩观和私心作祟，在面对复杂的疫情面前，误入歧途，又放不下身段，以致一错再错，铸成大祸。这时如果能够迷途知返，还能多少将功补过。平时眼睛向上盯着自己的乌纱帽，搞点假大空也就罢了，到了真与现代善于伪装和狡猾的新型病毒作战，这一套就实在是腐朽的不堪一击，害得基层广大干部疲于奔命而无功，特别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在前线作战的医护人员和多方保障与支援人员陷于极大的困境和危险之中。这时他们还不幡然悔悟，相反却还为自己设法辩解、推诿责任。这就无论如何也让人也无法接受了。回看倒叙，武汉保卫战在这样的先锋主将率领下打响，怎不叫人悲从心来！

 被遗漏的吹哨人：神秘的“深喉”

 12月30日发生了这么多令人目不暇接的大事件后，我们的吹哨人，也恰好在这同一天全部陆续登场。

首先是张继先医生。她从27日开始的认真负责和坚持执着，最后唤醒了武汉及湖北方面的相关领导，没有她的努力，事情也许还会后拖。

其次是李文亮等八位医生。他们或从自身经历，或从医院同事交流，得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发生，于是他们如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一样，赶不及地在自己的主要也同为医护人员的微信群转发，给朋友们发出善意无害的提醒。从这八位医生在这同一天不约而同的行动，我们猜想，他们的信息和警觉，可能是来自这两天省市区内部组织的大规模现场调查产生的影响和余波。

如果真是如此，那也难怪湖北特别是武汉方面，从12月初以来，内部信息系统虽然早有病例不断积累，不仅不上报，而且还迟迟不愿采取哪怕是内部的有组织调查的原因。因为即便是内部的组织调查，也会走漏风声，产生影响。

最后，是那位中国疾控中心的院士主任。无论如何，他也算是打破常规、郑重其事的连夜紧急汇报，才使国家卫健委这架庞大的机器，以不同寻常的高效率连夜启动运转，下面的环节，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种重要角色出现。

但，这就是全部吗？这个环环紧扣的传导链是否因太完美而显得令人难以相信其真实性呢？我们是否丢掉了其中某个关键的一环？

这时，是该这场与瘟疫抗衡的武汉保卫战另一个关键的神秘吹哨人，“深喉”出场了。因为上述三个层次的吹哨人，看起来逻辑缜密、环环相扣，但仔细推敲，这里有一个显然的漏洞和破绽。就是张继先医生的汇报推动了当地省市区的联合调查，这一点得到官方确认，看来没有问题。或许由于这个调查的影响所及，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均在这一天觉得这是个问题，都在这一天自己的小范围微信群发了消息。这个逻辑应该也能成立。但是，这种在微信群说的几句话本来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通常不可能引发后续的反馈连锁。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微信群的聊天信息，专业机构若有意去捕获尚可，怎么可能被中疾控的主任乃至若干深夜上网的网友所发现呢？如真能发现，那微信群的信息就太不私密了。

正如后来被那晚同时上网的若干网友以及被中囯疾控中心主任自己的汇报而证实，他们看到的并非微信群的私人信息（试想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如果只是看到某个私下传闻不会也不敢小题大作），他们30日晚上真正看到的是被人上传至网络的武汉市卫健委上述的紧急通知，也许是那个截屏的鲜红大公章击中了这个主任的敏感神经。 

那么，是谁能够在当天就拿到这份内部紧急通知，而且胆敢将这份要求信息保密的通知干脆连锅端上网然后又竟然完全遁形，让人无从循其踪迹？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位神秘的吹哨人“深喉”也会浮出水面。

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

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二）

▼华 生 

上文（指的是——华生再谈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说到2019年12月31日下午1:38分，武汉市卫健委向社会发布疫情通报，是抗疫战役的正式开始。

但人们很少知道，为开始这场战役，有关方面的调兵遣将，却是从31日零点已经开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战前部署，不是为了对付已在悄然攻城掠地、队伍迅速扩张的新冠病毒，而是为了首先解决我们人类社会自己的体制机制内耗。

12月31日凌晨：

北京与武汉的不眠之夜

上文（指的是——华生再谈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提到，武汉“深喉”把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要求严格保密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上传到网上，当夜在京汉两地均引发轩然大波。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新闻周刊》在次日即12月31日出版的那期中还报道，“30日晚流传的另一份名为《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称（注意，一份是“做好”，一份是“报送”），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肺炎病人”。如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的现场报道是准确的，那么，武汉“深喉”那晚传的或是同日武汉卫健委发出的两份文件。但无论是一份还是两份，这上传网上的盖着红色公章的文件，总之恰好也被身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看到，于是就开启了两千多里之外的蝴蝶效应。

自我首篇文章（指的是——经济学家华生说：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发表后，更多越来越清晰的细节流传出来。30日深夜这位院士主任在网上看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后，电话确认中心其他相关领导均不知情后，这位院士主任在凌晨直接去电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在网上传的文件得到对方确认后，这位主任立即向国家卫健委这几位主要领导分别做了电话紧急汇报。

不知是因为这个消息过于令人震惊，还是因为近17年前，当时的卫生部长因SARS被免职的教训在卫健委系统的深刻记忆，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们彻夜研究决定，尽管第二天就是元旦假日，还是应当立即派遣工作组和专家赶赴武汉。故连夜决策并确定人员，为赶早晨头班飞机，由机关内部立即组建工作组前行，另外抽调卫健委下属的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同机飞往武汉，以后参加待组建的专家组。

同时决定，天亮后就通知国家卫健委直属重点医院，选派传染病临床专家随即赶到武汉。这样，首批派出人员也都刚睡不久就被唤起，要求在凌晨5点前务必出发去机场，赶上武汉6:45的头班飞机。大多数专家在次日上午接到紧急通知后，也均放下手中的工作，在31日下午陆续抵达武汉。

应当说，无论人们对国家卫健委在介入后的对策处理，后来存多少批评质疑（我们到时还会评述），他们的第一反应，还是无可指责的。

再说蝴蝶效应的北京反馈，又在第一时间震撼了身在武汉的当事人与责任人。我们可以想见，在武汉方面接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电话，告之在网上看到了他们的保密文件之后，此事引起的一片惊愕和慌乱。省、市卫健委系统迅速报告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以便部署有关部门立即在网上删去文件、追查乃至捉拿泄露者应是必选动作。

卫健委系统本身肯定也要排查线索。据媒体报道，李文亮就是在12月31日凌晨1:30接到电话，让他立即去武汉市卫健委，他在那里看到，武汉市卫健委召集了一些医院领导，正在连夜开会。

但是，在隐瞒了半个多月信息和罔顾法纪的自行其是之后，原本想按住的小事越闹越大，武汉和湖北方面怎样应对在上午9点多就会抵达机场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和中国疾控中心的几位专家，如何面对实质上的突击现场检查，如何向中央解释交待以及下一步怎样面对社会公众，肯定是他们更头疼的问题。

从下节介绍的31日上午他们已经显得从容周全的应对安排来看，湖北特别是武汉及其各相关部门的主事人、责任人，应当也是彻夜未眠。不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在这最后的关头选择坦承错误、悬崖勒马，而是为掩饰错误不惜冒更大风险，从而拖累太多相连特别是无辜的人开始走向深渊之旅。

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

这时，北京飞武汉的第二班飞机尚未落地，首班6:45的飞机在9点多抵达后，国家卫健委的人此时也应当在途中或尚未安顿下来，可见消息之快。不到一小时之后，即11:33 分，央视新闻频道在其“新闻直播间”栏目又迅速播出此则消息，但口播内容加上了“据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消息”一句，说明此消息是湖北卫健委与武汉市委宣传部门直接提供的。由此也可见，央视13套新闻频道对湖北和武汉工作支持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相互关系看来也不同一般。

这则消息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

一是为30日晚在网上泄露的内部文件打补丁，干脆将此消息公布，给人以信息公开和此事肯定也已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汇报过的假象。

二是扯上国家卫健委，给人以国家卫健委接报后派专家来协助，做技术性检验核查工作的印象。

为此目的，这则提供给央视新闻稿巧妙和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个大手脚，即不顾专家组大多数人尚未到达（如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自己向媒体介绍，他是接到通知后，当天下午才赶到），从国家卫健委派来的工作组、专家组（这是迟至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中，去掉有检查意味的工作组，改为起咨询作用的专家组。

这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词就先入为主的在第一时间进入了全国公众的视野和脑海，成为湖北与武汉方面一箭双雕最理想的背锅侠。可怜的是，尚在途中的国家卫健委邀请的专家们，虽然他们都是突然受命，放下手中的工作，牺牲第二天的元旦假期，一脸懵懂的匆忙赶来，但东道主预先精心设计的“陷阱”，已经注定了他们以后灰头土脸的悲剧命运。

人们事后不能不承认，武汉与湖北方面抢先于国家卫健委之前，用其名义使地方新闻变为与全国性新闻的混搭，挤进央视节目，这一变被动为主动、抢占先机的做法，确实可谓高招。

应当指出，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固然是由其行政执法机关如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与疾病预防控制局等核心部门的中坚领导骨干组成，但其功能只能指导湖北及武汉的卫健委，不用说其工作组，即便是国家卫健委本身，在传染病防治以地方为主的法律框架下，在东道主的地盘上也只能与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协商办事。

真能指挥督导武汉与湖北党政的中央指导组，还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到来。雪藏和避开不太好惹更不能轻易羞辱的国家卫健委的工作组，去与临时从各基层单位抽调来、人来人往的咨询专家们打交道，对他们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关于这方面，我们后面还将有专题细说。

 紧接着，2个多小时后，也就是国家卫健委工作组与随行的中国疾控中心的几位流行病学家午饭刚完，还尚未正式开展工作之际，武汉方面就又发布了第二份消息。

这次是当日下午1:38分在武汉市卫健委自己官网上挂出的，《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通报第一句话就是沿袭其前一天即30日发出的紧急通知口径，说“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

 通报中又说，武汉市组织市域内多家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省市疾控中心等进行会诊，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文中当时未敢提及已达到的国家卫健委相关人员参与分析或意见。

 我们看到，这个与12月30日一脉相承的定调，后来被武汉与湖北官方维持了20天，直到1月20日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京举行的记者见面会。通报中也只字未提武汉方面私自将样本送至外地科技公司检测，已得到反馈，此次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属于SARS或某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类信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