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传家宝

李献如

父亲在世时，对我反复叮嘱：“一定要把咱家的传家宝保存好了，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做有用的人，不给这个传家宝抹黑！”

父亲所说的“传家宝”，是两张革命烈士证明书：第一张证明书是县委于1955年12月18日发给我们家的，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查李尼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应得到社会上之尊崇……

第二张证明书是国家民政部于2011年9月12日签发的，上面写道：

李泥的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这两张证书中提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李泥的”，另一个是“李尼的”，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我的爷爷。

我爷爷生前没有正式名字，只有这个土名，抗战初期，在八路军129师入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于1946年光荣入党，在一次战斗中，爷爷冲在了最前面，不幸牺牲，年仅30岁。爷爷牺牲时，父亲只有7岁，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扛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总是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爷爷英勇战斗的故事，年年月月沐浴在这样的故事里，使这个普通农家渐渐形成一股崇尚军人、向往英雄的风气。

我姑姑成年后，长得俊，勤劳能干，来家里说亲的人络绎不绝。姑姑很有主见，选择了远在石家庄元氏县服役的姑夫，成为我们家第一位军嫂。上世纪八十年代，表姐出嫁，表姐夫也是一名军人。表姐成为我们家的第二位军嫂。

1998年春天，我结识了在西藏服役的丈夫曹灵国，第一次见面后，我决定非他不嫁了。岂料，几位闺蜜并不同意我的选择，她们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嫁给军人就是吃苦受罪，凭你的条件，绝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过上吃穿都不愁的日子……”父亲知道情况后，完全支持我的决定，他说：“咱家和军队有缘，和军人有缘！”

有了父亲的支持，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知道，我的血脉里早已融入了军人的基因。

1999年夏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我以一名军嫂的身份，跟随丈夫第一次踏进祖国边陲的雪域高原——日碦则军分区，也因此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军营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是那么神奇、神圣，飘扬的五星红旗，嘹亮的军歌，整齐的步伐，庄严的军姿，还有远处的蓝天，白云，雪山；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让我见识了古老而神秘的雪域，久久叹服。因为高原空气稀薄，缺氧，我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仅在部队停留20天便匆匆返回了内地。

至此，我们开始了夫妻两地的分居生活，丈夫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好多时候，他刚到家，立即接到了部队的紧急任务，又迅速返回部队。所以，家中事务只能靠自己操持。

那时，孕期反应很厉害，每天呕吐不止，身体日渐消瘦。在无数个宁静漆黑的夜晚，独自躺在床上，透过窗户遥望天上闪烁的星星，心里却牵挂着远在天边的丈夫，在站岗吗，下雪了吗，想家了吗，冷吗……尽管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现实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襁褓中的女儿经常感冒发烧，抱着女儿来回奔波在去药店的路上，是常有的事。一次，女儿在夜里2点左右发高烧，上吐下泻，眼睛紧闭，我抱着女儿，握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飞奔，泪水溅湿了衣裳。那个时刻，多么希望一个温暖有力的声音响在耳边:“别担心，有我在！”可是，漆黑深邃的夜，只有沙沙的风声，雨声。

欣慰的是，丈夫在部队干得很好，服役12年，入了党，当了班长，四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一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每当立功喜报寄回家乡，各级领导同志总会把喜报精心装裱，敲锣打鼓送到家中。那个时刻，再多的苦累都会化作幸福的笑，那是一名普通军嫂的笑。

如今，丈夫转业数年。他总是说：“有国才有家，只要祖国需要我，只要部队召唤我，招必回，回必战！”我为丈夫的情怀感到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血性，一位军人的坚守，他的军旅情结，他的无悔青春，我懂！

转业后的丈夫并不寂寞，他在微信里关注了多个军媒公众号，时常和姑夫、表姐夫聚在一起，捧着我家的“传家宝”，回忆爷爷的英雄事迹，回忆他们火热的军旅生涯，关注新时代部队的建设。每当看到军队建设取得的新成就时，他们总会击掌相庆，高唱军歌。

看着他们活得那么精神，毫不庸俗，我和姑姑、表姐打心眼里高兴。作为军嫂，作为烈士的后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凝起了一个铿锵激越的军人家风。

眼下，又逢征兵时节，我的外甥晓勇决定报名参军。晓勇在今年的高考中成绩优异，总分达到625分。这孩子挥着拳头说：“先参军，再读大学。若不参军，终生遗憾！”

我那11岁的儿子时常穿上爸爸的那身军装，站着标准的军姿，行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他举着拳头对小伙们说：“我长大了也要去西藏，当个和爸爸一样优秀的军人！同志们，冲啊……”

看着儿子身上涌动着那股小英雄气概，我笑了，眼一下子湿润起来。爷爷和父亲若有知，定会欣慰万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