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从此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文/花叨叨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提上行李箱，带着无限遗憾登机离开中国。

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做出巨大贡献、曾经为美国在华利益出谋划策的美国外交官，在此刻还不知道，他即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然后面对自己被丢弃、被怀疑的凄凉晚年。

司徒雷登的悲剧，是许多美国“知华派”的缩影。有人说，这样的悲剧是中国的遗憾。

但是错了，这是美国的悲哀。

1、如果没有接受“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身份，司徒雷登或许将成为中国人最尊重的美国教育家。

他出生在中国杭州，直到11岁才回到美国。那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英文却结结巴巴；在电灯和汽车的世界里，他更熟悉煤油灯和黄包车。因此，他成为被同龄人排斥和嘲笑的“乡巴佬”。

年幼的司徒雷登有一种隐约的尴尬，而这种尴尬将伴随他一生：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个“洋鬼子”；在美国人眼中，他又太中国了。

在美国接受系统教育之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再次回到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创办燕京大学。

这所大学虽然只存在了30多年，注册学生统共不过万余人，却产生了53名两院院士，校友包括冰心、费孝通、杨绛、钱穆等一批著名学者，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在这背后，是司徒雷登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四处筹募巨款，招揽名师，自己却一生简朴，素无积蓄。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雷登同情、支持抗日运动，甚至自己带着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在二战期间，他与许多中国人一起，被日军关押直至战争结束。

1946年，在他的七十岁生日宴会上，国共两党都派出高官参加，国民政府还颁发“嘉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也就是这一年，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他被马歇尔相中，成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从美国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确实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他相当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国内各个派系都有交情，他的学生中不乏在国共两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

2、三年后，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许多外国使团跟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司徒雷登选择滞留南京，他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将避免中国倒向苏联，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

他通过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达了自己想北上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愿望，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一请求作出了极为谨慎的积极回应，同意司徒雷登以非官方渠道前往北京，“与北平当局会面亦有可能”。

考虑到司徒雷登已是73岁高龄，北平方面诚恳地表示，如果他想要坐飞机前往，也可以安排。

当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和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赞成此行，并且认为同意北飞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当然，他们也出于美国利益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比如一定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

司徒雷登满心欢喜，赶紧给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然而他的助手傅泾波深知艾奇逊生性胆小怕事，恐怕难以承受院外游说集团的压力，建议司徒雷登不要苦等国务院的回复，来个先斩后奏。

傅泾波的建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司徒雷登采纳的，唯独这一次例外。

两天后，他等到了一封冷冰冰的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一个月之后的8月2日，司徒雷登带着无限遗憾登上了回美的专机。

3、就在司徒雷登飞往美国的途中，艾奇逊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

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

等待司徒雷登的，是一个无比凄凉的晚年。由于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社会保险，而其毕生的积蓄都给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只有每个月600美元的救济金。

实际上，在回国三个月之后，他便中风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在傅泾波的照顾和资助下，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几年。

司徒雷登的遗愿之一是把骨灰安置在中国，他最后的心愿在2008年终于得以实现。

很多年后，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也认为，中美对话渠道如能继续保持，“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4、如果司徒雷登听从了傅泾波的建议，历史是不是就要改写？

司徒雷登的悲剧人生看似一个偶然的结果，但它透着某种必然性。

就在司徒雷登四处呼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正在为此举行辩论，多数议员认为承认新政权就将“给世界共产主义盖上认可的图章”，“对我们的真正的中国朋友和宗教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就在他对前往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满怀期待的同时，一个撒谎成性、声名狼藉的议员正在盘算着如何“炮打国务院”，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运动，这个人叫麦卡锡。

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而排斥理性声音的僵化决策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司徒雷登的命运。

司徒雷登的悲剧，是美国的悲哀，却不是中国的悲哀。

他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美国全面主导下的中美关系。为了实现美国的全面主导，他主张建立一个分治的、甚至军阀割据的弱政府中国。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出于对美国利益的维护，司徒雷登试图在中美关系微妙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最后却悲剧性地成了任人宰割的替罪羊。有着类似命运的“知华派”远不止司徒雷登一人：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下，被扣上“红帽子”，《时代》周刊称其是“共产中国长久以来的辩护者”，FBI对他的调查报告多达1000多页；

费正清约翰·谢伟思，在国共内战时建议美国在援助上“两面下注”，并多次建议不要出于意识形态放弃与中共接触， 最终被逮捕，尽管最终讨回公道，但他传奇的外交生涯就此断送，在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糊口；

甚至连参与过美国对华事务的马歇尔、艾奇逊，也没有得以逃脱。

美国从来不缺中国问题专家，这些在重大历史关口为美国谋划利益的人，却绊倒在美国自身的体制性缺陷上。

5、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白皮书发表，中美对话大门彻底关闭。

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有人感到遗憾，也有人沮丧。

但有一个人，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别了，司徒雷登》，它的作者是毛泽东。

与美国打交道的长久痛苦经历让中国人意识到，美国的决策形成机制决定了它难以迈过意识形态的鸿沟，一旦它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它最紧要的是妖魔化这一威胁，体制惯性将会推着它，把理性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甚至双赢的政策建议统统扔进垃圾筐。

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毛泽东还提笔写下了另外一篇文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