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扁担长，板凳宽
卢海娟
1978年，我九岁，上小学二年级，确切地说，是读二年级的下学期。
七十年代末，在乡下，上学的年龄似乎没有明确规定，那时候家里兄弟姊妹多，七八岁的孩子不但可以扫地，可以喂鸡喂鸭放猪打狗，甚至可以煮饭，可以给地里干活的父母送饭，给大人打下手……每一个孩子，最先学会的都是劳作，每一样活，学会了就要不停地做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是停不下来的陀螺。
乱七八糟的大家庭中，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小孩去上学，弟妹谁来带？鸡鸭鹅狗谁来管？甚至，一日三餐谁来做？一年级的老师到各家去招生，通常是要看家长脸色的，通常，父亲会板着一张黑脸孔，不说话，母亲则看看父亲的脸色，再看看老师，一副谁也得罪不起的样子，最后把所有的无法选择推向孩子，嗫嚅着：“念书啊？你看咱这家？二小子，你去吗？”
哪有不爱念书的孩子，父母的暧昧早已被小孩子看在眼里，憋得泪泫于睫，见母亲问，立刻大着嗓门说：“去！我要去！”生怕父母不给他读书的机会，父母也就没法，叹一口气，一任这孩子第二天早上蹦蹦跳跳去了学校。
有的孩子老师招生的时候不在家，父母给做了主，说，念什么书？有那功夫帮我干点活，咱家没那个条件，到学校去养身板。
待发现伙伴们都进了学校，这孩子便慌了，哭一溜喊一溜，逼的父母没办法，拿条旧手巾两边缝了，再钉上一条破布带子，这孩子就把这花花绿绿的书包跨在脖子上，抹一把鼻涕，跟着伙伴们也去了学校。
1976年秋天，一年级的教室里坐了十几个学生，七岁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从数数学起，每个人的手里都握一把石子或是小木棍，数了大半年，一百个数还是一道难关，许多大个子的同学爬不过去。
好在成绩不重要，倒是常常学跳舞，拿两根红绫子跳《我爱北京天安门》。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太小，只记得有很多隆重的集会，我们常常抹了红脸蛋红嘴唇去跳舞。我还记得，一场葬礼哭晕了很多老人。那时候，我们在村子里新盖好的学校，老师对我们一视同仁，我的成绩不好也不坏；那时候，我们每周都上优育课，体育老师是个爱笑的小伙子，他教我们足尖站立，还教我们劈叉下腰。
那时候，我应该还是个开朗健康心理正常的孩子。
把我拉到阴暗之中，让我一生都无法挣脱自卑，沉入黑暗的沼泽无法自拔，以至于连青春岁月都暗无天日的，是1978年。
1978年农历二月二，我小妹降生了，自此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再也不能做孩子了，每天，给“坐月子”的母亲煮饭，给小妹洗尿布，还要干家务，帮父亲干活。穷苦和劳累让我分外热爱学校生活，坐在教室里读书简直就是人间的最大幸福，可能是因为热爱吧，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几乎每一次考试都是双百，都是第一名。
不知道为什么，像我的父母一样，老师也不喜欢我——在家里，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做好每一件事，可是父母从没说我个好，连对我笑一下都不曾有过；在学校，我从来不用老师操心，只要是课本上的，就没有我不会的题目，可是记忆里没听过老师一句表扬的话，就连欣慰的表情也没有。孙老师扁扁平平的一张麻脸上，看我时，眼睛总是斜睨着，嘴角下拉成倒八字，好像我是她的眼中钉。
原本活泼开朗，每次都会考第一的孩子，渐渐地沉默了，1978年，那些人开始欺负我，还有和我一样的孩子，那一年我看到了太多的阴暗，阴暗的世界给了我卑怯的微命，让我此生战战栗栗，对人对已都极度缺乏信心。
往事历历，如梦如魇——
春末夏初，那一天，李军和董良到校的时候应该是下午两点半还多。被我们当做操场的小院子里，张小红和于大海带领十几个同学正在玩“打仗”，那天玩的是“红色娘子军”，张小红扮演吴琼花，于大海假装洪长青。他俩带了几个人绕过刺棘和柞树棵子围夹成的厕所，绕过附近的两栋草房，绕到教室后头，绕得“敌人”彻底蒙圈了，才借墙角作掩护，隐蔽起来。
学习成绩最差、长着傻大个的刘真文扮演南霸天，他和几个喽啰兵就是所谓的“敌人”。刘真文带着他的手下满操场寻找，虚张声势地吆喝：“出来！”“出来！”他们哪里想到，已进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只听得教室墙角处于大海兴奋地大喊一声：“打！”顷刻间由算草纸包着的泥沙包子弹一样向他们飞来，这便是“八路军”的手榴弹，刘真文带领的人群中笼起一片烟雾，中了弹的孩子们四散逃跑，跑出包围圈后，气喘吁吁地拍打头上身上的灰土，吐出嘴里的泥灰，有人急了，哭唧唧地嚎，“不带这样式的，” “不带这样式的，”刘真文刚要骂几句，猛听得“冲啊！”好几个人的嘶喊，接着张小红于大海举起柳条编织的手枪冲出来，他们见人就推，推到为止，没有武器的同学拿着柳条棍子白蒿鞭子也叫喊着冲上去。因为人多，刘真文和他的部下被张小红他们摔在地上，用棍子和鞭子抽打得嗷嗷直叫，最后还要被于大海一只脚踏在肚子上 或是屁股上，“嘭”地一下 “枪毙。”
南霸天一伙有几个被打哭了，张小红和于大海全不在意，骂一句，问，还能不能玩了？玩不起滚犊子！抽抽搭搭的也就止了哭声，胜利的这一帮气势高涨。
其实，谁都不愿意当南霸天，谁都不愿意跟刘真文一伙，可惜，想加入哪一伙不是自己说了算，要听张小红的，因为她是班长。
每次玩打仗，嬴的总是张小红和于大海，他们永远都要扮演“八路军”，那时候我们分不清部队的称谓，只知道八路军是“好人”，“好人”就一定要打败“坏人”，所以，扮演坏人的，活该要挨揍。
我和曹艳躲在屋子里，看得触目惊心。再快乐的游戏都没有我们什么事，我俩是不被待见的北头二队的孩子。这个名叫高丽屯的小村子共有四个生产队，一队和四队在南头，二队和三队在北头。一队势力最大，屯子里的占山户连同他们的大家族都在那里，连大队书记家也分在一队，二队是七拼八凑的外来户，穷人最多，三队在沟里，离屯子三里路，四队在最南头，是我们老师家归属的生产队。
张小红是大队长的女儿，于大海是一队队长的儿子，这响当当的身份，连我们老师也得让三分。
那天中午，本来，我和曹艳讪讪地站在教室门口卖呆，不时发出讨好的笑，有一次可能是笑错了，于大海看到我们，他脖子一歪，对我俩吼：“看什么看？滚回去。”曹艳被骂得满脸通红，白了他一眼，我胆小，赶忙转身进屋，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手伸到露出一个大洞的桌膛里，下巴拄在残破的桌面上——这是我们班最破的桌子。我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会来上课，也不知道那时候几点钟，只觉得午饭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甚至感觉有些饿了。教室里静悄悄的，我和曹艳也无话可说，只有听到外面声音特别大时，才会抻长脖子偷看一眼。
这是村子南头一座废弃的草房，大约二十多平米，凹凸不平的黄土地面总是烟尘斗乱，洒多少水也压不住四处飞散的灰尘。窗子窄小，窗框破旧，屋子有些暗。一进门左手边的墙上挂的是破了一个大洞的黑板，右手靠墙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我们的作业本，这个角落可以算作老师的办公室。黑板对面放了八九张长条桌子，桌膛里是五花八门的书包，桌与桌之间是常常会掉腿的长条板凳。
教室后面的墙角处堆了一些黑黢黢的砖头，那是留待冬天砌炉子用的。另外的墙角堆着桦树枝扫帚、糜子笤帚、还有扁担和水桶。
也不知是谁的命令，从二年级开始，我们就告别了屯子北头那幢砖瓦结构、有校长有高年级同学有体育老师的正经学校，成了后娘养的，被派到南头的破烂教室上学，一上就是两年。
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音乐体育自然常识课，只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姓孙的女教师，我们的课有三种：数学、语文、自由活动。这里没有铃声，下课听老师的，上课则全靠喊——老师对着某位同学说，上课吧，这位同学立刻接了军令，飞奔着出门，对着操场上玩得正开心的同学，两只脏手圈成喇叭状放到嘴巴上大喊：“上课啦！”接了军令的同学接着喊“上课啦！”人体铃声响过，同学们呼哧带喘地跑回教室。一天上几节课，什么时候上课，每节课上多久，悉听老师安排。
那天中午，和许多炎热的午后一样，老师一直没来，我和曹艳坐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外面的同学玩得人声鼎沸，我们熬不住，坐到窗子边上向外看。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吴琼花要“被捕”，但凭借刘真文他们是根本抓不到张小红的，所以有些情节只能一带而过，张小红打得腻了，便主动跑到刘真文面前，表示算自己已经被南霸天抓住，要于大海来救。
追捕，拷打，救援，逃跑，牺牲……打仗的元素一直如此，游戏也是一样，张小红蹲在一根电线杆子下面，那里便是她的牢狱，刘真文的手下，一个叫王树宝的拿了一根柳条站在她身边，假装是监狱的看守。王树宝举起树枝，做出一脸狠样向张小红抽去，他可不敢真打，只能作势抽打电线杆子。于大海带着剩下的人继续与刘真文周旋，他要把吴琼花救出来。
李军和董良就是这时候到的，他俩家住三队，三里多路的蚂蚱蜻蜓就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俩几乎天天迟到，通常的理由是“吃饭晚了”，然后绞着手指低着头，站在门前看老师的白眼，听老师咒骂训斥，拿小眼睛扫视对他们挤眉弄眼的男生们，直到一节课过去，老师心气平了才可以回座位。
因为老师来得晚，李军和董良总算没有迟到，看到同学们几乎全员参加的课间游戏，他俩没有直接进教室，站在教室门口卖呆，满眼都是羡慕的神色。
许是玩得腻了，或者剧中人物上身，于大海在经过两人身边时，忽然出手把他俩狠狠推了一把，把纸包的泥沙砸在他们胸前的衣服上，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歪着脑袋说，看什么看？
李军和董良踉跄了几步，董良一屁股坐在地上，砂石包弄得他满头满脸都是泥沙，他闭着眼睛，呸呸呸想要吐出嘴里的沙子，吐了一会儿，低下头扑落发里的沙子，又使劲拍打衣裳，拍得烟尘四起，不过他总算晃晃悠悠站了起来，用脏手背揉眼睛，揉得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