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书房 

刘新宁

书房是一个充满思想艺术和灵魂的所在，它宁静无言，却散发着大量的信息和独特的美，暗藏着神秘力量。它的魅力在于拥有浓重的文化韵味，在于能盛装和涵养知识分子不媚世俗，遗世独立的情怀。文人的书房，要用文人的风骨和雅意来支撑，用文人的笔墨纸砚之香来熏染，用琴棋书画的韵致来点缀。

古时候的地皮没有现在这么金贵，秀才们再穷也会有一间自己读书写作的陋室。贫寒的，一桌一椅一柜；富裕一点的，或加一榻一琴；标准的则是桌椅柜几，琴桌、香炉、洗水盆、贮物缸什么的。

古人的书房已很难见到是什么样的了，只有斋名留下了。蒲松龄的叫“聊斋”，聊是交谈的意思。据说蒲松龄在家附近设了个茶棚，专门听人讲奇闻异事，蒲松龄的“聊斋”因此得名，《聊斋志异》也因之产生。刘禹锡是官员，按说不穷，但他的书房却是“陋室”，还写了一篇《陋室铭》以明其志。明代文学家张溥酷爱读书，凡是所读之书必亲手抄写，诵读数遍后烧掉，然后再抄，这样反复六七次，因此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斋”。这种苦读精神有如苏轼，苏轼是给文章不停地换标题，以提取文章精髓。

老舍的书房在王府井的丰富胡同南口，他曾称那个院子为“丹柿小院”，因为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柿子树。丹柿谐音“但适”，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自己的生活写作之处能够适宜。 鲁迅在北京的书房是大约9平米的平顶房子，有个简易木板床，桌子上放着煤油灯，他又吸烟，在这双重熏染下，估计肺病是难以避免的了。他的弟弟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房名为“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他写过《苦雨》的散文，出过《苦茶集》的书，对苦有偏好。他的书房是北平式的平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读书写作之处，外面两间放着书架。冯骥才也有三个书房，有的可算工作室，里面收藏了许多石雕、佛像、陶器、木雕、民俗文物等。

医生是最能出作家的职业，作家止庵曾担任过医生、记者，他藏书达两万余册，书房像个书库。他觉得阅读就像一次旅游或造访，博大的书房可供他尽情畅游。作家徐城北的书房里挂着昆曲大师俞振飞题写的斋名：“品戏斋”，它还有个斋名叫“三不老书屋”，是艾青题写的。

最气派的书房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表弟，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的书房，他的“楬木庐”在青岛的一个小山上，是单独的一栋。远离尘嚣、环境清幽、鸟语花香。所有的图书都放在高大的玻璃柜里，一目了然。据梁实秋回忆，宋春舫的藏书都是精装，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闪闪发亮。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近于藏书楼，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一般不会把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这样的书房大概只能让人艳羡和幻想了，一般的文人无法拥有。但书房也不必太讲究，只要可供读书写作就好，读写是书房的核心功能，也是营造它的主要目的。琴棋书画的配置可以没有，红袖添香也不必要，没有红袖的干扰可能更有利于读书治学。

书房是文人的精神乐园，自然寄寓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也供奉着自己的理想和操守。所以，有些文人的书房里挂着用来表明心志的对联，南宋的楼大防，官至副宰相，书斋联是“门前莫约频来客；座上同观未见书。”他惜时如金，不愿与俗客闲聊，只愿与朋友们奇文共欣赏。清代邓石如书房名为“碧山书屋”（一说李东阳），上联是：“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下联是：“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上联集自然景观于一处，犹如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万里长卷；下联熔艺术珍品之大成，好象中华文化的丰藏宝库，可称传世佳作。清朝乾隆进士彭元瑞写的书斋联最有代表性：“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明清时，各省乡试在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礼部会试在二月，正是杏花开放之际。学而优则仕，靠刻苦攻书能中举做官，这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道。彭元瑞一举得中，后步步高升，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果真如愿以偿，圆了书斋联语之梦。

文人钟爱自己的书房，对它也有不同的感受，葛剑雄说书房是他的资产阶级幻想，意思大概是，在书房里他可以产生拥有巨额财富的感觉吧。著名学者邓正来说：书房里有我寂寞的欢愉。是的，书房是安静的，也排他，是自己神圣的领地，难免寂寞，但不乏欢乐。作家止庵的书多，他说他可以“在书房中旅游”，徐城北则坦率地讲“有个书房好著书”，这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说的，著书需要安静，方便查阅资料，非书房不能解决这些要求。所以，有个书房好著书，同样，有个书房也好读书藏书。

文人多数清贫，少有权谋，对物质与权术的欲望也很小，多数情况下只遨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遗世独立。只有在书房里，才能感觉自己是个王者，统御着千书万籍、千思万绪，一切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