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雀悲

卢海娟

“我去接我二叔，我登登地跑。”这是弟弟小波那一年最爱说的话，那一年，他三岁，我五岁。

弟弟小时候似乎有些缺钙，长得白白胖胖的，却怎么看都显得柔弱，每每跑起来，两条胖胳膊总会大幅度地摆动，因为腿短一步挪不了多远，而且跑不出直线，小屁股扭来扭去，身体左右摇摆，看起来像棉花团在跳舞，看到的人，总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村庄太小，娱乐太少，弟弟成了村庄的笑料，村子里长得最好看的大姑娘潘莲，葛天荣，还有老郭家的小萍，老曹家的小娥子，她们一见了我们，就嘁嘁喳喳地示意我说，小娟子，你快跑，快跑。

弟弟是我的小跟班，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我跑起来，他怕我丢下他，必定努力跟着跑。

我在前面跑，弟弟立刻很认真地端起胳膊跑起来，弟弟扭搭扭搭迈着小碎步，表情凝重，潘莲她们就笑，笑得拊掌拍腿，笑得直擦眼泪，笑得引来在供销社上班的村里最优秀的小伙儿曹平安，然后姑娘们便掩着嘴巴吃吃地笑……我回头看看弟弟，没看出他跑起来有什么好笑，只是慢了一点点而已，就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几位如花似玉的笑个不停的大姑娘。

胖得像球球，跑起来很慢的弟弟夸下海口，说“我去接我二叔，我登登地跑。”这本身就是个笑话，奶奶一重复这句话，就笑出眼泪，而且，这句话似乎也写在寄给二叔的信里面了，那段时间，弟弟的话成了名言，大家想起来，就要学说一遍，笑一遍。

二叔十八岁进的监狱，那时候我和弟弟还没有出生。二叔在监狱呆了六年，因此，从我出生开始，那个让全家人挂在嘴上的，每当年节奶奶要四处淘登姜片寄过去的二叔就成了我的好奇与盼望。

二叔是反革命，他在上山打柴时用斧把在雪地上写“刘爷爷万岁”，当场被抓——这是我听邻居老于家小孩儿说的，小孩儿是邻家女孩，比我大两岁，无所不知。

家里人不提二叔的事，不过因为二叔的缘故，在村子里我们是反革命家属，生产队一开会，父亲就要代表全家人挨批斗，好在父亲一直老实听话，也没得罪过什么人，生产队的人也就存了同情，批得不是那么狠。

二叔回来之前的那一个的春节，奶奶给我和弟弟都扯了花布做了新衣裳，弟弟做的是件绛红色带花的棉袄，我做的是件白底带粉色花瓣的罩衫。新衣裳只在过年那几天穿了一次，然后就被妈收起来，说是留着接二叔时再穿。

三月，春寒料峭，二叔回来的日子到了，父亲那天大概一如既往地去生产队上工，妈大概在家带最小的弟弟小斌——家人都在做什么，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带着我和小波去了村里的卫生所，那是我们村每天唯一一趟客车的停车点。我们在那里左等右等，奶奶神采飞扬地跟每一个路过的人打了招呼之后还要聊上半天，我和小波百无聊赖，第一次感觉等待的时间是如此漫长。

车终于来了，那个从未见过的二叔一下子出现在眼前，他那么高，那么白净，大眼睛笑得弯弯的，脸上还有两个大大的酒窝，头发浓密茂盛，比村子里所有的小伙子都帅气，就好像出远门回来的人一样，一点也不像劳改犯。

这正是我心中盼望已久的二叔的形象。

奶奶跟他说了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奶奶把我俩介绍给他之后，他一把就抱起了小波弟弟，急得我仰着头直叫二叔，他于是又拉着我的手，奶奶提着他带回的网兜和行李，我一路蹦蹦跳跳的，小手纂在二叔温暖的大手里，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地回家。

二叔让我们家有了新鲜感，他带回的东西，有笛子，口琴，有厚厚的书，还有毛笔……二叔回来之后，奶奶把最北边那一间闲置已久的屋子收拾出来，让二叔三叔搬过去住。

家里的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说话的人多了，笑声也多了。二叔最喜欢小波弟弟，早上，妈起来做饭，二叔便跑过来，掀开幔帐，把小波从被窝里抱出来，抱到他和三叔的屋子里，通常，小波弟弟都不会醒，仍然像酣睡的小猪，等他醒来，就会一直发呆，问二叔，他怎么会睡在这里，二叔就骗他，说，不是昨晚你自己过来要跟二叔睡的吗？

骗得久了，小波弟弟晚上总是很紧张，要确保自己睡在父母身边才肯闭眼睛，不过，第二天早上还是会在二叔那屋醒来，小波憨，弄不明白也就放弃了，二叔整天乐此不疲。

二叔三叔和父亲一样，都在生产队里上工，二叔上工不久，在一次倒木头时崴了脚，脚脖子肿得像大象腿，无法走路，只好在家病休。

我和小波跟二叔的热络劲还没过，我俩整天缠着二叔，二叔便给我们吹口琴，他用两只大手捂住银色的口琴，“小小竹排江中游……”曲调之中能听到二叔换气的呜咽，我就觉得那首曲子藏着哭泣，有些悲凉。二叔吹起来就不愿停下，我们听不懂，让二叔吹笛子，二叔说，没有笛膜，要找一根芦苇，把芦管里的薄膜取出来贴在笛孔上。

我们找来芦苇，二叔把笛子打理好，故意逗我们，手指在笛孔上快速起伏，吹出的声音动荡尖锐，我和弟弟急忙捂耳朵。后来曲调和谐起来，我和弟弟抱着二叔的腿，听二叔吹“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奶奶找了陈年的粳草，烧成灰，用酒和了，便成了治跌打损伤的药，敷在二叔的脚脖子上。二叔的脚在慢慢消肿，平时，他多半是在看书，厚厚的书，看起来很有趣的样子，我每次见了书都很眼馋，可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好在二叔还有带图的小人书，我可以小心翼翼地翻看。

有一本小人书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二叔闲来没事，就找出他带回来的纸笔照着小人书画画。画面上，孙悟空跳在半空，金刚怒目，金箍棒重重地砸下。白骨精身着披风，脚步交错，抓髻上插两根翎子，漂亮的脸孔惊恐不安，双手举剑相迎。二叔把两个人画得栩栩如生，还用心着了色，画好后，题了名，贴在墙上。我常常坐在炕沿上歪着脑袋左看右看，二叔的画，比年画还好看，我真想像二叔一样，画出好看的画，把整面墙都贴满。

二叔是这样才华横溢，与众不同！以至于我觉得劳改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那时候工作队是吃派饭的，常驻我们村的工作队员中，有个姑娘姓高，我们家里人都亲切地叫她小高，她来我家吃饭时，听到二叔给我们吹口琴吹笛子，看到二叔贴在墙上的画，小高赞不绝口，此后便常常来我家，跟我妈好得像姐妹，我们叫她高姨，我和弟弟都很喜欢她。

三叔也跟二叔学会了吹口琴，夏夜，我和小波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二叔和三叔把口琴吹得呜呜咽咽起起伏伏，连潘莲、葛天荣她们都聚集到我家，这些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全都温柔婉转起来，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我们家鲜花朵朵，我和小波弟弟开心极了，围着这些大姑娘跑来跑去，院子里的笑声不时爆竹一样炸裂，被悠扬的口琴声或是笛声串成串串珍珠，风干在童年的小记忆中。

后来，高姨带了各种颜色的广告粉，带着纸笔来我家找二叔。原来“四人帮”被打倒，村子里需要无数的宣传画。那个年代，一切都来自于手脑并用的原创，二叔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也不知道画了多少漫画，写了多少标语。他的毛笔上饱蘸七彩的颜料，他的大排笔总是鲜红无比，那些漫画，被批判的对象往往有硕大丑陋的面孔，伶仃细小的肢体上是大大的红叉，或者折服在巨大的铁拳之下，各种夸张的表情，让人扬眉吐气而又忍俊不禁。二叔自创的标语有的合辙押韵，有的长短参差，极富表现力。小高阿姨每天都会来我家，她的创意总会被二叔圆满地落实在纸上，两个人躲在二叔的北屋里，有研究不完的话题，我和小波也想挤进去瞧热闹，妈斥责了我们，把我们轰到外面去。我们只能在窗根下听二叔吹口琴，听二叔和小高阿姨欢快的笑声。

小高阿姨和二叔形影不离，那是二叔最英俊的日子，除了吹口琴、吹笛子，二叔总是眨巴着眼睛思考，倘若想出个好点子，两只酒窝便深下去，圆下去，会心的微笑之后，只几笔，新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二叔的日子这么开心，大家都替他高兴，可是奶奶不喜欢他这样，奶奶四处找人给二叔介绍对象，村子里的姑娘稍一踟蹰，她们的父母立刻拉长了脸：跟一个现形反革命，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到头了？他可是没“摘帽”的。

二叔高大英俊，二叔才华横溢，可是二叔是劳改犯，是现形反革命，没有谁敢赌上一生的幸福嫁给他。葛天荣是下放户，不久就随父母搬走了，潘莲嫁给了曹平安，郭家的小萍嫁到小县城里去了，小高阿姨一直没有嫁，可是她的家人把她调回到城里去了。

日子像一阵风，一些人和事，忽然就被刮走了，刮到爪洼国去了。

如火如荼的宣传画旧了，破了，被人撕扯掉了。没有什么运动，能阻止人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过凡俗的生活，与二叔年龄相仿的姑娘们陆续穿上嫁衣，连三叔也有了对象，奶奶仍然四处奔走，二叔的对象成了难题。

我不知道二叔的激情是否在流逝。只知道，二叔的兴趣转移了，他爱上了捉鸟。

捉鸟的方法有很多种，通常是用马尾巴上的鬃毛捻成绳套，系在李子树枝上，向日葵的大圆盘上……向日葵上套到的是爱嗑瓜子的豆辣子鸟，李子树上套到的是麻雀——不管什么鸟，二叔一律扔给我和小波，我俩把被二叔弄死的鸟扔到灶坑里，烧掉鸟毛后放到炭火上烤了吃。

套鸟不过瘾，二叔开始下药。也不知村民从哪里淘到的，氰酸钾铝，剧毒物，村民们叫它野鸡药。

二叔弄到指甲盖大的一坨，先刮下一点点药面，用水化了，拌了秕谷，倒在猪圈门口，那地方是麻雀的集散地。二叔下好了药，笑嘻嘻地告诉我和小波等着吃小鸟，自己便躲出去了，我俩也遵从二叔的告诫回到屋里，只等着一大波麻雀前来送死。

我们玩着玩着就忘了二叔的毒药，忽然，院子里传来奶奶的惊叫，继而是大骂，我和小波飞跑着出去，奶奶站在猪圈门口，脚边两只鸡散乱了鸡毛，看来已经死了，另有两只鸡还在扑打着翅膀做垂死的挣扎。

二叔听见动静急忙赶回来，讪讪地解释。小波不懂，拍着巴掌粗声粗气地说：“这下可药死个大的！”二叔听了，扑哧笑出声来，奶奶也不再骂人，吩咐我妈烧了一大锅开水，妈褪了鸡毛扔了鸡的肠胃，炖了好大一锅香喷喷的鸡肉……

二叔的对象终于有了进展，是离我们村十几里外的姑娘，和二叔同岁，原本与我们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定了亲，后来那小伙子嫌她丑，看上了另一个高大漂亮的姑娘，把她退掉了。

不久这位名叫马淑华的姑娘就来到我们家，她个子矮矮的，小鼻子小眼睛的，脸孔黝黑，还带着麻点，看起来很老的样子。好在她性格开朗，爱笑，有两条垂到腿弯的大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