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记载的典章礼法、风物人事，还有一些涉及氏族迁徙、国家缔造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都是极为宝贵的。作为“史书”，它虽然自由顽皮到不可救药，但因为绝少其他文字可以代替，也就不得不倍加珍视。数千年里要研究历史几乎都离不开“诗三百”，形成了所谓的“以诗正史”。它的叙述方式和意图主要在于记事，有时还会忘情地直抒胸意。这就决定了它的风貌与品性不是后来的史书文笔那么直接和简明，没有直奔主题和目的。它时而旁逸斜出，生动浪漫，心情开敞，常常是一吐为快。这就对后世的记录文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多少具备它的性格。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鲁迅先生夸赞司马迁的话，他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再次将“诗”与“史”连到了一起。
我们记述历史的专门著作是渐渐才变得无趣的，越是到后来越是如此：不仅没有韵律，还艰涩干瘪，令人难以卒读。史章的文字仿佛变得愈加简明和严谨，绝无丰腴可言，早就失去了司马迁笔下的那种生气伶俐。于是我们眼中的史书常常是大而无当之物，这期间没有鲜活的个体，没有人性的决定力和转折关系，仿佛历史只是一个机械的组合体，是神秘而又僵硬的一次次偶然，是人人无可奈何的既成事实。这些厚笨的篇章里没有人性的温度，没有传神的细节，没有鲜活的生命，有的只是物质化的强硬拼接与堆砌。文字溲干，没有汁水，神情麻木，缺少喜怒哀乐等情感刻记，没有生动丰盈的局部。这样的史笔记录的只能是一些非人的生活和虚假的场景，岁月成为枯燥数字的累加，是无意义、无记忆价值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史书不可能是信史。
在现代某些人那里，如果说史书一定要继承《诗经》的传统，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戏言，一种偏执的观点。他们早就忘记了那部原典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即史的价值。某些人即便承认这种价值，大概也会敷衍说那是缺文少字的上古造成的偶然。但问题是，我们却会在这种“偶然”中找到最为丰富和真实的储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那个时代君子与劳民的生活、具体情状和风俗习惯，更有一些历史关节。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反过来也加重了“经”的性质。也许由此，人们会忘记《诗》的绝大部分，其产生的初衷恰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专注于考察其中的史实，从大事到小事，从君王到奴隶。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几篇可以称之为“史诗”的文字，如《公刘》《生民》诸篇。
这些篇章也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依旧是尽情的咏唱，内容只是抒发的材料，人的情感借此攀援而上，直到一些相当冲动的场景描述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著史？今天的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因为他们早就被逐渐形成的模式给框定，不会认可《诗》的传统和情怀，不会觉得那种随意和烂漫的抒情文字也能步入“史”的正殿。其实他们已经忘记，《诗》早就无可争议地端居于这个崇高的位置上，它已经是“六经”之首，是“三坟五典”失传之后最可依赖的文字，不仅是中国诗歌之源头，更是“史”之源头。抽掉其“史”的功能和功用，其“经”的地位便会变得孱弱。这种“史”不仅是信史，而且是足以效法的尺度，是言说先人道德行为的丰富宝藏，经历了数代人的传唱、选择和充实，今天已变得不可撼动，不可摧折。
在几千年的时光中，一些不安分的文人极尽推敲穿凿之能事，试图提出自己的质疑，然而或者无能为力，或者耽于中途。总之无法做出更动或确立，原因是难以超越。经过了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圣大哲的解释，这三百篇更加屹立于民族文明的滔滔巨流之中。对于那段历史，没有可替代的篇章，没有其他更丰富详实的文字，也就没有几千年传唱叹赏中滋生的万千思绪。它被后来者，被一代代的精神所簇拥。以诗写就的历史就存于此，它留下了不绝的余音、无边无际的蔓延。
仅就历史的书写而言，仍然是“诗与帝国对立”。整齐划一的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在《诗经》中是缺少的。当年的庙堂定制者肯定会有再度规范的企图，但还是失败了，或者是不得不放弃。那是人类之初的原始时期，大自然的教导力依然强大，所以留传下来的是多极多义与多姿多彩的交响合奏，是多声部，是合唱和独唱相互辉映的历史华章。只要充满了个性，就有鲜活和灵动；有个体的存在，就有千姿百态；个性毕露的历史细节将在诗性书写中得到保存，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总体而言，《诗经》是集三百篇于一体的、伟大的历史保鲜行为。
摘自《读<诗经>》，中华书局2019年4月版。插图选自《诗经名物图解》，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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