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寻找大武汉之根 

——首任盘龙城考古工作站长陈贤一教授采访记

作者：张传东 潘安兴

历史上，有一群人，毕生只做好一件事，而闪光人生。陈贤一先生，一位从泰国归来的华侨，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踏上盘龙城这块土地，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把毕生献给盘龙城考古发掘事业，成为享有第一手资料的盘龙城研究专家。

（一）初出茅庐的拓荒者

1963年夏，盘龙城发现青铜器，黄陂县文化部门迅速上报省文化厅，省博物馆即派高仲达先生前往现场调查。他带回来一件出土的青铜斝及一些陶片，省博考古队员对此产生极大兴趣，时任省博研究室主任的张云鹏先生更是兴致勃勃。

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引起省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即派张云鹏先生带领郭德维、陈贤一两位刚毕业分配到省博的大学生，打起背包，风风火火踏上了盘龙城考古征途。几经辗转，渡过府河，一行三人来到了盘龙城的楼子湾岗地。当时岗地上有一条农民新开的沟渠，两边沟壁暴露出大片黑灰土、木炭屑。主持考古发掘的张云鹏先生决定在此发掘。

考古队员要留下开展考古工作，得到公社大队的大力支持。当时农村正在搞小四清，省地县干部下农村蹲点，都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大队干部也安排考古队住在杨家湾生产队的杨长林队长家中。杨队长家有4个小孩，加上考古队4人（另有1名县文化馆人员），吃饭时一桌满满10人，伙食全靠杨队长的妻子张罗。杨队长一家把考古队员当贵宾，虽然自家不富裕，但仍满腔热情招待。在寄居杨队长家的日子里，考古队员深切感受到农民质朴的高贵品格。

在考古发掘期间，正值盛夏三伏天，气温常在40°左右，但考古队员强烈的事业心和揭开盘龙城神秘面纱的急迫心情，使他们忘记了炎热与疲劳。在紧张的一个多月中，他们开2米×4米的探沟5条，共发掘墓葬5座，建筑遗迹1处，灰坑1个，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几十件。资料整理后，张云鹏先生推断，墓葬的形制及葬俗与中原商墓基本相同，随葬青铜器斝、爵、觚配以鼎，正是商墓随葬器物的基本组合，所出青铜器与郑州、辉县商墓青铜器特征几乎如出一辙。尖锥长足陶鬲是早商期的文化特征，张云鹏先生由此断定盘龙城楼子湾是一处商代遗址，商代先民已到达长江之滨。楼子湾考古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了商文化不到长江之说不可信，商代历史版图需要重新改写。在张云鹏先生授意下，郭德维、陈贤一不顾火热酷暑的三伏天，夜晚点起煤油灯，撰写楼子湾考古发掘简讯《盘龙城遗址和墓葬》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武汉晚报》也作了报导，从而引起了史学界、考古界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开展盘龙城考古和研究工作，张云鹏先生认为盘龙城遗址需要一张地形图。蓝蔚先生1954年来盘龙城调查时，曾从民国军用地图找到盘龙城，比例是五万分之一，这不适合田野考古工作的需要。绘制一张大比例的遗址地形，已迫不急待地摆在面前。工地决定委派陈贤一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寻求帮助，得到了该校领导的热情支持。当时学校正值放暑假，校方从留校师生中挑选1名老师和4名学生，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奔赴盘龙城田野考古测绘。他们满腔热忱，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实习、锻炼。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操作经纬仪，来回转跑标尺，汗流浃背，从不喊累，每天从太阳还未升起到日落西沉，忘我工作，晚上加班绘制，一个暑假就完成了任务。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十分赞赏这张地图，还将它收进了北大考古系《夏商考古》教材。

张云鹏先生将考古发掘工地当课堂，对年青一代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解考古知识，尤其是怎样进行科学发掘，怎样处理好地层，怎样写好日记和记录等，使初出茅庐的学子能尽快独当一面，成为业务骨干。考古工作之余，张云鹏先生喜欢与农民一起聊天，晚上杨队长屋前的露天小院摆上几张竹床，一轮明月当空，满天星斗灿烂，杨家湾的许多年轻人都集中到这里乘凉，谈古道今。老年人则讲述祖辈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谈起盘龙城纷纷扰扰的来龙去脉。流传的民间故事给考古工作者研究盘龙城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据老人们回忆，三十多年前，盘龙城有东西南北四面城垣，墙体高高耸起，高达7-8米，内坡缓外坡陡，北垣与东垣相交的东北角还有角楼，城垣外侧还有二层台子，是行人进出通道。躲避日本人时还有很多村民躲在这里！城内荒芜，杂草丛生，成了附近村落放牛、放羊、放猪的牧场。

杨队长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儿时他与小伙伴玩耍，亲眼看到李家嘴西坡散布着不少铜镞。1958年，湖北省文管会郭冰廉来盘龙城考古调查，杨厚学老人主动上交了在城垣脚下经雨水冲刷出来的铜斝和铜爵。当地群众还主动上交了取土发现的4件青铜器。这些事引起了张云鹏先生的兴趣。在一个雨天，他带着两位学生专门走访了杨家湾的老人，包括一位五保婆。据当地老人介绍，大约是1910年，这一带出过一件兽形青铜器，高达90厘米，上面还有数十字铭文。很多精品已卖给了文物贩子与古董商，流落到了海外。

据原黄陂县邮政局职工杨柳青先生介绍，1954年防汛，张公堤告急，面临溃堤，武汉市政府下令全市干部职工上堤抢险，武汉市第四建筑公司全体职工驻扎杨家湾，从盘龙城东西北三面日夜取土，武汉航运公司的大小汽轮日夜汽笛长鸣，穿梭在府河中运土。盘龙城只剩下东北角半身矮墙了，让人唏嘘不已。

（二）石破天惊的发现

1974年初，社员们在垒土围堤时发现青铜器，考古队闻讯，立即赶赴李家嘴，清理了一座商墓，出土青铜器多达22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还专程实地考察城址，发现盘龙城东部有石础，推测可能有大型建筑。同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与湖北省博物馆合作，由俞伟超与王劲主持进行盘龙城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发现2座大型宫殿基址，清理3座墓葬，发掘北城垣，进而确定了盘龙城是早期商城。

历经12年考古生涯，陈贤一已经磨炼成业务骨干，独当一方的主力中坚。1975年5月，经上级批准，盘龙城考古工作站成立，他出任首任站长。这一干又是二十年，一直到1995年退休，毕生奉献给盘龙城考古发掘事业，始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在任期间，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他肩上。他一心扑在岗位上，别无他求。1979年以后，盘龙城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向外围纵深拓展，为配合农田基本水利建设，由他主持对盘龙城南城垣、西城垣及王家嘴、杨家嘴、李家嘴、童家嘴等遗址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从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共发掘7000多平方米面积，对盘龙城城壕、手工作坊、龙窑、墓葬区等一一揭露，基本掌握了盘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将整个遗址分为七期，时间从二里头晚期到二里岗上层二期。较为重要的发现有杨家嘴、杨家湾等地发掘的与铸铜有关的灰烬沟遗迹以及在王家嘴发现的长达54米的龙窑，它们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铸铜和灰窑遗迹。

时光流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盘龙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向室内整理。如何将历经艰辛获得的盘龙城考古发掘资料通过整理、研究，使其成为夏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成果，展示在世人面前，并由此揭示盘龙城神秘面纱，是摆在陈贤一面前迫切而又繁重的任务。为此，他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与王劲馆长一道，在李桃元、陈树祥、付守平等协助下，历经数载，于2001年完成了60多万字的《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无不凝聚着他与同仁们的心血。

（三）倾听农民呼吸的脉动

保护文物离不开当地干部群众，将心换心是他最朴实的方法。1974年在盘龙城发现宫殿基址后，当地群众兴奋不已，大队干部还雄心勃勃要改变农村面貌。有一天，大队书记叶三六与生产队长杨长林找到王劲馆长和俞伟超教授，叙说盘龙城所在的杨家湾历史上曾遭受血吸虫灾害。考古队员在1963年发掘楼子湾时，也亲眼目睹了杨家湾多人身患血吸虫病导致腹部肿胀，俗称“大肚子病”。一位年长的五保婆婆介绍，1949年以前的杨家湾，大部分男子都得了血吸虫病，寿命一般不超过30-40岁，历年湾里病死一批接一批，十分凄惨。叶书记说当时湾里流行一些民谣“一进杨家集，人人都怀喜，女的怀十月，男的怀到底”。1974年北京大学师生发掘盘龙城时，曾请县血防站医务人员对湾前水塘的水进行检查，在显微镜下看到一条条血吸虫像蝌蚪一样活灵活现地摆动。在俞教授和王馆长面前，队长杨长林几乎要跪下来恳求上级领导，批准在古城外兴修土堤阻挡每年洪水的侵袭，俞教授和王馆长听后深为感动，十分同情当地农民的遭遇。当地政府也很理解，但为什么没有将修堤列入水利工程呢？原来，盘龙城一带地势宽阔，是武汉防汛泄洪的地区，武汉市防汛指挥部不同意在此修堤。面对这一难题，主持盘龙城考古发掘的俞伟超教授和王劲馆长不得已亲自找黄陂县委书记协商。最后李书记同意俞教授的请求，在古城外修堤防洪。工程批准了，但水利经费从哪里开支呢？为此，俞伟超、王劲又向韩宁夫省长请示，要求在经费上给予支持。韩省长当即批准经费2万元支持修堤工程。土堤修起来，当地农民大为受益，叶店大队增加了上百亩水田和养鱼塘，农民很是欢喜。1983年府河堤王家嘴段崩溃，又是一个新的灾难降临，当地干部束手无策，又找到文物部门，王劲和陈贤一及时向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汇报，要求救灾。出于保护文物，省政府即批准补堤和修路费5万元。由我们向省政府申请的经费批准了，但这笔款从省里转到生产大队，还是经历了许多麻烦和干扰，最后才落实。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求叶店大队紧密依靠省地县各级领导，争取经费早日到位。大队书记叶三六对此也十分努力，到处争取经费。他带着介绍信，几经辗转，到省文化厅找到胡美洲副厅长，批到了盘龙城保护费七千元。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奔波，到县人大找到主任朱明富及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蓝毓文，蓝书记看了递上的报告，立即作了批示，叮嘱送财政局等候消息。叶三六大喜过望，决定再接再厉，又跑滠口公社找到书记，批到了一万元，大家高兴不得了。叶书记又大脑洞开，专程到副县长孙文太办公室，讲明原由，请求借挖土机、推土机、压土机支援叶店西湖堤建设。孙副县长表态爽快，机械轰轰烈烈上了工地。这样，总算达到预想的目的。直到今天，叶三六对陈贤一办事认真、为人忠厚，总是称赞不已。

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建立亲密的交往平台，是考古队一项重要课题。在条件非常艰苦的年代，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亲密友善和谐的感情，赢得了社员的尊重与信任。实际上，在持久的盘龙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很多社员还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考古队的生力军。考古队不失时机地在湾里宣传国家文物政策，湾头巷尾张贴着“一切文物归国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等标语。同时大张旗鼓宣传文物法则及保护文物有功有奖的政策，激发了发现文物及时上交的热情。

杨柳青、杨云清兄弟俩在建屋挖基时，意外挖出了几件青铜器，立即上交到省博物馆，郭德维、陈贤一留他们吃饭，还发给误工费和路费，他们当时挺过意不去，连忙说：“文物是国家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邱富权曾参加楼子湾考古发掘，在李家嘴发现青铜器的时候，是他站出来劝说民工，并上报省博物馆，请派专家清理。当时，一些人被说服了，却也有个别人有一己私利，想把青铜器送废品回收站卖个好价钱，局面有些失控。生产队长知道此事，又向社员说明这是犯法行为，要他们立即交出文物，集中存放在小队仓库。省博物馆人员到达后，当场验收，悉数交给。这批22件青铜器，不少是国家一级文物，邱富权保护文物的佳话，受到黄陂县文化部门的表彰。

杨家湾村民黄碧涛在清理水沟时发现黑灰土，还露出了一块铜片，以前小孩还拾到铜鼎足，随即向考古工作站报告。陈贤一和李桃元、付守平等人一道分析，认为可能是大墓，马上上报省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果不其然，这便是杨家湾11号墓，出土文物75件，其中青铜器35件，商代圆铜鼎之最大者从这里横空出世。黄碧涛提供线索，功不可没。

（四）省地县领导的撑腰

1975年春，韩宁夫省长到盘龙城视察，看到考古队员居住在农民家，条件极其简陋，常常与猪圈、牛棚、鸡舍为邻。住在粮食仓库的考古队员，时常碰到老鼠爬到人身，遭咬伤导致出血热而送医院抢救。王劲队长住在五保婆婆家中，泥墙千孔百疮，在三九严寒，四面朔风灌进来，只得用报纸贴在墙上挡风。韩省长了解情况后，非常感动，当即指示省文化厅、省博物馆，写报告上报省政府，要求设立考古工作站，韩省长批示落实，盘龙城工作站由此建成。省馆派人长年驻站，作为一个常设建制单位，工作站在农业学大寨中马不停蹄地配合农田水利工程，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盘龙城考古工作站成立后，仍然面临复杂、严峻的盘龙城文物保护重任，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1975年春，修长堤的民工队伍在南城墙上挖槽搭棚，留守站里的王劲队长与队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与民工队长多次交涉，对方不听劝阻，依旧我行我素，双方陷入僵局。生产队长杨长林赶紧出面解围，作劝阻工作。他们一同来到公社，县文化局长也来协调，传达省政府关于保护古城的指示，破坏古城行为才被制止。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筑堤民工为了就近取土，转到堤北王家嘴及城墙周边挖取土。考古队出面交涉，要求转移取土场，按协议办事，民工队长有些阳奉阴违，堤北挖土依旧，当时还又暴露了几十米的疑是城壕遗迹的灰色淤土，情况紧急，考古队只得越级上报韩省长，请求下令停工。面对取土大军，考古人苦苦劝说无果，危急关头，一位公社干部匆匆跑来传达韩省长电话精神，不允许在城墙地段取土，应速转移取土场，这场文物保卫战才告一段落。

1983年夏，狂风暴雨持续数十天，洪水滚滚而来，盘龙城泛滥成灾。防汛取土大军迅速扑向盘龙城这块高地。驻守在工作站的陈贤一洞察到这一动向，一群民工扛着铁锹正向宫殿区压过来，准备挖宫殿地基。见此情形，他急得满头大汗，跑到现场，向民工大声疾呼：“这是3500多年宫殿老基，不能毁掉自己祖宗文明的根啊！”尽管他急得直跺脚，怎么说都也不管用。叶店村书记告诉他：防汛指挥长张文波副县长就在殷家河险段。他听后直奔殷家河，好不容易找到张副县长，汇报紧急情况。张副县长陷入沉思，他想起了省长韩宁夫、地委书记熊俊华制止破坏盘龙城文物的桩桩往事，又想起省委副书记沈因洛所下命令“一旦盘龙城遭到破坏，拿县长是问”。此时，张副县长询问陈贤一还有哪里可以取土。陈忙说“李家嘴高地”。张听说后，果断采纳这一建议，当即召开现场会，宣布不取宫殿基地一锹土，防汛另找土场的命令，大家立即退后，自动到别处取土。逃脱厄运的盘龙城宫殿顿时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五）培养人才的摇篮

盘龙城工作站建立后，工作站配合北京大学考古实习办了考古训练班，结业后一部分学员留在工作站工作，他们刻苦耐劳，认真学习和工作，朝气蓬勃，团结一致。

1980年6月23日，一股强大的龙卷风袭击了盘龙城考古工作站。突然间，天昏地暗，雷电交加，房屋摇摇欲坠，当即有人疾呼：“龙卷风来啦！”在整理间上班的工人听到呼声，立即走出来，刚离开门槛，轰隆一声，房屋就倒塌了。院子几米高的冬青树，被一团螺旋状黑风连根拔起，经历二十多分钟台风的盘龙城，乌云笼罩，大雨倾盆，大家三五成群，拉手围成一团，共渡难关。大家经受着凄凤苦雨的折磨，个个浑身透湿，冷飕飕的旋风冻得每个人都颤抖难熬。这时韩贤云、杜荆江等同志冒险冲进房间，将自己衣箱里仅有的几件半干半湿的衣服发给受寒和生病的同志暖身。在饥寒交困的时刻，时任事务长的陈兴付与杜荆江一起，不顾自身疲劳，坚持在半倒塌的厨房里为大家煮面条。在暴风雨到来之时，陈树祥同志不顾危险，冲进房间，抢救图纸，清理文物资料，大雨之后文物严重受损，大家不顾疲劳，将陶片打包，安全转移。晚上还轮流值班，保护文物安全。

经过陈贤一先生的传帮带，盘龙城考古工作站很快涌现出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干的人才队伍，成为人才成长的摇篮。考古发掘是一门技术性的工作，盘龙城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他们掌握了考古发掘方法。从1979年至1995年，他们清理了30多座古墓，30多座灰坑，发掘6座房基，清理了2座龙窑、2座灰烬沟遗迹。尤其是他们一手清理出来的龙窑和灰烬沟，长达几十米，是夏商时期最早的龙窑和铸铜遗址，为研究盘龙城商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这批技术人员在盘龙城艰苦奋斗，通过自己努力，都有一技之长，有许多后来成为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晋升馆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在不同岗位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培养技术人才一直是盘龙城考古工作站的重要工作和任务。考古资料整理中，文物修复是一项迫切任务。把30多个墓葬出土的400余件青铜器，2000余件陶器进行修复，直接关系到资料整理的进度。为此，陈贤一先生先后从江陵考古工地请来陶器修复师傅作技术指导，又派韩贤云到省博物馆跟随胡家喜学习了修复青铜器，他们以老带新，培养一批又一批技术骨干。韩贤云到山西修复青铜器，刘少华、王翠华到枝江修复陶器，邓蔚兰、朱菁华到江西修复原始瓷器，刘翠兰、程建华、鲍友桂、蔡桂娥、陈淑庄等先后支援新洲、荆州、黄冈、咸宁、襄阳等文物部门修复文物，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工，造就了盘龙城品牌，为全省文博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六）坚守良知的夫子

一个潜心做学问的专家，打从毕业那天起，就把毕生献给盘龙城考古发掘事业，解开3500多年的谜团。他和同仁孜孜不倦寻求大武汉城市之根，还原大武汉少年之时的勃勃英姿。他的忠厚勤奋获得了同仁和领导的认可与赞许，先后获得省博物馆先进工作者，出席湖北省省直机关宣传系统先进党员表彰大会，他主持撰写的《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荣获第四届夏鼎考古学研究三等奖。面对荣誉，他却认为这些来之不易的盘龙城学术成果是他和他的同仁几代考古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盘龙城考古发掘工作中，他始终是配角，是普通一兵。这种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正是一代考古人的良知。

我们与陈贤一素昧平生，只是文字之缘，竟成知音。陈贤一先生待人真诚，不摆架子，赢得很多人的尊重。他们的风骨，是一代考古人的丰碑。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后来人，在艰难岁月如何一往无前，万难不屈。他一心为老百姓、为农民分忧，是普通老百姓心中的真人，他坚强的事业心，为考古工作兢兢业业，足以让很多人感到佩服。他几十年如一日，在自己的岗位上，低调做人，默默耕耘，从不显山露水，诠释着什么是忠诚，怎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一个普普通通共产党员的形象。

关于作者  潘安兴，自号木兰山樵，1949年10月11日出生。湖北黄陂人。当年老三届，经历知青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下岗打工，招聘政府机关工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中华大家庭赋》。作品曾获全国《钰山赋》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