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传家宝
李献如
父亲在世时,对我反复叮嘱:“一定要把咱家的传家宝保存好了,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做有用的人,不给这个传家宝抹黑!”
父亲所说的“传家宝”,是两张革命烈士证明书:第一张证明书是县委于1955年12月18日发给我们家的,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查李尼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应得到社会上之尊崇……
第二张证明书是国家民政部于2011年9月12日签发的,上面写道:
李泥的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这两张证书中提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李泥的”,另一个是“李尼的”,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我的爷爷。
我爷爷生前没有正式名字,只有这个土名,抗战初期,在八路军129师入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于1946年光荣入党,在一次战斗中,爷爷冲在了最前面,不幸牺牲,年仅30岁。爷爷牺牲时,父亲只有7岁,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扛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总是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爷爷英勇战斗的故事,年年月月沐浴在这样的故事里,使这个普通农家渐渐形成一股崇尚军人、向往英雄的风气。
我姑姑成年后,长得俊,勤劳能干,来家里说亲的人络绎不绝。姑姑很有主见,选择了远在石家庄元氏县服役的姑夫,成为我们家第一位军嫂。上世纪八十年代,表姐出嫁,表姐夫也是一名军人。表姐成为我们家的第二位军嫂。
1998年春天,我结识了在西藏服役的丈夫曹灵国,第一次见面后,我决定非他不嫁了。岂料,几位闺蜜并不同意我的选择,她们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嫁给军人就是吃苦受罪,凭你的条件,绝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过上吃穿都不愁的日子……”父亲知道情况后,完全支持我的决定,他说:“咱家和军队有缘,和军人有缘!”
有了父亲的支持,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知道,我的血脉里早已融入了军人的基因。
1999年夏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我以一名军嫂的身份,跟随丈夫第一次踏进祖国边陲的雪域高原——日碦则军分区,也因此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军营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是那么神奇、神圣,飘扬的五星红旗,嘹亮的军歌,整齐的步伐,庄严的军姿,还有远处的蓝天,白云,雪山;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让我见识了古老而神秘的雪域,久久叹服。因为高原空气稀薄,缺氧,我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仅在部队停留20天便匆匆返回了内地。
至此,我们开始了夫妻两地的分居生活,丈夫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好多时候,他刚到家,立即接到了部队的紧急任务,又迅速返回部队。所以,家中事务只能靠自己操持。
那时,孕期反应很厉害,每天呕吐不止,身体日渐消瘦。在无数个宁静漆黑的夜晚,独自躺在床上,透过窗户遥望天上闪烁的星星,心里却牵挂着远在天边的丈夫,在站岗吗,下雪了吗,想家了吗,冷吗……尽管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现实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襁褓中的女儿经常感冒发烧,抱着女儿来回奔波在去药店的路上,是常有的事。一次,女儿在夜里2点左右发高烧,上吐下泻,眼睛紧闭,我抱着女儿,握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飞奔,泪水溅湿了衣裳。那个时刻,多么希望一个温暖有力的声音响在耳边:“别担心,有我在!”可是,漆黑深邃的夜,只有沙沙的风声,雨声。
欣慰的是,丈夫在部队干得很好,服役12年,入了党,当了班长,四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一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每当立功喜报寄回家乡,各级领导同志总会把喜报精心装裱,敲锣打鼓送到家中。那个时刻,再多的苦累都会化作幸福的笑,那是一名普通军嫂的笑。
如今,丈夫转业数年。他总是说:“有国才有家,只要祖国需要我,只要部队召唤我,招必回,回必战!”我为丈夫的情怀感到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血性,一位军人的坚守,他的军旅情结,他的无悔青春,我懂!
转业后的丈夫并不寂寞,他在微信里关注了多个军媒公众号,时常和姑夫、表姐夫聚在一起,捧着我家的“传家宝”,回忆爷爷的英雄事迹,回忆他们火热的军旅生涯,关注新时代部队的建设。每当看到军队建设取得的新成就时,他们总会击掌相庆,高唱军歌。
看着他们活得那么精神,毫不庸俗,我和姑姑、表姐打心眼里高兴。作为军嫂,作为烈士的后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凝起了一个铿锵激越的军人家风。
眼下,又逢征兵时节,我的外甥晓勇决定报名参军。晓勇在今年的高考中成绩优异,总分达到625分。这孩子挥着拳头说:“先参军,再读大学。若不参军,终生遗憾!”
我那11岁的儿子时常穿上爸爸的那身军装,站着标准的军姿,行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他举着拳头对小伙们说:“我长大了也要去西藏,当个和爸爸一样优秀的军人!同志们,冲啊……”
看着儿子身上涌动着那股小英雄气概,我笑了,眼一下子湿润起来。爷爷和父亲若有知,定会欣慰万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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