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扁担长,板凳宽
卢海娟
1978年,我九岁,上小学二年级,确切地说,是读二年级的下学期。
七十年代末,在乡下,上学的年龄似乎没有明确规定,那时候家里兄弟姊妹多,七八岁的孩子不但可以扫地,可以喂鸡喂鸭放猪打狗,甚至可以煮饭,可以给地里干活的父母送饭,给大人打下手……每一个孩子,最先学会的都是劳作,每一样活,学会了就要不停地做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是停不下来的陀螺。
乱七八糟的大家庭中,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小孩去上学,弟妹谁来带?鸡鸭鹅狗谁来管?甚至,一日三餐谁来做?一年级的老师到各家去招生,通常是要看家长脸色的,通常,父亲会板着一张黑脸孔,不说话,母亲则看看父亲的脸色,再看看老师,一副谁也得罪不起的样子,最后把所有的无法选择推向孩子,嗫嚅着:“念书啊?你看咱这家?二小子,你去吗?”
哪有不爱念书的孩子,父母的暧昧早已被小孩子看在眼里,憋得泪泫于睫,见母亲问,立刻大着嗓门说:“去!我要去!”生怕父母不给他读书的机会,父母也就没法,叹一口气,一任这孩子第二天早上蹦蹦跳跳去了学校。
有的孩子老师招生的时候不在家,父母给做了主,说,念什么书?有那功夫帮我干点活,咱家没那个条件,到学校去养身板。
待发现伙伴们都进了学校,这孩子便慌了,哭一溜喊一溜,逼的父母没办法,拿条旧手巾两边缝了,再钉上一条破布带子,这孩子就把这花花绿绿的书包跨在脖子上,抹一把鼻涕,跟着伙伴们也去了学校。
1976年秋天,一年级的教室里坐了十几个学生,七岁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从数数学起,每个人的手里都握一把石子或是小木棍,数了大半年,一百个数还是一道难关,许多大个子的同学爬不过去。
好在成绩不重要,倒是常常学跳舞,拿两根红绫子跳《我爱北京天安门》。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太小,只记得有很多隆重的集会,我们常常抹了红脸蛋红嘴唇去跳舞。我还记得,一场葬礼哭晕了很多老人。那时候,我们在村子里新盖好的学校,老师对我们一视同仁,我的成绩不好也不坏;那时候,我们每周都上优育课,体育老师是个爱笑的小伙子,他教我们足尖站立,还教我们劈叉下腰。
那时候,我应该还是个开朗健康心理正常的孩子。
把我拉到阴暗之中,让我一生都无法挣脱自卑,沉入黑暗的沼泽无法自拔,以至于连青春岁月都暗无天日的,是1978年。
1978年农历二月二,我小妹降生了,自此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再也不能做孩子了,每天,给“坐月子”的母亲煮饭,给小妹洗尿布,还要干家务,帮父亲干活。穷苦和劳累让我分外热爱学校生活,坐在教室里读书简直就是人间的最大幸福,可能是因为热爱吧,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几乎每一次考试都是双百,都是第一名。
不知道为什么,像我的父母一样,老师也不喜欢我——在家里,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做好每一件事,可是父母从没说我个好,连对我笑一下都不曾有过;在学校,我从来不用老师操心,只要是课本上的,就没有我不会的题目,可是记忆里没听过老师一句表扬的话,就连欣慰的表情也没有。孙老师扁扁平平的一张麻脸上,看我时,眼睛总是斜睨着,嘴角下拉成倒八字,好像我是她的眼中钉。
原本活泼开朗,每次都会考第一的孩子,渐渐地沉默了,1978年,那些人开始欺负我,还有和我一样的孩子,那一年我看到了太多的阴暗,阴暗的世界给了我卑怯的微命,让我此生战战栗栗,对人对已都极度缺乏信心。
往事历历,如梦如魇——
春末夏初,那一天,李军和董良到校的时候应该是下午两点半还多。被我们当做操场的小院子里,张小红和于大海带领十几个同学正在玩“打仗”,那天玩的是“红色娘子军”,张小红扮演吴琼花,于大海假装洪长青。他俩带了几个人绕过刺棘和柞树棵子围夹成的厕所,绕过附近的两栋草房,绕到教室后头,绕得“敌人”彻底蒙圈了,才借墙角作掩护,隐蔽起来。
学习成绩最差、长着傻大个的刘真文扮演南霸天,他和几个喽啰兵就是所谓的“敌人”。刘真文带着他的手下满操场寻找,虚张声势地吆喝:“出来!”“出来!”他们哪里想到,已进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只听得教室墙角处于大海兴奋地大喊一声:“打!”顷刻间由算草纸包着的泥沙包子弹一样向他们飞来,这便是“八路军”的手榴弹,刘真文带领的人群中笼起一片烟雾,中了弹的孩子们四散逃跑,跑出包围圈后,气喘吁吁地拍打头上身上的灰土,吐出嘴里的泥灰,有人急了,哭唧唧地嚎,“不带这样式的,” “不带这样式的,”刘真文刚要骂几句,猛听得“冲啊!”好几个人的嘶喊,接着张小红于大海举起柳条编织的手枪冲出来,他们见人就推,推到为止,没有武器的同学拿着柳条棍子白蒿鞭子也叫喊着冲上去。因为人多,刘真文和他的部下被张小红他们摔在地上,用棍子和鞭子抽打得嗷嗷直叫,最后还要被于大海一只脚踏在肚子上 或是屁股上,“嘭”地一下 “枪毙。”
南霸天一伙有几个被打哭了,张小红和于大海全不在意,骂一句,问,还能不能玩了?玩不起滚犊子!抽抽搭搭的也就止了哭声,胜利的这一帮气势高涨。
其实,谁都不愿意当南霸天,谁都不愿意跟刘真文一伙,可惜,想加入哪一伙不是自己说了算,要听张小红的,因为她是班长。
每次玩打仗,嬴的总是张小红和于大海,他们永远都要扮演“八路军”,那时候我们分不清部队的称谓,只知道八路军是“好人”,“好人”就一定要打败“坏人”,所以,扮演坏人的,活该要挨揍。
我和曹艳躲在屋子里,看得触目惊心。再快乐的游戏都没有我们什么事,我俩是不被待见的北头二队的孩子。这个名叫高丽屯的小村子共有四个生产队,一队和四队在南头,二队和三队在北头。一队势力最大,屯子里的占山户连同他们的大家族都在那里,连大队书记家也分在一队,二队是七拼八凑的外来户,穷人最多,三队在沟里,离屯子三里路,四队在最南头,是我们老师家归属的生产队。
张小红是大队长的女儿,于大海是一队队长的儿子,这响当当的身份,连我们老师也得让三分。
那天中午,本来,我和曹艳讪讪地站在教室门口卖呆,不时发出讨好的笑,有一次可能是笑错了,于大海看到我们,他脖子一歪,对我俩吼:“看什么看?滚回去。”曹艳被骂得满脸通红,白了他一眼,我胆小,赶忙转身进屋,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手伸到露出一个大洞的桌膛里,下巴拄在残破的桌面上——这是我们班最破的桌子。我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会来上课,也不知道那时候几点钟,只觉得午饭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甚至感觉有些饿了。教室里静悄悄的,我和曹艳也无话可说,只有听到外面声音特别大时,才会抻长脖子偷看一眼。
这是村子南头一座废弃的草房,大约二十多平米,凹凸不平的黄土地面总是烟尘斗乱,洒多少水也压不住四处飞散的灰尘。窗子窄小,窗框破旧,屋子有些暗。一进门左手边的墙上挂的是破了一个大洞的黑板,右手靠墙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我们的作业本,这个角落可以算作老师的办公室。黑板对面放了八九张长条桌子,桌膛里是五花八门的书包,桌与桌之间是常常会掉腿的长条板凳。
教室后面的墙角处堆了一些黑黢黢的砖头,那是留待冬天砌炉子用的。另外的墙角堆着桦树枝扫帚、糜子笤帚、还有扁担和水桶。
也不知是谁的命令,从二年级开始,我们就告别了屯子北头那幢砖瓦结构、有校长有高年级同学有体育老师的正经学校,成了后娘养的,被派到南头的破烂教室上学,一上就是两年。
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音乐体育自然常识课,只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姓孙的女教师,我们的课有三种:数学、语文、自由活动。这里没有铃声,下课听老师的,上课则全靠喊——老师对着某位同学说,上课吧,这位同学立刻接了军令,飞奔着出门,对着操场上玩得正开心的同学,两只脏手圈成喇叭状放到嘴巴上大喊:“上课啦!”接了军令的同学接着喊“上课啦!”人体铃声响过,同学们呼哧带喘地跑回教室。一天上几节课,什么时候上课,每节课上多久,悉听老师安排。
那天中午,和许多炎热的午后一样,老师一直没来,我和曹艳坐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外面的同学玩得人声鼎沸,我们熬不住,坐到窗子边上向外看。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吴琼花要“被捕”,但凭借刘真文他们是根本抓不到张小红的,所以有些情节只能一带而过,张小红打得腻了,便主动跑到刘真文面前,表示算自己已经被南霸天抓住,要于大海来救。
追捕,拷打,救援,逃跑,牺牲……打仗的元素一直如此,游戏也是一样,张小红蹲在一根电线杆子下面,那里便是她的牢狱,刘真文的手下,一个叫王树宝的拿了一根柳条站在她身边,假装是监狱的看守。王树宝举起树枝,做出一脸狠样向张小红抽去,他可不敢真打,只能作势抽打电线杆子。于大海带着剩下的人继续与刘真文周旋,他要把吴琼花救出来。
李军和董良就是这时候到的,他俩家住三队,三里多路的蚂蚱蜻蜓就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俩几乎天天迟到,通常的理由是“吃饭晚了”,然后绞着手指低着头,站在门前看老师的白眼,听老师咒骂训斥,拿小眼睛扫视对他们挤眉弄眼的男生们,直到一节课过去,老师心气平了才可以回座位。
因为老师来得晚,李军和董良总算没有迟到,看到同学们几乎全员参加的课间游戏,他俩没有直接进教室,站在教室门口卖呆,满眼都是羡慕的神色。
许是玩得腻了,或者剧中人物上身,于大海在经过两人身边时,忽然出手把他俩狠狠推了一把,把纸包的泥沙砸在他们胸前的衣服上,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歪着脑袋说,看什么看?
李军和董良踉跄了几步,董良一屁股坐在地上,砂石包弄得他满头满脸都是泥沙,他闭着眼睛,呸呸呸想要吐出嘴里的沙子,吐了一会儿,低下头扑落发里的沙子,又使劲拍打衣裳,拍得烟尘四起,不过他总算晃晃悠悠站了起来,用脏手背揉眼睛,揉得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