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为东西长方形，现存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座城门缺口。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城址面积17650平方米，最高处达十六米，最宽处达四十余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南河，宽34至90米不等。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此处原为低洼地带，筑城时为扩大面积，不惜调用大批人力物力、垫土夯墙基，最深处达10米，墙基宽度多在60米至100米之间，再加大地面之上的高大城墙，其工程之大，在中国早期筑城史上极为罕见，其中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且与城墙的方向一致，为南北长方形，长28.4米、宽13米，面阔7间，南、北、东三面有回廊。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北垣长460米，南垣长345米，东垣长345米，西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42－102米。南城门缺口因西侧城墙被起土破坏，宽18.7米，北城门缺口宽10.7米，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多。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153座、陶窑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号房址（F1）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北处，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有回廊，为夯筑高台建筑，方向281度，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米，面积369.2平方米。

四号房址（F4）位于一号房址以北7.4米处，是一座廊庑式建筑，由三道墙基槽、门道、门卫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房址方向281度，现已发现长60余米，基宽4米，三道墙基槽南北并列，每道宽30－50厘米不等。

根据城垣和遗迹的地层关系及出土文物判断，古城寨城址为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其年代和地望来看，均与古史传说中的祝融时期相近或大体一致。今本《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此“郑”系指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而言。清嘉庆七年（1802）黑峪沟白衣观《创建火神庙碑记》云：“密本古郐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旧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县老城南关《重修火神庙碑记》谓：“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来，古城寨城址似与祝融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城内宫殿建筑遗迹的规模来看，其规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500米的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约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约7公里，西有王岭尖，东为卢医庙坡，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颍河流经南侧，五渡河从其东南注入颍河，形成一处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岗就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其东南因被五渡河常年冲刷，已成为北高南低的断崖，而岗的西面地势却比较平坦开阔。

王城岗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存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西垣南段残长约65米，南垣与西垣的交角为88度，近乎直角。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西垣与南垣的交角为90度，直角相接。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曾发掘出多处龙山文化夯土基址遗存。其中分布在中西部较大的两处：一为长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一为方形，面积约70平方米左右。在夯土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10多个奠基坑，坑内填埋有数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称大城，其北垣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4－2米，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垣与城壕已被毁坏。大城将小城包括在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在五帝时代的积年以内。

王城岗城址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夏部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传说中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太平御览》卷115引《帝王世纪》说：“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伯即一方之长，在此指部族首领或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鲧。《山海经·中山次经》云：“萯山之首……南望蝉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鲧。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谓：“禹都阳城。”从其方位判断，禹所都的阳城应为登封王城岗古城。王城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于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夏鼐先生认为，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他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