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吴佳佳

一

母亲的娘家是在中乡下泮田村。母亲排行老二，性情温顺，聪明伶俐，深得外公外婆喜爱。外公成为“牛鬼蛇神”，挨批斗的年月，只读初小一年级的母亲辍学。二十一岁，因家庭成份不好，如花似玉的母亲嫁给同样成分不好的父亲。

大妹出生那一年，父亲平反复职，回县城红色小学教书，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出工。那时吃大锅饭，庄稼收成不好，分到的粮食很少，不够一家人吃。七十多岁的祖奶奶不忍心既干农活又要奶孩子的孙媳妇饿肚子，常上山挖野菜摘野果来延缓饥饿。

母亲很孝顺，自然得老人欢喜。她不但人勤快，也有一双巧手。白天忙完队里农活，晚上编斗笠。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母亲眼明手快，蔑丝就像充满灵性的触角在母亲的巧手下飞舞。母亲编斗笠时，灵动的手指上下翻飞，像在表演手舞，让人在眼花缭乱间，仿佛一会儿功夫，一个斗笠编好了。编斗笠的蔑丝是山上的毛竹，毛竹砍回来，剔除枝叶和节节，丢在阴凉地晾几天，再用蔑刀剖开成蔑丝，蔑丝柔软又有韧性，是编斗笠的好材料。母亲听说苦竹韧性更好，柔软又不轻易断，经常冒雨跑到六七十里路远的深山老林找。

斗笠是乡下人下雨天出门必备雨具。春天雨水多，买斗笠的人很多。母亲村里的女孩妇女个个会编斗笠。春雨季一到，墟场上卖斗笠的男人女人差不多都是下泮田村的。那时物质匮乏，会编斗笠无疑是一门生财之道。母亲编的斗笠不但结实不漏水，斗笠夹层贴的剪纸好看秀气，花虫鸟福寿，美仑美奂让人一看就舍不得放下，每次一上墟就会很快卖完。因了母亲这份手艺，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勉强维持。

三年后，祖奶奶过世，欠了一屁股债。接着小妹降生，家里更是穷得揭不开锅。那年，爷爷奶奶跟我们分开过，母亲一个人既要带孩子又要去队里出工，中途还得想着回家奶孩子，辛苦不说，还挣不到工分。挣不到工分就分不到粮食。母亲又想办法去荒山开荒，种上红薯大豆。到了秋天，多了一份口粮。

为了节省粮食，一进入冬闲，母亲就每天只作二顿饭，米饭是一半大米一半红薯。尽管如此，一到来年三荒五月，缸里又见底了。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们，面皮薄的母亲只能回娘家借粮。那时外公也复职，大舅又学了木匠，家里能管温饱。每次母亲去了，或是几块钱，或是一小袋米救济。那时父亲在县城上班，一星期回一次家，偶尔也能想办法借些粮票带米面回来。但这些粮票和外公家借的米，总吃不到稻谷熟。

脸皮薄的母亲只得硬着头皮去村里东借借，西凑凑。每次借前，母亲总会事告诉小声声明，下个月领了工资和粮票一定按时还。心善的多少借一点。小气的，生怕我家子女多，死穷烂穷还不起，不肯借。

求人碰壁本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但一想到家里还有三只小八八（一种小鸟的名称，意即小孩），没粮食不行，母亲只能豁出去了，只要能把粮食借到，即便低声下气，甚至让自己再难堪都没有关系。这家不借走那家，多跑几家总能借到粮食。乡下有一句老话，“救了面皮饿了肚皮”真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为了孩子，母亲宁愿不要脸皮。后来母亲每每说起，很感叹：那时候，上求人家仓门，下站人家房门的日子最难堪！可如果不舍了这张脸皮去求人，又怎能把三姐妹养活？

二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们也渐渐长大，家里的境况有所改善。随着大弟二弟陆续降生，我家依然是村里最穷的那户。每年冬天农闲，勤劳的母亲根本没闲过，不是忙着晒谷收谷，就是砍毛豆晒、种油菜、挖红薯，一忙完又要到很远的山上砍柴准备过冬。

那时的冬天，大山都会被育林人砍枝伐木，甚至烧山以备来年植树，冬天的山上有很多断枝和干木。乡村人家趁着天气好，频频往山上跑，多砍些柴火好过冬。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母亲前一晚磨好弯刀，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提着手帕包好的午饭，肩扛禾枪和稻绳和邀好的伙伴到磨溪岭去了。磨溪岭是一座很高大的山，离村三四十里路，磨溪岭山脚下的那条山路又高又陡，记得有一次我空手下山，双脚直打抖索。有时磨溪岭封山，就要走更远，要到七八十里远的深远山才有柴火捡。苦逼的母亲们单在路上就要花三四个小时。

上得山来，母亲只要拿眼睛往山上一扫，就知道哪里有好柴火。母亲上山很快，敏捷如猴手脚并用。她捡柴砍柴的速度更是一绝，虽然有人说母亲做事太过马虎。她先把树枝枯木收集好，差不多了就用弯刀三二下剔枝除叶，再捆成一捆捆拖下山，在背荫的地方，把树枝剁成五十厘米左右长，扎成两捆一担，挑上大马路上。

当母亲把剁好的柴火挑到大马路上时，日头早已过晌。肚子也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寻个有山泉或小沟，捧上几捧水解解渴，然后就坐在一旁的石头上吃午饭。午饭用干红萝卜送。如果是在夏天上山砍柴，母亲一般会多带一根咸萝卜以便补充盐分。吃饱喝足，母亲把破草帽戴上，挑起担子匆匆赶路。绕着山脚一直往前延伸的土路，布满了细石和沙土，头顶太阳烤着，脚下石子烫着，遇到闭风的路段，如蒸酒一般闷热。母亲脚下的那双烂草鞋，在来回摩擦与身体柴火的压迫下，早变了形状，开裂掉草。有时走着趟着，脚底就磨掉了，踩在又烫又硌脚的碎石上，有时会硌得鲜血直流。母亲的汗特别重。每次挑着柴火下山，她的汗珠子就会从脑袋上、衣服里一颗颗往下滚，然后砸到满是灰尘的地上显出一个个小坑，然后又被蒸干了。抬眼看到别人挑着一担吱嘎直响的柴火从身边走过，母亲无暇腾手擦汗，咬牙追赶。于是，她的身后，尘土飞舞。

母亲有时候一个人也敢上山。母亲不是不害怕，而是知道，即便她一个人上山，但只要一进入通往磨溪岭的大道，就会遇上不同村庄的村民上山砍柴。相识的，就搭伴走，不相识就相跟着一道。到了山上各爬各的山，各砍各的柴。害怕了，大喊几声，就一定会人应。如果心情好，母亲还会边砍柴火边哼着小调。回家的路上就更不用怕了。三三两两的村民挑着柴火你追我赶，哪还记得怕了。

母亲心肝特大，每次总要挑比她体重重许多的柴火（这也是导致她腰椎盘突出的原因），在下山的路上怕落下，疾走时难免为扭到腰。有一次，母亲实在挑不起了，干脆用扁担搁在柴火上看别人走。这一看，倒让母亲有了新发现。她发现推着板车的人家有好几家不剁枝叶，直接捆绑好放在车上。第二次上山时，她依葫芦画瓢，扁担也改用禾枪（就是用来挑稻谷的横木），果然轻松又省时，回来也就不用太急了。

都说劳动出智慧。母亲后来又发现一些下山的板车其实大可借用。某日，她福至心灵，看准一辆板的主人套近乎，说好话，然后成功让自己的柴火放到对方板车上，当母亲接过板车把手拖着小山一样的柴火一路小跑时，心里简直爽极了。

有一年暑假，母亲让我一起上山砍柴。那天气温很高，我回来时蔫蔫的，母亲怕我中暑，竟然拦住一辆板车，好说歹说让我坐到人家板车上。然后母亲挑着那一担一百多斤的柴火相跟着。下坡的时候，板车跑得飞快，把母亲落下很远。当我回头看向母亲的时候，发现她正弯腰疾走，似乎一担柴火没多少重量，却见她满脸通红，满头大汗。板车一到坡底，速度变慢了，母亲很快就跟上了。我看着母亲，补丁贴补丁的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刮破了，撕碎的布片迎风飞扬，像一面凌厉的旗帜。我默默地看着，欲言又止，却觉有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

家里七八口人，养了两只猪，还有一窝小狗，每天要烧不少柴火，无论冬夏，母亲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砍柴。可从那以后，母亲却没再叫我跟她上山了。

后来，父亲成了单位的骨干，单位为解他的后顾之忧，把家里妻子子女的户口转为非农户口。第二年春天，母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村，以及那条她闭着眼睛也能走到山顶的山路，到县城生活了。

在县城，母亲是过不惯那种清闲日子的。再说还有几个孩子在上学，要交学费要维持生计，单靠父亲这几个死工资远远不够。为了补贴家用，母亲瞄上了摆摊，她去批发市场买来米粉、署粉、方便面，在父亲单位的宿舍门前支起了简易小吃摊。凭她的机灵和好强，很快干得风风火火，一个月收入超过父亲好几倍。母亲尤擅麻辣烫，她不但服务好，而且卫生又实惠，放学的小孩甚至中学生都要找到母亲的摊子买来吃。父亲笑称，母亲可以开个“尹氏麻辣”店了。

多年后，我和二个妹妹参加了工作，大弟小弟先后考上大学。每个月只要一发工资，三姐妹准会及时寄钱回家以供弟弟们上学。母亲的腰随着年龄越大，越来越痛，一弯腰，起身就很痛，后来又发现胆襄结石，一发作，就痛得死去活来。我们知道后，劝母亲不要摆摊了，好好保养身体。可母亲不舍得，依然起早摸黑买她的“尹氏麻辣”。那大弟大学毕业，春节我们三姐妹回家，悄悄地把母亲卖麻辣的小蜂窝炉砸了，母亲这才罢了手。春节一过，我们就把母亲送去医院做了胆襄切除手术。

从那以后，母亲才真正地开始安享晚年，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为父亲三餐、四季，两个人，做一个全职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