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朱生豪故居

陈卫卫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是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这是镌刻在南湖诗侣——朱生豪与宋清如夫妇塑像基座上的诗句。

多年以来，每当我诵读朱生豪所译的莎剧后，常常为其璎珞敲冰般的文采击掌赞叹，而当了解到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艰辛过程后，更钦佩他高尚的人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如今，当我来到嘉兴梅湾街的朱生豪故居，内心充满了一种如与知交重逢的喜悦之情。

    就在这里，朱生豪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与少年时光。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因渴望阅读英国文学原著，朱生豪每天废寝忘食地学习英文，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为以后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埋下了伏笔。朱生豪擅长写古体诗，大学二年级时参加了之江诗社，文学才华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口称誉。时任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的“一代词宗”夏承焘评价说，朱生豪是文学天才，在古人中也只有苏东坡一人可以与他相比。

自古才子爱佳人，在这静谧优美的之江校园里，朱生豪认识了同在诗社的常熟才女宋清如。朱生豪给别人的印象是天真未泯、忠厚纯洁又不懂得世故人情，从小饱尝世态炎凉造成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朱生豪这样评价自己：“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有一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30句。”然而，在朱生豪静默的外表下，却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奔放的性情，他写给爱妻宋清如的几百封情书既浪漫又炽烈，传颂至今，被称誉为“世上最会讲情话的人”“民国情书圣手”。

1935年8月25日，正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朱生豪因思念情切，急急地去常熟看望在家中度暑假的宋清如。虽然一路上想了许多见面时要说的绵绵情话，可是他一下车，又不自禁地开始羞怯起来。由于是第一次上女友的家，加上自己又实在不善言辞，所以朱生豪面对宋清如的家人时，他总是枯坐如僧、一言不发，让场面很是尴尬。宋清如的家人一度以为朱生豪可能是个哑巴，宋清如不得不再三解释。

直到坐上开往回上海的汽车时，朱生豪才懊悔有千言万语没有向宋清如倾吐。回到上海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的朱生豪还是老办法——用笔来谈！这可比当面用嘴来说要顺畅得多了，于是他不顾炎热和疲劳，从中午一直写到深夜两点，这封信洋洋洒洒地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终于彻底表达了堆积许久的浓情蜜意。

要说对爱情的执着，朱生豪和宋清如绝不亚于同时代的徐志摩与陆小曼。朱生豪总想让宋清如知道，他在思念她，在用整个生命爱着她。所以在朱生豪笔下，文字竟然是这样的灵动飞扬，即使是情诗圣手徐志摩的《爱眉小扎》也不能与之相比。且看朱生豪对宋清如的称呼，有“小亲亲、无比的好人、昨夜的梦、清如我儿、女皇陛下……”谁读了都忍俊不禁。再看他的信末署名，更是有趣得让人喷饭：“你脚下的蚂蚁、快乐的亨利、丑小鸭、牛魔王……”

日本人曾鄙夷地说：“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连莎士比亚的译本都没有。”这让朱生豪发誓要为民族争光。1936年春，朱生豪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宋清如得知后，激动地写了一首诗鼓励他：“四月是初恋的天，九月是相思的天……”当时，朱生豪手头的资料除了莎翁原著，只有一本《牛津辞典》和一本《英汉四国辞典》，没有其它的参考资料，但这些都没有把他难倒。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字斟句酌，有时苦思冥想几天才译出一段传神的句子，马上欣喜若狂地寄给宋清如看，宋清如认真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肯定。正是在宋清如的支持下，朱生豪在5年里完成了《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等莎剧名作的翻译。

    1942年，苦恋10年的朱生豪和宋清如在上海结婚了。婚后的朱生豪才气更彰，一心投入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事业中，而宋清如不再读书写诗，她甘作家庭主妇，帮工做衣补贴家用，为一日三餐奔走。在友人询问起时，她淡淡地说婚后的日子是：“他译莎，我做饭。”为了能够静心翻译莎剧，两人不久就回嘉兴老屋定居。由于朱生豪身体羸弱，市面上物价飞涨，加上他不肯为日伪工作，于是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朱生豪握笔不辍，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雷特》等莎翁的大部分著作。第二年，年仅32岁的朱生豪因患结核病在困苦中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还在背诵着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

朱生豪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呕心沥血翻译的初稿两次被战火毁灭，他以顽强毅力又一切重新来过，用华丽的文采译出了莎士比亚的31部剧本，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工程，中国翻译界评价他为“译界楷模”。朱生豪和宋清如的相处是短暂的，仅仅一年同窗、十年通信、两年婚姻，然而他们的感情是绵长、热烈而真挚的。世上不乏才子佳人，但真正结成柴米夫妻、甘心过清贫日子的就寥寥可数了。而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样相敬如宾、矢志不渝的爱情。

从故居走出后，我再三回望，门口“诗侣莎魂”的塑像相依相连，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俩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