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上的光影

路来森  

一些事物，正淡逝在岁月的烟尘里，可烟尘里却埋下了动人的故事。

栗色箱柜

我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久远的习俗：一个女人，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要到男方一家“填柜子”。“填柜子”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财物，包括被褥、衣服、盥栉用品，以及结婚用的糖果等，全送到男方一家，装入男方早已备好的空的箱柜里。

这一习俗究竟起于何时？恐怕是不得而知了。但“填柜子”，它的寓意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女子结婚的那一天，送着女儿离门后，父母要将一盆水泼出门外，喻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再也无法收回一样。一个女子，将自己的所有，都填入了夫君家的柜子里，是不是喻示着：装进了财物、装进了爱情的同时，也装进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从此之后，就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夫家了；从此之后，夫妻俩就要共同划着这一艘婚姻的船，浮行在生活的河流里。这条河，顺也罢，逆也罢；这艘船，扬帆也罢，倾覆也罢，就只好交给命运和自己了。其实，有多少人已在这条河流里划过啊，结局也无非是那几种，但只要你填过了柜子，你就得划起自己的船，并且力争划出属于自己的航道。

“填柜子”，今天已经泛化了，或许人们更多的是用它的概念意义。因为旧有的“箱柜”，已被名目繁多的组合家具所代替。

但从前的“填柜子”，确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的家乡，过去的女儿家，结婚必须“三大件”：柜子、箱子、食盒。柜子，是方形的；箱子，是长方形的。柜子要比箱子大些、深些，正应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那句话“造厨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食盒，是圆形的，上面覆一圆盖，盖上有一木把提钮。箱柜上，大多装有一虎头状，或蝴蝶状的铜片合叶，是上锁用的。“三大件”都要染成枣红色，或称栗色，俗称“栗子红”，这是一种喜庆、温暖、端庄的色彩，渲染着一种燃烧的喜悦。“三大件”在室内的规制是，最大的柜子在下，上面渐次为箱子、食盒，家庭条件好的人家，还会在柜子下装一镂空雕花的“柜架”，看上去，显得踏实、稳重。现在，六七十岁以上年纪的女人，大多拥有自己的这样一套嫁妆。

我小的时候，是亲眼目睹过几次“填柜子”的。女儿家，先把被褥等大件的东西放入柜子里，再把衣服、头巾等放进箱子里，最后则把喜庆的糖果放进食盒里。然后端端正正地，在箱柜上分别锁上一把拴有红布条的锁，“虎头”闭上了自己的嘴巴，“蝴蝶”收拢了自己的翅膀。女儿家，把自己的爱情和愿望也锁进了箱柜里。钥匙是要掖进女儿自己的腰里的，钥匙的掖起，仿佛意味着她才是箱柜的真正的主人。可我知道，当新娘变成主妇之后，在岁月的风尘里，食盒就会变成主妇的“针线笸箩”，日子的贫穷和琐碎，取代了食盒里的美食，穿针走线，才是农家妇女实实在在的日子。

我们家，是有两套这样的箱柜的。一套是我的祖母的，一套是我的母亲的。

祖母的那套箱柜，已是破旧不堪。柜角，磨损了昔日闪亮的棱边；原先刷上的栗色红漆，已是斑驳陆离，像是一张苍颜上缀满了岁月的斑点；虎头状的铜片合叶，尘垢混在青色的锈斑里，画出了些许的无奈和苍凉。看上去，它似乎比我的祖母还苍老。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却贮满了我的幸福和希冀。

小的时候，一直伴随祖母生活，吃、住都是跟着祖母的。那时，伯父在外地工作，回家时，总会捎一些稀缺食品孝敬祖母，于是，这一套箱柜就收藏了那些稀缺的食品；于是，我就有了最大的口福。冬夜里，我躺进被窝，刚想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就觉得被人推了一下，睁开眼，眼前正晃动着一个红红的苹果；或者，祖母掀开箱子，弯下微驼的身子，手在里面窸窸索索地摸一阵，一个半干的橘子就送在了我的手中。看上去这个橘子似乎已经收藏好久了。闲暇的时候，祖母也会从箱柜里捧出一捧软软的红枣，同我一起分食。我把枣儿一颗颗地投入口中，像一只啄食的雀儿；祖母则放一颗枣儿于嘴中，就用她那没牙的嘴蠕动、咀嚼好久，她总是一边咀嚼一边乐乐地看着我。她那慈祥、和蔼的目光，穿透着我的喜悦。有时，祖母不在家，我也会偷偷地掀开箱柜，找寻那些好吃的东西。一次，小小的人儿用力掀开了最低下的大柜子，踩着脚凳找寻，因为身子前探过猛，人竟然一下子掉进了柜子里。此事，好长时间里成为家人的笑谈。所以，那一套箱柜，就是我的温暖，就是我童年对幸福的希冀。祖母从她的箱柜里，提取了最大的疼爱，倾注到我的身上。因之，每思至此，我就想起祖母那张胖胖的、菩萨般的笑脸，象一轮太阳，照亮和温暖着我的一生。

母亲的那一套箱柜，记忆中，似乎只是蓄满了贫穷和忙碌。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年秋后，进入农闲时节，母亲就从她的箱柜里，寻出一些破碎的布片，为她的孩子们做鞋袜。母亲先将一块块布片熨平，再在布片间抹上浆糊，将布片粘住、晒干，打成“敪子”，然后，用粗大的麻线，一针一线地将“敪子”衲成鞋底、袜底，或鞋垫。飞的针，走的线，穿在了儿女的身上，系在了母亲的心上；那针针线线，穿行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穿透了多少母亲的岁月。而儿女轻快、舒适的鞋子，却踩老了母亲的红颜。

最用心、费力的，还是母亲为妹妹们做棉鞋。鞋子做成后，还要在鞋子的头部绣上“花头”，每在这时，母亲就会深翻她的箱底，寻出珍藏多年的彩色丝线。配好色后，母亲就开始绣了。她总是迎着太阳去做，阳光下，花线闪着它亮丽的色彩，母亲的手柔婉地拐着，仿佛在空中画着一道道彩虹。累了，她就抬抬头，顺便在头皮上划一下锈钝的针。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偏西了，母亲就随着太阳，挪动着自己的身子。她努力想从太阳那儿汲取温暖，好让“花儿”尽快的开放。在母亲的手的舞蹈中，“花儿”渐次开放了，最终灿烂成一片，开在女儿的脚上，幸福、满足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用自己的辛劳，绽放开女儿的美丽。

祖母的箱柜，母亲的箱柜，那个时代所有女人的箱柜。

或许，在她们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仰望了，仰望那栗色的梦幻般美丽。可是当这箱柜，陪伴她们走过自己的一生，人已老，花将谢的时候，不知道她们可曾想些什么？希冀过、饱满过、幸福过，抑或失望过、干瘪过、心酸过，其实，这一切已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们已经梦想过、生活过，这栗色的箱柜里，曾装载过她们生命中的一切。

楸木桶

静静地，一只古朴的木桶，端庄地立在那儿，立在一个家庭的现实中，立在一个家族的记忆里。

木桶，高约一米半，直径约半米。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板，没有刨光，显得朴拙而又古雅，它们以其最美的弧度呈现在那儿，上中下被三道铁圈锢住，看上去结实、精壮，美观而又大方。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表面据满了灰尘，像一个沧桑的老人。它究竟存在多少年了？我不得而知。

祖母在世时，我曾经问过祖母。她停下手中正做着的针线活儿，迷离着双眼望向远方，极力在时间的隧道里寻觅着。终于摇了摇头，一脸迷茫地说：“记不得了，都是老辈传下来的……”继而又跟上一句：“是楸木做的，结实着呢。我年轻的时候，这木桶是盛钱的，现在都装些什么呢？”语气里，有一种无尽的遗憾和惆怅。

我知道，在年迈的祖母那儿，她已把自己生命中的最美好，停留在记忆的驿站里了。

楸木，一种现在近乎灭绝的树种。乡下人通常称之为“楸树”。

它，是一种叶似桐叶而又薄小的落叶乔木，生长速度缓慢，生长期长。但木质坚硬，木材细致，适于做家具、乐器，及棺椁。而且做棺椁的历史，似乎已经很久远了。《左转·襄公二年》：“穆姜使择美槚，以自为櫬与颂琴。”其中的“槚”就是一种“山楸”。可在我的家乡，楸木作为一种名贵的木材，只是用来做家具的。不知哪一位先辈，就用它做成了我们家的那只木桶，进而装载了几代人的生活和记忆。

这只木桶“盛过钱”，我听祖母唠叨过多次，也听村庄的老人神话般地传说过，那都是有关我爷爷的故事，我那个未曾见过面的爷爷。

听说，爷爷年轻时，曾带着全家在外经商。在一个小城里经营着一家木匠铺，一家钱庄（我估计至多是一个放高利贷的钱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是一个精明的人，更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他大概知道：在对待生活的细节上，一个女人总会十倍精明于男人的。他把已经打理规范的商铺，交给我的“大祖母”经营，自己则终日钓鱼、吃酒，悠闲的如神仙。钓几只青虾，热水一汤，再加进一点酱油、麻油；或逮几只蚱蜢，过油一炸，他就能美美地喝上一壶。但他最爱的美食是“狗肉”，“冷狗肉，热烧酒”是乡下人的美欲，这也固守在他的心里。曾经有一年的“腊八日”，家里人叫他起来吃早饭，他趴在被窝里问道：“割狗肉了吗？”家人说：“大清早，到哪儿去割狗肉？”他答道：“没狗肉，还叫过腊八日？”说着，又懒懒地躺下了。这一故典，传得很响，很是让村中的老年人羡慕。但他在外垂钓，衣着破旧，与人混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他是个有钱人，这一点，倒很有些“良贾深藏若虚”的味道。

后来，我站在时间河流的这一头，向上游眺望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爷爷还算是一个生活的精致、讲究、风雅的人。不过，真是应了那句话：风雅得有点“俗气”。

我们两个，处在家族生命时间河流的两端，他居于上游，我居于下游，他终止在上游，是永远不可能在我的河流里下行了；但我却可以，凭着他人的记忆和回想，上溯到他的河流里。我和他在时间的河流里对望着：他，讲究、精致、有钱，但不识字；我，粗疏、囊涩，却认识几个酸腐的字。我和他对望成一种人生的宿命：生命和生命之间，大概就是这样，补充着，又丧失着，很难找到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就是这样的一位爷爷，把我们家的木桶，装满了钱。

我的舅老爷（我祖母的弟弟）在世时，曾经证明过。他来到我们家，常常述说：“那时候，你们家真是有钱。我给你家当小伙计，木桶里装满了银元和铜板，抓着花多少也没人知道……”他那份贪婪的目光，让我明白，那时他一定没有少抓着花销的。

这就难怪我的祖母，是如此地铭心于那时的岁月了。可后来，这些钱又都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人述说。但祖母却也反复述说过这样的话：“幸亏钱没了，要不然，解放后就会被打成地主了！”真是“祸兮福之所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