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九十五周年

——博爱，乃照耀世界的伟力

胡春雨

题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是为中国植树节之由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沿着飞驰的铁路，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向全国快速蔓延。庚子之初，疫情爆发，指顾之间，十四亿中国人民，在党的团结带领下全面动员起来，迅速投入了这场和平年代的总体战。广大国民，或坚守本职，或主动请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个个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汇聚成一股赤诚的洪流。当阴冷的瘟神在四处游荡，每日包围我们的是感动。其中有一股至诚无息的伟力，像火神一样熊熊燃烧，为世界驱散着幽暗，这就是博爱。

回首中山精神，正是在冲破近代中国的百年幽暗中诞生，一路引领国人，向着振兴中华的光明愿景砥砺前行。自古“多难兴邦”，灾难总是最好的磨刀石，让我们重新感悟中山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博爱乃中山精神的起点，从吾人的方寸之心出发，向着天下为公的彼岸前行。我们看到，中山先生一生最多的题词，便是“博爱”与“天下为公”，贯穿于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山先生告诉世人，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构建中，博爱乃“人类宝筏，政治极则”。寥寥八字，于简易之间成就了不朽。

博爱，是中华文化与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山先生说：“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在中华文化中，从孔子对仁德的弘扬到孟子对仁政的阐发，始终在民族品格与政治文明中处于最核心、最根本、最崇高的位置。孔子说：“仁者，人也。”朱子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云：“仁者，爱人”。又说：“仁者，心也。”可见在中华文化中，只有仁才是人的本质，而仁的内核正在于爱人——孔子所谓“泛爱众，而亲仁”；但仁德并不遥远，发端于人类善良的内心——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爱，譬如阳光和雨露，化育着生命，让世界变得美好，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伟力。

战国时代，“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为中国文化哲学奠定了“人性本善”的核心观念。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爱与敬便是孟子之所谓善。”这种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发端于人性、立足于民生以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观，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以人民为中心”，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社会政治追求。到了明代，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又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德也。”

可见，洋溢其中、一以贯之的，无非博爱的精神，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成为中华民族敢于胜利、开启太平的洪荒伟力。

博爱，是贯穿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一生的精神伟力。

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在民革党章中反复体现，其中的精神起点，同样是一个博大的爱字。

爱国，是最为博大、最为深沉、最为纯粹的赤子之爱。今日中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中山精神一脉相连、遥相呼应。中山先生告诫国人：“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无法忘怀的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可见，这种深沉的大爱，支撑着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化为“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精神伟力。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在于中国历史选择了孙中山先生开辟的革命道路，当代中国依然行走在深刻的社会革命之中。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开辟共和，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大转折。中山先生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回发展建设的正轨，历经四十年艰苦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乃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从铁路强国到开发富源，从开放主义到主权在我，从继承我固有文化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正在不断印证、发展着百年前中山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建国方略。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在中华文化经典中，《周易》所谓“日新之谓盛德”、“君子以自强不息”，乃固有的民族精神。现在，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国势的消长此起彼伏。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从一己之小我，到民族之大我，只有与时俱进、不断进步，才能勇立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到达光辉的彼岸。

博爱，是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大纲领的精神主线。

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郑重指出：“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在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中，为了实现拯救中国、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纲领，在革命之初明确指出：“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仁者爱人，无非博爱。

所谓民族主义，其中磅礴的精神伟力，来自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中山先生说：“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为三民主义是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又说：“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可见，这种对国家与民族诚挚的大爱，乃三民主义纲领的起点，只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势必有不同的侧重内容。孙中山先生提出“恢复民族主义才可以恢复民族地位”，为此，除了“我们旧有的道德，应当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当恢复起来。”如此说来，民族主义的深刻内涵，在于深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毕竟文化才是最大的认同，对当代民族精神的建设，尤其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又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结果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回首百年，这种博大的爱，譬如熊熊燃烧的烈火，为中华民族焚烧了遍地的荆棘，照亮了苦难的进程。

民权出于人类价值的觉醒，乃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中山先生指出：“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又说：“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在古老而恢廓的中国大地上，让民权制度无中生有、落地生根，必然要深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在固有的文化根基中确乎不拔。制度建设关乎邦基永固，只能是长期发展、内生演化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政治制度从来没有“飞来峰”。现在，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在不断发展，体现出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专题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从民权的理想到制度的落实，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建设正在路上。

民生主义无非对人的关爱，乃社会发展的重心。孙中山先生说：“可以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如何解决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孙中山先生的答案是：“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主义”，道破了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不过是从“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着手，与民生主义、以人民在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无二致，而土地问题则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山先生又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于共有而收其利。”但“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现在，历经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其中“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作为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磅礴力量。

博爱，是建设“大同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追求。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在世界历史的多数时间居于领先位置，为人类文明家园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乃无与伦比的文明共同体。早在国家尚处于危难之时，孙中山先生就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夫一个大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用固有的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至治。”因为，“人类之进化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利用科技文明带来的巨大优势，横扫全球，几乎将世界瓜分殆尽，此起彼伏的战争与杀戮，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与创伤。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时代，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凌，处于亡国亡种的边缘。中华文化素来追求协和万邦，中国人民素来崇尚和平，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孙中山先生深刻指出：西方列强“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行霸道’”。而在东方，“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中国的古话就是‘行王道’。”历经现代科技文明的洗礼，世界充满了希望和挑战，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孙中山先生号召以王道文化取代霸道文化，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某些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阴魂不散。从此次我国遭受的疫情来看，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乃人类共同的威胁，中国人民的战疫斗争也是在保卫世界卫生事业的安全，但不乏某些西方国家落井下石、乘机作祟。超限战，生化战，一时间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归根结底是霸道文化投下的背影，只能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留下浓重的阴霾。“我们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宣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面向未知的未来，从中华文化固有的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挚追求，只有以光明的博爱之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才能永续人类文明的香火。

结语：博爱乃天下为公的精神起点，天下为公乃博爱的永恒追求。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类政治文明的精髓，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述与表现，但其中必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我之为我、历久弥光的薪火，在中华文化中被称为道统。孙中山先生指出：“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

对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原道》中开宗明义的讲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从博爱开始，其中的深意与孙中山先生“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的国家论、文明论相通。在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中，《大学》开宗明义的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其中的大道，终始于吾人内心的仁善与大爱。《中庸》亦开宗明义的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见其中的达道，包含了文明的展开始终于对人性的尊重与关爱。无怪乎中山先生在总结中国政治哲学的内核时说道：“古代在政治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要用爱字去概括。”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中国政治史上，从孔子盛赞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到中山先生追求的“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始终坚持立党为公，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主线，以博爱的情怀，天下为公的胸襟，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与中华民族的恢弘。中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继承、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就是心存大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携手前行，砥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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