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艺术合为一个整体。对杨冉的艺术来讲，有这样几方面作为核心：一个可以称为红色的青春。她在红色的年代，出生在红色的遵义。刚入中学，便被选拔进入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工作。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多少重大的历史瞬间，都在这里发生。她们天天面对着天安门，也常常工作到深夜。她的青春便伴随着这种紧张与庄严渡过。

在这段经历中，使她最难忘记的是76年在为瞻仰、追悼毛主席的半个月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列队行进，放声痛哭，真的有天塌的感觉。多少天过后，耳边依旧是哭声……。再一个核心可以称为佛缘。也是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便认识班禅大师。不知是否与她少年在家乡经历的苗地神奇浪漫的生活有关，在离开大会堂后，慢慢被佛教吸引，经班禅而认识了佛学院副院长那仓活佛，并拜那仓活佛为师，从此皈依佛门。在那段修行的岁月里，她多次去藏区寺院礼佛、观摩。在这里，她感受到的是在血脉里的亲切与感动。那丰富的、浩瀚如海的藏地佛教艺术，成为她的精神的底色。

还有一个核心可以称为画缘。应该说，对绘画，她有更深的缘分。她有苗族血统，她童年生活便围绕着唱歌、跳舞、苗绣的，这生活更贴近生命，让人易于进入心灵的世界。她外婆爱种花，画花更是绣花的好手。杨冉现在还收藏着大量的苗绣。

她父亲则是木雕的工匠，伯父是当地最有名的石雕工匠，遵义大型纪念碑“红军山”，便由她伯父担当雕刻。她从小便爱描描画画，在人民大会堂工作时，也担任黑板报的图画。她对画的热情也伴随她的成长而与日俱增，在那近似军事化的高度紧张的工作中，依旧无法压制她自由的天性，她向往着自由奇异，无拘无束的艺术家生活，并最终实现了这样的生活。

杨冉画风景，也画人像，但直到去画红色主题，才走进了自己的艺术门。她回到自己人生的原点，毛主席像、天安门、佛像……纷纷来到她的面前，在神奇浪漫的基底上，被她融构成一个机缘巧合的有机综合体，并形成她的艺术特色。我不能说杨冉有高超的绘画技巧，但她的艺术都有感人的力量。对艺术，这才是最宝贵的。

艺术，是一种直觉的，根植于生命深处的东西，有的人在画面上只需要一条线，便会传达出出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而有的人，即便画的再多、再精道，也是索然无趣。艺术是有生命的，它关手心，而不在于技能。

在表现手法上，杨冉的作品也是综合性的，她将表现性油画与丝网印刷相合，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浓烈多彩、奔放开阔的感人力量，同时具有一种硬朗简明的当代气息。

她通过红色主题，找到自己的本心，形成自己的风格，现在佛教主题也进入她的艺术世界。使这世界丰盈起来。她将自己的生活、才情融为一体，给我们呈现一个充满神异气息的心灵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