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千世界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人生的画卷徐徐伸延，落下乡愁的泪和展开文人的笑，都用那婉约抑或直朴的笔触写意。不管是喜悦抑或是忧伤，一切皆因文字著录而让我刻骨铭心，一旦入境就会无法自拔：安庆、凤阳、桐城、黟县、蒙城、涡阳、潜山、和县、贵池、寿县、宣州、绩溪等。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撩醉心房……

一一尹玉峰题记

(图片出自网络)




一句徽州，千百个解读，一条青石板路，连结过去与未来。如今，白墙依然黛瓦，平湖青山倒影。2016年夏，由罗公序伦夫妇自费邀请我与李军鹏博士到安徽渡假旅游，观光的主要地方就是古徽州辖域。一路揽胜，一路赞叹，一路写作思考。

当时的立意方向是单纯的文化诉求，后来逐渐又升华了，升华到徽商的具体事物一一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徽商，我身边许多奋斗在北京的安徽人成绩昭昭，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勇敢、进取、不屈、向上、团结、助人的高尚品质。于是，我决定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徽之韵。

徽之韵 上篇




开篇词：乌夜啼   候鸟

作者：尹玉峰  (北京)




满城寒意深秋。

古桥头。

候鸟劳飞声过、吟难留。




风旋转。

奔温暖。

别无由。

南北西东鸣柳、待回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明清之际徽民生计实在艰难！“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康熙《休宁县志·汪伟奏疏》)







“民”可是“以食为天”的,连“食”都成了问题，岂不心生哀怨？由此就连极不合情理的“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似乎变得符合情理了。这实在是环境逼迫使然。为了从商，也就有了“歙南真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婚俗，以至“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魏叔子文集·江氏四世节妇传》)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细想此一歌谣哀怨之情有二：一是对所生活的环境难以解决温饱而心生不满；二是把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去经商无可奈何。而这也正道出了徽州从商习俗形成的必然性。当别的地方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朗朗诵读或是在天真无忧地嬉戏时,徽州的孩子却被父母狠心地“往外一丢”了：丢出去当学徒,学做生意——小小年纪便踏上自立的征程,去经受风雨磨练,去接受生活洗礼。因此才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的“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说道。 







这一歌谣最初产生的时间难以确定。但从其内涵看，应该与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相伴相随；至少在明中叶时就有了它的身影，因此时已形成了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人群体。但不管怎样，它就像飘荡在徽州大地上的幽灵一般，以它深藏着的真切况味和特有的磁力与徽州各县性状相碰撞，衍生出了以此为主题的一组歌谣，在徽州本土以及徽商足迹所到之处广为传扬；如流传于歙县的《前世不修》、祁门的《天光下饶州》和绩溪的《徽馆学生意》等即是，使徽州大地充满着它的最强音，显出力劝从商的特有力量。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究竟是怎样“丢”的呢? “丢”了以后又怎样呢? 先看流传于徽州歙县的《前世不修》吧：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三年吃苦,拼搏出头。 发达是爷,落泊歙狗。 “三年吃苦,拼搏出头。”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可以说更多的人是难以在三年后“出头”的。可现实是残酷的——“发达是爷，落泊歙狗。”前者地位是何其优越，充满了得意，被人羡慕；后者却要面对被乡亲奚落,被族人小看,被父母责骂，真是无颜见家乡父老！







徽州游子背负着亲人的重托和压力,也只能是义无返顾走到底了。要么发达，要么落泊，除此别无选择！试问哪个甘愿落泊呢？于此看出徽州人自小就承受着怎样的精神重负！走出家门，究竟是祸是福就看各人的造化了。“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光绪《祁门倪氏族谱·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这其中难道没有原因吗？这难道是徽州人天生喜好从商吗？ 







再看流传于徽州祁门的《天光下饶州》吧：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半夜收包袱，天光下饶州。 赚得钱来心头肉，赚不钱来骂‘天收’ 历史上的饶州，治所在江西鄱阳。可知祁门人经商走的是沿境内阊江通向江西鄱阳湖的水路。这里的“赚得钱来心头肉，赚不钱来骂‘天收’”，与前面的“发达是爷,落泊歙狗”一样，都应了徽州西递古村落中“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的联语所指。“效好便好”，一语切中为商目的。







经商总是要讲效益的，“效”不好自然一切不会好。命系于商，“赚不钱来”真个要天打五雷轰，连天理都不容啊！正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说的：“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簿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里所说的恰与歌谣相对应，令人想来唏嘘不已。 







最后看流传于徽州绩溪的《徽馆学生意》吧：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吃碗面饭，好不简单。 一双破鞋，踢踢踏踏。 一块围裙，像块纥褙。 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 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遛。 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 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 有生意，就停留； 没生意，去苏州。 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 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 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 半来年一过，身命都不愁。 逢年过时节，寄钱回徽州。 爹娘高兴煞，笑得眼泪流。 







绩溪人经商学生意大多走的是通往杭州的山路，才有如歌谣中所描写的景象。 这里既有概括的叙述，又有具体的描绘，既有闯荡的艰辛，又有成功的喜悦，从一个侧面活画出了外出闯荡的徽州人的真实面貌。加上对比描写、反复描写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相杂的活泼句式及特有韵辙的回还往复，让人倍感徽州人成功的不易，意味尤其深长。这里我们看到了：经商是徽州人求生存、图发展的基本理念；徽商的起步和发展充满了艰辛，充满了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徽商充满了乡谊，经常网开一面，互相顾爱，提携后生共同发展；徽州人充满了乡土和孝的理念，一有收获即回报乡里和父母。




↓实地考察 图左:尹玉峰，图右:李军鹏


徽商之所以能一步步走向鼎盛，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歌谣中虽不无哀怨之意，但徽州人那种坚毅果决、义无反顾的为商决心，令人不得不心生钦佩。外出经商，徽州人最大的人生抉择和使命。在以商为重思想驱使下，随之而来的吃苦耐劳、万难不拔的“徽骆驼”精神就成了徽州人艰苦创业的基本品格。徽商的成功实在是一种苦尽甘来的真理性实现。 







徽商的历练和成功，自然带来了后来徽州本土生活的富庶，带来了徽州教育的发达，徽州文化的昌盛，所有这些连同它的“大好山水”一起，终于使徽州成了一个令人艳羡和醉心追寻的人类家园。







徽之韵 下篇






开篇词：烏夜啼   边愁

作者：尹玉峰 (北京)




奔波常敛眉头，

苦心头。

异巷氤氲烟缕、惹回眸。




青石板。

吊红伞。

作边愁。

梦叹芳踪仙影、叹难留。










千年环境和生息




在中国纷乱多变的行政区划中，徽州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行政单位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稳定历史了。秦始皇时在今天的皖南地区设置歙县，黟县，两地的开发在孙吴时期开始加速，形成了一郡（州府）六县的规模。







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现歙县徽城，前四个县现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徽州地区山多岭密，海拔高程与相对高差均较大，山间谷地和盆地较少，且多窄小。徽州最大的盆地是今天称之为“屯溪盆地”的区域，包括休宁、歙县和绩溪，除了此处有较多农田之外，山区耕地稀少。在建国前此地开垦面积不足10%，且土壤贫瘠，不利于农业开发。







水路上四通八达的徽州，诞生出了影响巨大的徽商群体。







徽州社会孕育了徽商。徽商产生后, 又使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商人文化的印记。他们不仅建造了那些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作为徽州文化的物化表征的牌坊、宗祠和各类建筑，也深深地影响了徽州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以及社会风习。







尽管水运条件不够优越，但这是徽州人的生命线。每年都有大量粮食从浙江和江西经由这些河流运到徽州，徽州的茶叶，木材和各种特产也由此外运。







没有徽商，这块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绽放不出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芒。







明清时期，全国都进入了人口持续增长造成的人地关系紧张阶段，流民四散，在荒地山野中开垦糊口的农田。此时唯有徽州人没有加入艰难求生的大军，反而走上了商业致富的道路并称雄达三百年之久。徽州本身的条件正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从地理区位来看，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同唐以降，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即可到达杭州。随之通过内河航道，还可连接江苏的苏、松、常、太各府州。而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







长三角市场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对木料、石料等建筑材料有稳定的需求。文教之风又让以竹、木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纸、墨，以石材加工的砚等文具销量可观。茶叶和药材更是风雅之士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这些都是徽州的本地工业特产。







完成了以本地产品主导的原始积累，徽商开始走出去，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盐商成为了走出去的徽商中最成功的一支，为徽州带来了巨量的财富。







明代以前，盐是由国家管控的商品，私人不得贩盐。明开国以后，为了补给边防线的军需而开了口子，允许富商运粮北上换取贩盐的凭证“盐引”。嘉靖年间，盐商们只要将向产盐地的管理机构缴纳现银后，就可以领取食盐销售，让聚集在扬州的徽商找到了机会。苏北海盐场的盐成了徽商们的摇钱树，并通过对权力的不断攀附越发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传说中乾隆下江南在扬州与盐商们的无数轶事，有其历史依据。







破碎的山地地形，天然塑造了徽州人群分布的分散和孤立。一片小盆地就是一个家族，每个家族都有强烈的凝聚感和封闭性，他族极少能够染指。毗邻的众多宗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大家族内部都极力避免子弟流落外地为人佣工或者沦为仆役和佃户。一个人迫于生计出售私有田地时往往会被家族优先收购，成为族产，人员自然也不会外流。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未在徽州出现过。







徽州不宜耕种的土地逼迫宗族子弟外出闯荡。然而与成为流民的闯荡者不同，他们能够获得丰沛的族产资助。徽州商人起家时容易筹集资本，冒得起风险，且易得到在外地为官的徽州人的帮助。而财富也反过来刺激了徽州的文教事业，让此地的为官者越来越多。







在文献中，我们经常看到徽州“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的记述，可以说正是世家大族开创推动了徽州的商业之风。







在他们的带动下，长三角各商业城市有了“无徽不成市”的说法。众多繁荣的工商业市镇中，没有哪一个会没有徽商。但在浓厚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下，即使生在外地长在外地的徽商，也要回乡扫墓、祭祖、修庙、续谱、省亲、团聚。在强烈的宗族观念和荣光耀祖心理的驱动下，徽商还会在原籍修建超过正常需要的豪华住宅，并在老乡里招募学徒、雇员、合伙人。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大批男性成年人口长期外出，留在家乡的女性能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天数屈指可数。她们无法过上正常的性生活，几乎终身守活寡，生理和心理受到巨大的压抑和扭曲。







正因如此，徽州才遍布贞节牌坊，甚至还有专门供奉女性祖先的“女祠”，用荣誉遮盖徽州女人血泪史。







惨烈的太平天国战争开始之后，主要战场正是徽商经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战争使得江南名城摧折殆尽，唯有上海得以幸免，江南经济重心向上海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而由此带来的市场结构和商品网络的剧变则是徽商暗淡的最根本原因。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中国的最大港口城市，让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富裕人口从江南各地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去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也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中国的最大港口城市，让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富裕人口从江南各地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去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也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







机器生产的或进口的纺织品、日用品、药品取代了手工生产的传统商品。在新的商店、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的进逼下，广东商人、江浙商人得风气之先，迅速崛起，徽商则节节败退。以迁入上海的移民为例，安徽籍的远低于江浙两省，在租界甚至低于广东籍。上海的安徽籍移民，大多又居住在华界，而不是在更发达、更先进、更有商机的租界。







除此之外，徽商最大的政策优势——官盐经销制度也在清末废除，徽商在盐业的优势顿时土崩瓦解。新式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的出现，悄然改变了以运河为主的国内商路，沿海和津浦路沿线的城市迅速繁荣，盛极一时的沿运城镇临清、王家营、清江浦，以至扬州，顿时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一蹶不振。







虽然运力不足，但终究改变了，货物交通运输的方式：长期的单一经营、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使徽商已经丧失了早期祖先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终于淹没于时代洪流之中。







1934年由于蒋介石“剿共”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1947年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1987年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而绩溪被划归宣城地区管辖至今，传统上的徽州不仅被肢解，连名字都被抹去了。以至于外地人往往不知“安徽”二字中的“徽”就是徽州。







但探访今天的黄山市辖境内，处处可觅徽商和徽州古老宗族的印迹。徽商群体依然和孕育他的旧日宗族一起，是这里远去的记忆。









尹玉峰。先后任职《三希堂石渠宝笈集萃》(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主编、《中国商界焦点》《艺术与收藏》杂志主编、中民文化产业集团副总经理、慈善中国书画院、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两院副院长、Ⅰ0—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国际书画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席、Ⅰ0—WGCA国际书画鉴定评估研究院副院长、Ⅰ0—WGCA国际书画首席鉴定专家、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长、总编辑、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