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的花棉袄

 文/刘晓勇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成衣，在农村，貌似只是属于那些有头脸，经常出门的男人们的奢侈品。普通的社员们的裤褂鞋袜，大都是家中女人的劳动成果。合不合身，得不得体，全凭主妇的手艺。所谓“穿衣戴帽亮家当”，亮出的不仅是自家的经济条件，更多时候，亮出的是自家女人的女红水平。而那时孩子们的衣服，则一般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小给老三。那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做为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我，记忆中，第一次穿上专为自己而做的衣服，是我在即将上学的那年一个冬日。晚饭后，妈妈说:“天冷了，晓勇试试这棉袄合身吗，不行再改改。”当我看到妈妈拿出一件紫红的底儿上印满黄蕊蓝瓣的梅花，配着白色枝叶的崭新棉袄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均匀平整的针脚，复杂漂亮的盘扣，很是吸引人，尤为惊喜的是在领口周围和兜儿的边沿，还绣上了几朵五颜六色的小花！

        妈妈耐心地为我穿上这件略显肥大的棉袄，精心地扣好每一个扣畔，还让我转了一圈。自豪地说道:“俺家大勇穿上它真好看，真像个大孩子了！”我也不由自主地上下摸着，不时地把手伸进兜里，蓬松柔软，一股棉花的暖意如温水般顺着手臂涌进身体。那一夜，我是穿着它入睡的，也不知道妈妈是何时把它从熟睡的我的身上脱下去的。

        或许，在那个满眼尽是蓝白灰色服装的时代，这件紫红的棉袄太过鲜艳耀眼。第二天，当我穿着它和往常一样和伙伴们集聚在一起时，就像一块砖头抛入池塘，在群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一致认为，这件只适合女孩子们穿的红袄，穿在我这个从小就比同龄人高大的男孩子身上，很是有辱我等“男子汉”形象！还有一两个比我稍大的孩子，满脸做着夸张的表情，口里还说着类似“羞不羞！”的言语。一度惹得我也对自己的感觉产生了怀疑，低头看下这红红的棉袄，也好像不似昨晚那样漂亮了，而自己的一行一动，也仿佛变得拘谨了许多。

        回到家中，我把这情况说给了妈妈，妈妈说:“别听他们的，小屁孩儿知道什么！俺家大勇穿什么都好看，谁说男孩儿就不能穿红袄？改天我再给你做件褂子，套在外边，保准几年都不来褪色的！”于是，我便又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只是，在几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其实这块布料，原本妈妈是准备做给姐姐的，怎奈姐姐说自己有穿的坚决不要，并执意要妈妈做给我穿！

       这件“意外"而得的红棉袄，陪伴了我四五年的童年时光，好在伙伴儿们很快便习惯了在一片蓝灰黑中点缀着一簇火红。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我们尽情投入地玩儿着诸如“跳绳”、”弹球”、“撞拐”、“摔炮筒"、“掷沙包”、“堆雪人儿”等的游戏。我也很快觉得它和我很配，穿着它在各种活动中也是得心应手。只是辛苦了妈妈，因为它较比黑灰色的布料，更容易显脏，每个冬季总要拆洗好几次，因为没有别的衣服替换，每次妈妈都是等我躺了被窝，拆下里面，浆洗后在锅盖上煲干，其间一边添着柴禾一边整理棉套，有时还需絮加些棉花，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缝好，等到用自制的土熨斗熨烫平整后，屋外鸡窝内的那只大红公鸡，也已叫过两三遍了。

        这件棉袄之所以能穿这么多年，并能适合我那疯长着的身体，全靠妈妈早在裁剪时就留有的“后手”，秘诀就是裁大缝小，再在一次次拆洗中随着我的成长一点点放大，直教物尽其用。贫穷，有时真像一剂良药，全方位地补益着的人们的智慧！

        岁月如歌，随着改革的春风习习吹来并不断深入，通过辛勤科学的劳作，人们的生活真所谓日新月异，百姓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相比四十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走进装潢考究的专卖店里，挑上件高端大气的名牌服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也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寻常百姓家的衣柜，也已挂满与都市同步流行的，可搭配不同场合所穿着的各色服装。而我那件满是妈妈味道的红红的花棉袄，也早已连同童年的时光，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