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的爱情 

李艳明

1

这封信已经来了整整一个星期，它来自遥远的俄罗斯美丽的车里雅宾斯克。我看过信，通篇全部是连笔的俄文，我不懂俄文，所以无法知道信的内容。可我还是像做了贼似的不敢声张，瞒着妻子，把这封信偷偷地揣进了贴身的上衣口袋里。这封信每天紧紧贴着我的胸口，有时我能感觉到这封信是有温度的，它让我的心口一阵一阵地有些发烫。然而，这封信更多的时候，就像一只出窝不久，韵事不深的小猫儿，总是伸出顽皮的小爪子，一下，又一下地在抓着我的心，挠着我的肝，让我难受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我虽然不懂俄文，但我知道这封信就是叶辛巴耶·加娃寄来的。不知怎地，一想起叶辛巴耶·加娃，我的心里又有些隐隐地发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发慌。

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异性朋友也很少。二十二岁之前，我的个人情感记录，就如同一张白纸那样干净得没有一丁点儿记录。直到一九九三年我去了一次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属于我的个人情感记录上才有了第一笔内容。时隔二十六年，又挎着遥远的国度。叶辛巴耶·加娃的这封来信，简直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惊诧、迷惘之后，使我原本平静的生活，忽地荡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这封信触动了我的神经，也撩起了遮挡我心头情感的那副门帘，埋藏内心已久的一桩情感秘密随之浮出。叶辛巴耶·加娃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中也更加清晰起来，今生今世恐怕再也无法从我的记忆库中删除……

2

车里雅宾斯克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城市。这里一年四季都很美，但最美的季节要当属春季。一九九三年，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中国劳务大军，到达车里雅宾斯克的时候，正是梨树和桃树顶了一头白雪，小草钻出地皮的时节。大部分冬眠的小精灵，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蜜蜂却抢了先，在梨花和桃花中闹翻了天。寂寞清冷了一个冬天的城市，被夜里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洗过之后，立马就新鲜了，并有了一丝的活泼。

俄罗斯人的工作态度和时间观念，与我们想象的绝对不一样。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慢悠悠地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工地上经常缺少材料，迫使我们不得不停工，有时一停工就是一整天。再加上休大礼拜，一周干活的时间也就三四天。刚开始，从领导到工人都很着急。可既然入了乡随了俗，我们就得跟着俄方的节奏走。况且俄方曾明确地告诉我们，不管干不干活，我们每人每月一吨铬铁，运到国内，能卖八千块钱一吨。起初放假，领导怕我们出去不安全，整天把我们闷在宿舍里，手把手地按着不准跨出门槛儿半步。可外面的世界对我们这些年青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心里边觉得车里雅宾斯克哪都好，哪都新鲜。我们的两条腿上总觉得有两条，无形的绳子牵着不自主地向外走。领导见宿舍实在关不住我们了，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限制我们出门。刚出去那会儿，我们一个个如同刚出窝的小野兔处处谨慎不说，甚至还有些提心吊胆，异国他乡必定不是国内。后来，俄罗斯人的热情和好客，打消了我们心中的各种疑虑。车里雅宾斯克这座城市，也敞开胸怀接纳了我们。我们宛然成了，车里雅宾斯克这座城市的大半个主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大男孩儿，从此就开始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车里雅宾斯克的每一条大街和小巷，想去哪就去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军事禁区和违法的事除外。肆无忌惮地“疯玩”最终还是腻歪了。

实在没地方去玩，我们就去服装交易市场找经商的中国老乡聊天。苏联解体后，许多中国商人都跑到俄罗斯去经商，在车里雅宾斯克，绝大多数正经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都挣到了钱。中国老乡见我们每周大礼拜天的好时光全部白白地浪费掉了，就替我们觉得可惜。热心的中国老乡给我们出了一个招，让我们在市场上跟着他们做起了服装买卖。我们和中国老乡各卖各的货，货源可从中国老乡那里赊。手里有了零花钱，我们就自己改善伙食，吃着大鱼大肉，喝着俄罗斯黑啤酒，简直都让我们有点儿乐不归蜀了。

3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怎么了，我的左腹和后腰经常疼痛，开始时，是那种丝丝拉拉的痛。自己咬咬牙还能挺得住。就在这个当口上，我们的一个项目副经理回国了，他的职位一直空缺。国内一时半会儿，也没人来接替那位副经理的职务。车里雅宾斯克项目部，决定在工人当中提拔一位懂技术的管理干部，我获得了自己即将要被提升项目部副经理的消息。再加上，俄罗斯人好像摸透了我们的脾气，工地上的原材料也逐步地供应上了。原来还很轻松的工作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但每周大礼拜还是照休不误。我每天一到工地要安排几十个木工的活，另外还要与俄方的技术人员沟通，处理施工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病痛，总以为自己身体很结实，病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我的坚持没过多久，病痛就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有生以来，我经受了最难熬的疼痛。这天头午我竟然发现自己尿血了。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扛下去了，只好去工长室，向工长说明了一下自己的病情。

“怎么会这样？你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吗？既然有病为什么不早说？”工长先是埋怨了我一通，最后又说，“这么地，先把工地上的事放一放，一会儿跟送饭车回驻地，叫胡老赶紧带你去医院。千万别把病耽误了。”

工长说的胡老是项目部管生活的副经理，同时还是翻译组组长。胡老的妻子吴旋是我们队医，我们年青人都习惯称她为吴姨。整个项目部谁都知道，只有木工班长和电工班长与胡老夫妇关系最好，这两个班长，就是二十二岁的我和四十岁的赵国本。

随饭车回到了驻地，病痛已折磨得我大汗淋漓。我手按腹部，迫不及待地敲开了胡老的房门。

“你怎么了？脸色咋这么难看？是不是受伤了？”还没等我说话，胡老就瞪大眼睛既惊又恐地问。

“胡老，我的腹部和腰部疼得要命。在工地上都尿血了。”我强忍着说。

“先别慌，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你去卫生间再撒些尿，让我看看。”到底是医生，吴姨一定要眼见为实。

我在卫生间吭哧了半天，才勉强地挤出点儿尿来，还没等我提上裤子，吴姨就推门进了卫生间，她看了一眼便池，随即就冲卫生间外面，喊道：“老胡，老胡，可不好了！这个孩子病得不轻，真的尿血了，咱们先别吃饭了，赶紧带他去医院吧！”吴姨说完话，脸色立马变得雪白，仿佛有病的不是我，而是她。

“好，沉住气，先别慌，我马上联系救护车！”胡老果断地说，话音还未落，胡老已赶到了里屋电话机旁。

“我回宿舍把工作服换了。”我说。

“快一点，救护车说到就到！”在里屋打电话到的胡老向我挥了一下手。

我离去时，胡老夫妇的门是敞开着的，就听见吴姨叹气道：“这个孩子怎么会得这么重的病？看来他的病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孩子也真能挺。这可如何是好？”

紧接着我又听到了胡老斥责吴姨的声音：“还没有确诊，你最好不要乱猜。什么重不重的？咱们不要给他增加压力。”

“唉。”吴姨的叹气声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细线，最终在我的耳边消失了。

尽管胡老让我快一点换衣服，可我还是忍着疼痛冲了一个热水澡。俄罗斯人是出了名的干净，我不能让医生和护士闻到我的一身臭汗味。刚刚换完衣服，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果然是胡老夫妇。

“快，走，锁好门，咱们赶紧下楼，救护车来了，正在楼下等着咱们呢。”吴姨这会儿一着急，话就变得有些唠叨了。

楼下停着的那辆救护车距离楼门很近，车后门打开着，正对着楼门，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房门再宽一些，救护车可能就开进屋了。随车来的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女医生，和两名二十多岁的女护士。我们上车刚坐稳，救护车就一头插进了一街的车流中。车外救护车的警报器，吱哇吱哇地响个不停，车内的女医生也不停地，通过车载电话向医院通报我的病情。

听到救护车的警报声，行驶在街道上的各种车辆，都主动让出了应急车道。救护车一路畅行无阻，到了车里雅宾斯克市医院，主治医生和护士们，早已等待在医务室了。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医生说，我得的可能是肾结石。当然，最后的结论要等到，化验结果和片子出来才能定。我半躺在吴姨怀里，用双手按着腹部，苦苦地坚持了半个小时，就在我要坚持不住时，那个男医生步履匆匆地回到医务室，用圆珠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玛琳给，玛琳给。”男医生的话音不是很高，但我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句话无需胡老翻译，我就明白了，自己得的就是肾结石。“玛琳给”，俄语就是很小很小的意思。病确下诊来，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半个月，胡老夫妇开始楼上楼下地，为我办理住院手续。也许我是外国人的原因，就连住院治病都受到了优待。我独自住进了一个七十多平米，铺有地板的房间，房间里有沙发和茶几，墙角放着一张方桌，桌子旁相对应摆放着两只椅子。

我刚躺在病床上面，吴姨就凑过来，趴在我耳旁悄悄地说：“孩子，这里环境不错，听俄国医生说在车里雅宾斯克，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能住上这样的高级病房。好了，病也确诊了，这回也不用担心什么了，消停地住院吧，咱们把病治好为原则。千万别着急。”

从来没住过院的我，在异国他乡住院了。胡老夫妇要离开医院时，我紧紧地抓住吴姨的手不放。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我当场还莫名其妙地掉了几滴眼泪。见我流眼泪，吴姨就用纸巾给我擦眼泪。擦着擦着，吴姨的眼泪也吧嗒吧嗒地掉下来了。

“病都已经确诊了，就住院好好治疗，你们俩有啥可哭的？分开又不是再也看不见了。反正咱们项目部有车，想啥时来就啥时来。”胡老一旁劝说道。

最先来给我扎吊瓶的是一个男护士，他大概是一名实习生，针头反反复复地在我的手背上剜来剜去，也没有找到血管。吴姨邹了一下眉，刚要张嘴说话，被胡老一个眼色就给制止了。满头大汗的男护士，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把吊针扎在了我的脚背上。看得出那个男护士很紧张，扎上吊瓶后，他直起腰如获重负般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离去时还是冲我们很有好地笑了笑。尽管我的腹部和腰部还隐隐作痛，可是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就连胡老夫妇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我一觉醒来时，还没有睁开眼睛，我就感觉到脸部有徐徐且柔柔的暖风吹来。我睁开眼睛，发现一位面孔白皙、高鼻梁、大眼睛，长着一头金发的妙龄女护士，坐在我床边的凳子上，双手拄着下巴颏，正看着我的脸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