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之痛

程勇

当一个人身上的某一器官开始疼痛时，它是在提醒你要重视这个善意的“警告”了！

2000年 10月上旬，拉萨大部分的树叶黄灿灿地飘向天际。但天空依然湛蓝，当一抬头，从树木快落光叶子的枝桠看去，你会看到通体透明，深远辽阔。一阵风刮过，会吸到一股寒流来临的气息。告别一个冬天，再相遇一个冬天，其实它早在路口前面等着我。那时我任职西藏军区某部副教导员。喉咙疼痛有一段时间了，但那阵子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检查，每天就喝点冲剂缓解一下。一个周二的早上，我起床后感到疼痛越来越厉害了，下口令讲话都难受。随即到团卫生队作了检查，医生说扁桃体肿大，不碍事，最多输几瓶抗生素液体就好了。连续输了三天的液，不见好转。

之后转入西藏军区总医院五官科检查。主任医生看着结果，一脸的严肃，“扁桃体已经开始病变，要尽快手术！”这话如雪，冷得几乎没任何含义。我忽然饮下满额的急躁：动手术，怎么来得这么突然，不就一个扁桃体肿大，用得着动手术吗？我当即问询了医生。他说扁桃体在器官里虽然不太重要，但如果不及时处理，病变后，会引起许多器官的病变，比如：肺、肝、心等都会受到影响。我一听，心里一股凉意袭来。他说这是小手术，不要太担心。哪有不担心的，手上被刀子划一下，都疼痛难忍，别说在喉咙里动手术了。这人不好好的嘛，扁桃体是如何病变的呢？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

返回单位后，我向领导请了假，说是准备住院动手术。领导一听，大吃一惊：“都什么问题呀，要动手术？”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对领导讲了。“应该无大碍！祝你早日康复！”末了领导微笑着对我说。当我回到家里收拾东西说住院时，妻子也惶恐起来：

“身体不好好的嘛，哪里需要动手术了？”

“是好好的，就是喉咙不舒服。”

“喉咙？......”妻子怀疑地凝望着我，像是想表达这个手术切开后怎么吃饭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从来没住过院、动过手术。我没有向其他人讲，也不用讲，免得让大家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住院介绍信，在医院大厅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径直向住院部走去。我被安排在四人间的病房里。里边有两个病友，是从其他部队转来的。白床单、白枕头、白被子、白色铁架床，显得特别的干净与清爽。我不明白医院里这些床上用品为什么都是白色？也许吧，当一个人身体一旦遇到病痛，似乎只有这样的颜色才足够让人安静下来。床头柜紧挨着墙壁，一层淡淡的绿油漆，上方一排横板上全是电插孔和吸氧器孔；乳白色的窗帘，被拉到两角，阳光从玻璃里透射了进来；一股股浓烈的典酒味儿直扑鼻孔。虽进入冬季，但室内很暖和。下班前，主任医生进来看我，问我身体有没有不适，他说需要观察几天，等抽血化验结果后，再做手术。

五天后的下午，医生再次到病房来告诉我说次日一大早做手术。特意安排我晚上休息好，早上不能进食，不要想多了。我带着一脸的木然使劲地点头。医生走后，我心跳开始加速。麻醉后有知觉吗？一旦手术失败怎么办？深夜了，我听到同室病友的鼾声不时传来，越听越睡不着觉，几近失眠。次日一大早，朝晖射进房间。护士拿着术前签字表叫我签字，我随手将名字写上。转瞬间，我随护士从一个走廊，向另一个走廊而去。到手术室门口，我看见“手术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心里开始紧张起来。护士要我穿上手术衣服，躺在一张床上。我仰着头，试图镇定，但喉咙掠过一阵痛楚。

我被推进手术室之门。主任医生、另一名医生早已穿戴好手术服，站在那里等候着。一名护士手里端着盘子，里边全是手术工具。容器已备妥，只等一声轻嘘。医生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之后，他拿着镊子叫我张开嘴唇，然后用棉球在里边擦了擦。将半针麻醉药分别打在两边扁桃体上。刚开始很疼痛，一会变得麻木起来，差不多没有知觉了。大概半小时后，手术开始。

我看见医生拿着一把长长的刀抵进我喉咙。轻薄，呈柳叶形状。找准部位后，快速地从一侧切出一条口子。我有知觉，我开始疼痛。我“喔喔”两声，医生止住我。我想吐东西，嘴里像是含着一包浓浓的液体，一股血腥味儿直冲鼻孔，我侧过头，将一口口血吐在护士准备的盘子里，再回到原位。医生不断在向纵深处切，那是一种连着肉体碎裂的声音，只有我能听到。好像麻药没有做彻底，疼得太专一了。我向医生表示我快承受不了，我在流汗。医生没说话，专心致志地切，他脸上同样有汗珠在滚落。右边扁桃体切除后，医生将它放在护士的盘子里。他歇了歇，在边上说：“已经变黑了，切除得很干净。”像是在表扬自己。

我每次侧过头向护士的盘子里吐血时，隐约看到她也难受的样子，也伴着一阵干呕。人是很容易受到条件反射的，诸如看到别人呕吐，自己也会跟着吐起来一样。我说不了话，但疼痛一直持续着。有一阵，像是昏迷过去了。故乡的小径径直向我脑际爬来，并回荡着老母亲弱弱的声音：“你在外要保护好身体！”心里一阵酸楚，下唇颤抖。许多故事被吞噬，再没有人与你在肉体上计较爱，情欲被隔离于昨天与明天之间。全麻、半麻、局部，无论哪一种方式的麻醉，死亡的声音都如此温婉。我并不怕，只想在落日前，让血流在肌肤中硬朗地站起来。

喉咙再次被疼痛牵扯着，我清醒了。医生开始切左边扁桃体，麻木混杂着疼。我两手紧握床沿，血流不止，喉咙一会儿被堵着了，必须马上吐出来，不然会流进肚里。我多么希望医生像将时间切开，又急速地缝合那么快速。可这一切都不是，刀始终在肉体上形影不离。我在哪儿？我想问，但无法张口。我皱眉，呻吟。我无法推想，握在医生手中的雕刀，有人是否被雕起，并活过日子的今天和明天。有人是否成为永恒？永恒没什么不好，都会抵达。当一树梨花夭亡了，梨子的春天才会开始轮回。

时间在焦虑中进一步划过。身体里软软的，像被打败一样。太阳藏在衣袖里，呻吟已经爬过几扇门廊了。护士的夹板上有记录的声音在下坠：刀，钳子，金属在碰撞；慈爱的天父，尖锐的啸声，我的扁桃体被解构完成。

“好了，看看你的扁桃体是个啥样？！”医生轻松地向我说。我努力抬头看过去：血迹斑斑的两个圆球，已经是黑红色，就在那儿一动不动。毕竟是身上割下来的两块肉，心里总有不舍之情。只是生命有点残缺西落的感觉，各种色调在喉咙里好酸楚。护士叫我起来，我扶着床慢慢站了起来。口里不停的吐血，有点虚弱，护士搀扶着我走出手术室。我向病房走去，心里一片空白，感觉碰到哪里都很疼痛，身体脆弱得很。手术后总是有这种茫然的状态。

我进门后躺下，值班护士立刻将大小不一的盐水瓶挂了上来。输上液体后，或许是挣扎得太累了，伤口又不断流血，一阵迷糊感袭来：生活像栩栩如生的碎片。我看见一些面孔，来了，又退了回去，同时弃我而去的有滔滔江水，有昨日胸中的堤坝，突然在一片黑暗里崩溃。一直到薄暮时分我才从沉睡中醒了过来，又好像是护士换瓶时醒来。有泪珠在滚落，我用汗津津的手去擦拭。哭啊！实在忍不住了。第二天晨曦来临，身上漫过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我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口里已经鼓胀得不行，啊，满嘴的血。当我睁开眼睛后，像是从深井般的黑暗中醒来。枕头和全身都好软，混沌而迷乱，千般感觉朝我一涌而来。窗外的天空明亮得好白。我推想：我的肉体如何才能在一只巨掌中成型于秋天的模样，那些吃过我肉体的金属，又回归到另一个肉体去了吗？这一波又一波的人，与金属在作顽强的对抗，其实是在与重生作抗争。

前四天时间我根本无法张嘴吃东西，也说不了话，只能比划，只能喝一点水。即便这样，喉咙也疼痛得难受。第五天，我开始吃一点稀饭，或者特别软的面条。但那种感觉，相当于在喉咙卡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要轻轻的吞食。一周后，身体慢慢康复了。我下床走动，人在病魔缠身时，怎么也走不出高雅的步态来。十月底的拉萨，凉意早晚侵袭而来。通过一次手术，不管是大是小，对生命仿佛有了一层更深的理解。没有什么比活得健康有更高的奥义，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

住院十三天后，我办理了出院手续。走出医院大门时，回头看到“门诊”两个字，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很难说清我何时再回来。因为生命有疾病和意外，世间脆弱，没有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