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季羡林《我们这一代读书人》读后

李风玲

 最近读了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感慨颇多。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北京大学终身教授，早年留学国外。他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乃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这样一个国宝级的人物，在学术研究之余，一直笔耕不辍。他的散文清淡如水、质朴真诚，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实则蕴涵浓郁深沉的感情。《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尤其如此。

 季羡林生于1911年，卒于2009年。在他求学、教书、作研究的时代，诞生了许多大家。读书人的风范，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有着尤为明显的印迹和显现。

 我首先读到的，是季羡林的老师们，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是季羡林的老师们。胡也频，陈寅恪，西谛，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却原来都曾经是季羡林的老师。

 师者中的第一篇，是胡也频。可见胡先生在季羡林心中的地位。书中这样写道：“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字的很多，但在脑海中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我有幸是后者中的一个。”

 那时的胡也频是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老师，他个子不高，一副清秀的南方人的形象。他的居所在校园内一处明丽的花园旁边。他每天穿过花园，去后面的课堂中上课。他不讲《古文观止》，也不讲新文学，只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便滔滔不绝，直讲得眉飞色舞。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胡也频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无疑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但他毫不畏惧，处之泰然，每天迈着细碎的步子，穿过幽静的花园，赶到教室去上课。一派满面春风。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的风范吧。

 1931年，胡也频在上海被捕，被秘密杀害时，仅有28岁。当时的鲁迅先生亦在上海，听到此消息后，怒发冲冠，他拿起如椽巨笔，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启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在文末，季羡林这样写道，“胡先生的一生，宛然流星。但这流星的光芒，却会永远照耀。”

 陈寅恪先生，亦是季羡林的老师。他教授的是“佛经翻译文学”。他的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着季羡林和他的同学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终至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季羡林说：“给我这样听课享受的，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后来，季羡林国外求学十年，学成之后，正是陈寅恪的力荐，他得以去北大任教，且很快便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对于刚刚回国、年纪尚轻的季羡林来说，真乃石破天惊。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与爱护，由此可见一斑。

 再后来，陈寅恪先生亦来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便常常去拜见恩师。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季羡林和一众弟子，在来今雨轩的藤萝深处摆下茶桌，请老师观赏紫藤。其时，陈先生已眼疾深重，但闪亮的藤萝的紫光，尚隐约可感。那一天，师与弟子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季羡林终生难忘，让我这后生读者亦感动潸然。

 1969年，陈寅恪在浩劫中被折磨致死。1995年，季羡林提笔写下此篇，其时他亦年至耄耋。“后已见来者”，却“前不见古人”，想起恩师陈寅恪，他不由掷笔长叹，老泪纵横。

 西谛先生即郑振铎，曾用笔名西谛。30年代初期，他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并在清华兼课。季羡林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得以旁听。

在季羡林的记忆中，西谛先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他没有半点教授的架子，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生们都很愿意同他接触，不仅经常去旁听他的课，还得机会便去家中拜访。西谛先生的家是旧式的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红木做成的一排排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珍贵的古代典籍。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在全国首屈一指。整个屋子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盈盈，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被学生们簇拥着的西谛先生，犹如大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

 胡也频。陈寅恪。西谛。一个一个，皆是大师。作为记述者的季羡林，亦是大师。大师教授出了大师，大师又书写了大师。久居乡野、偏安小镇的我，有幸在教书之余，读到大师的文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是带着万分的虔诚与膜拜，对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无限崇敬地说一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