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第八章

朱为民已经23岁了。

10岁那年他随哥哥山虎、江龙、天道从蒙城的三义集回到顺河集，后因山虎坐牢，江龙无力抚养幼小的弟弟，为民便由他们的干爹，孙水寨的孙德寿抚养。那时孙德寿的儿子长风12岁，女儿孙琴6岁。在干爹家，为民的学业没有中断。现在他从阜阳的安徽省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已是一家小学的教师了。他的妻子就是孙德寿的女儿19岁的孙琴。

1928年2月，皖北的天气呈现出冬春之交特有的复杂与多变，气温起伏剧烈，晴雨转换频繁，在寒暖交替中逐步向春天过渡。过罢春节之后，先冷后暖再转冷。田野的冬小麦陆续返青起身，忽冷忽热的气温对庄稼构成挑战，部分农作物被冻坏。2月9日这天，是正月十八，立春刚过去五天，朱为民来到阜阳西北太和的一个破庙里，参加中共组织的一个重要会议，与会者有军队与地方的党员70多人。研究的议题是共产党人在皖北地区，要不要搞武装斗争？要不要搞土地革命？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说明朱为民已经秘密参加中共组织了。

/魏野畴（1898年—1928年4月10日），陕西兴平人，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共产主义先驱者。/

会议主持人是30岁的韦金，这是他的化名，真名叫魏野畴，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胡须寸长，人称他“韦大胡子”。韦金是陕西兴平人，生于1898年，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陕西华县任教。后来，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聘请韦金到榆林中学任教。这期间，韦金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潘自力、高岗、高克林、阎揆要、刘澜涛、马文瑞、王子宜等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使他们走上革命斗争道路，成为党的优秀干部。他还创办了《秦钟》《共进》《西安评论》等刊物，宣传新文化，领导了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西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联军的头儿是杨虎城，当他寻求革命找不到道路，而陷入迷茫之际，杜斌丞将韦金推荐给他，韦金与杨虎城成为知心朋友。杨虎城感慨地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杨虎城任命韦金为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韦金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韦金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他协助杨虎城在西安坚守了8个月的守城战斗。国民党四处通缉韦金，他在陕西难以立足。这时，杨虎城的部队改编为国民第十军，由西安移防安徽省的太和。陕西省委决定韦金随杨虎城一道前往阜阳、太和一带展开工作。1927年底，杨虎城的十军从陇海线上的马牧集撤向皖北的太和。马牧集是现在河南虞城县的县城，当时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车站。马牧这一名字源于商汤灭夏时期，夏朝末年，商汤为灭夏桀，命辅臣伊尹在此圈地，养马匹以强军。该地水丰草茂，适合牧马，商汤依靠这些马匹建立了强大的军队，最终灭夏建商。此后两千多年里，这里设立了皇家的牧马场。

当杨虎城的部队来到马牧集时，蒋介石派人打入杨虎城部队，威逼其逮捕韦金，遭到杨虎城的拒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想在部队移防太和途中暗杀韦金。杨虎城命令炮兵连长孔从洲沿途保卫韦金的安全，不得有任何闪失。

这期间，一个叫南汉宸的共产党员也来到太和，他是山西洪洞人，生于1895年，1926年由刘伯坚与高敬轩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工作。党的“八七”会议之后，河南省委派南汉宸化名“于基”，带领武勉之、高敬轩一批共产党员到太和，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在杨虎城军中建立中共皖北特委，南汉宸为特委书记，韦金负责组织工作。

/南汉宸（1895年12月14日—1967年1月27日），山西省洪洞县韩家庄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曾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

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

1928年2月初，由于叛徒告密，南汉宸身份暴露，在周恩来的斡旋下，秘密转移上海。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扑灭，南汉宸走后，韦金挑起皖北特委书记的重担。

此刻，在朱为民眼里，韦金是那么干练。既熟悉部队，又了解农民，还懂得党的政策。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说：“皖北革命的时期到了，这把火必须有我们共产党人点燃。”韦金用手指着朱为民说：“这位同志，请你分析一下当前皖北农村的形势？”

为民没想到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特委书记会点名让他分析当下的形势，他有些激动，但又怕讲不到点子上。他站起身来，面对韦金，面对会场上众多的党员，说道：“我认为土地是我们可利用的最有力的武器。皖北地少人多，地租重得压死人，佃户种一年的地，好收成也就是勉强糊口，遇上荒年，欠账滚利，很多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同时，农民面临着三重压迫：一是地主，二是苛捐，三是军阀。现在南方的工农运动，北阀战争，已经慢慢地把改变这一局面的春风，吹到了皖北大地。我认为湖南、江西等地敢搞土地革命，我们也能搞土地革命。只有搞土地革命，分到土地的农民，才会和我们一道干革命。国民党军队虽然强大，但大部分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土地的利益可以把他们从国民党军队里分化出来，为保护自身的利益，与我们一道战斗。”

韦金微微一笑：“这位同志讲得很好。但是，我们要搞土地革命，必须有保卫土地革命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枪杆子。现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武装，我们要从国民党的军队里找到自己的武装，分化他们，团结他们，促使他们武装起义。”

韦金说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若从城市发动工人阶级闹革命，人少，力量薄弱，很容易被国民政府所镇压，因为国民政府的力量集中在城市，以弱对强，革命的烈火是燃烧不起来的。而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广大农民被地主阶级压迫，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翻身解放的道路。在农村国民政府的力量与农民群众的力量相比，农民占绝对优势。再看皖北，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薄弱，农民兄弟对反动势力有深仇大恨，一旦这把火燃烧起来，将成燎原烈火，势不可挡。这样，皖北会成为安徽省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至此，我们的武装起义，会与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样，光耀中国革命的史册。所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唯一可选择的正确道路。”

韦金环视一下会场，继续说道：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各地党组织已转入地下，皖北党组织不仅活着，而且没有受到重创，我们要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搞武装暴动，在国民党军队里拉出起义的部队，在乡村发动群众，成立农民赤卫队，搞两条腿走路的武装斗争。

会议决定，要搞武装起义，时间定在4月底或5月初。起义力量的构成，有驻阜阳的国民党第十九军高桂滋部的教导团，有第十军杨虎城部的军校学员，以及阜阳当地党组织发动的农民赤卫队，形成了兵变与农运相结合的武装力量。

会议之后，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韦金向中共中央，中共安徽省临委与河南省委写出报告。2月21日，韦金第二次向中共中央写出《关于皖北政治经济及党之组织经过、现在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韦金分析了皖北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皖北各军阀之间的矛盾，指出“皖北党组织迅速壮大，农村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特委同志“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能扩大致全皖北，破坏十军及十九军，引导五、六万农民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皖北特委要“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央指示：“必须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训练，准备好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要条件。”

到3月底，中共皖北特委先后组织了阜阳县委、太和县委、蒙城县委、霍邱县委、亳州特分委和颍上特支，加上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第十九军高桂滋部和第十军内的党组织人数达到1300人，农民协会会员也达到一万多人。同时，在阜阳县的行流集与插花集还组织了2000人的农民赤卫队。

       第十军中，有一位叫宋勋的军官，参加了2月9日太和召开的会议，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十军中的特支书记，他家有良田数百亩，骡马成群。太和2月9日的会议之后，他有些心神不宁，他对武装起义没有什么意见，张三打李四，或者李四打张三，谁的拳头硬谁就会赢。但他对土地革命想不通，一搞土地革命，自己家的几百亩土地都是别人的了，骡马也没有了。不能小看那几百亩土地，有它，自己才得以读书，才得以去阜阳隔三差五逛青砖小楼，去会他的秀英与春花，她们是他的心爱，但也是销金窟，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享受女人得靠金钱开路。如果搞土地革命，失去了土地，他还有什么钱哟。宋勋是个积极的革命者，始终想着去革国民党的命，但他没想到革命的第一刀会砍到自己头上，砍到了祖祖辈辈积累的财富与土地上。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原名忠祥，字虎城，陕西蒲城人，陕军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此刻，宋勋在阜阳泉河大堤上徘徊着，每一步踩着的都是不宁的心绪。他走下大堤，向他熟悉的那幢青砖小楼走去，他心爱的春花就在那里。春花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唐诗宋词不离唇边，但她的要价也高，他在这个女人身上尝过几次鲜味，每次都要付出重金。进门先点花茶，一杯茶许多钱；上楼点美酒，又得花好多钱。这还只是门票，想进春花的花魁之地，还有一场场琴棋书画与唐诗宋词的考试。试想，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独处的环境，所激起的火烧火燎的情绪，哪还能有心去搞琴棋书画，去谈论唐宋诗词哟？若是做得不够或回答错了，一碗羹汤，春花便把他打发出门，离她的体下玉门还有十万八千里呢。他感到春花是稀缺的性资源，只有重金才能踏进这道门槛。而每次踏进，都是几亩土地生产出来的真金白银。土地，土地。他心里唸叨着。没有土地，他还有这种生活吗？

他走进了青砖小楼，花重金走完那些让他急不可耐的程序。这是他与春花相识以来，第一次这样顺风顺水，少了那么多的刁难，看来这个春天，她的土地需要春水的滋润了。一番云雨之后，想想土地革命的事，想想将要投入的燃烧自己的革命工作，宋勋彻底疲软了，失去了再次挺起的功能。春花温柔地抚慰他，调动鼓励着他的情绪，但他还是不行，两行清泪便流了下来。他和春花讲了即将起义的事与土地革命的事。

春花是经多见广的女人，她说：“你没有了土地，失去了财富，我这道门要向你关闭了。”她把宋勋的手拎到她腹下他最想要的那个地方。说道；“这块宝地将永远与你告别。”

宋勋说：“我就为失去它而感到难过。我想脱离他们的队伍。”

春花说：“你脱离他们的队伍，难道他们就不搞土地革命了吗？他们会照样搞下去。”

“那怎么办呢？”他问春花。

春花抱过他的头，在他的耳边嘀咕一阵：“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宋勋一听，禁不住心花怒放，这样也就保住了土地，保住了财富，保住了身边这个成天让他魂不守舍的女人。想到这里，那个东西突破坚挺起来，按住这个女人，狂飙突进，上面的男人与下面的女人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1928年初，第十军军长杨虎城眼看部队粮饷短缺，前途渺茫，便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商量解决的办法。到了南京，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去了徐州，正在全力筹备第二次北伐，他根本无暇理会杨虎城这样的边缘势力。杨虎城感到蒋介石根本就没打算收编他的部队。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徐州发来的命令，命令第十军归方振武指挥，参加二次北伐。这道命令非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倒剥夺了杨虎城的权力，使他更加灰心，干脆一走了之。1928年2月底的一天，杨虎城从南京来到上海，从那里乘坐日本邮轮，4天后到达日本大阪。他把第十军的领导权交给了自己的部下孙蔚如暂时管理，部队没有了主心骨。当方振武命令第十军参加二次北伐时，孙尉如称军中群龙无首，需要杨虎城回来方可指挥部队，以此为由，拖延了起兵的时间。1928年3月31日二次北伐开始，北伐的部队中没有第十军的身影，部队仍留在了阜阳的太和。

/孙蔚如（1896年1月31日—1979年7月27日），名树棠，字蔚，以字行，陕西省长安县（今属西安市）人，中国爱国将领。/

孙蔚如是陕西长安人，是西北军杨虎城部的主要将领，以敢打硬仗，善于指挥闻名。他不反共，不屠杀，但他也不容许共产党人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搞事，尤其是在杨虎城不在的时候，更不容许他们搞出事来，怕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他知道杨虎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也忠诚于杨虎城，但他不愿扯进由意识形态的分野而构成的党派之争，他是一个职业的军人，一个打仗的军人，除了打仗，他什么都不想。杨虎城走后，作为代理第十军军长，他几次收到了国民政府关于在军中清理中共党员的命令，他不敢不做，又不愿积极去做。

宋勋从阜阳的青砖小楼回到太和，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为保住土地，为保住财富，为了有力地搂住爱的要命的春花，他要背叛中共组织了，人生在世，谁嫌金钱扎手？谁愿失去财富？谁不愿身边有美女伴陪？他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动摇了，不愿把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决定做革命的叛徒。他知道，起义的领导人是韦金，他是杨虎城的至交，是中共皖北的特委书记，又是孙蔚如的朋友，他怕供出韦金，自己性命难保，于是，他在交待的名单里，没写下韦金的名字，对事不对人。

4月5日夜晚，宋勋走进孙蔚如的司令部，向代理军长敬礼之后，他向孙蔚如报告：“十军中有共产党人活动，有人准备搞武装起义。”他把2月9日的会议内容与自己所知道的110名共产党员的名单提供给了孙蔚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共产党人在第十军中活动如此猖獗，归根到底在于杨虎城的倾向于革命的思想，作为杨虎城的挚友与部下，孙蔚如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宋勋说道：“孙军长，此事若是南京政府知道了，你吃罪不起啊，他们和南方的共匪坑瀣一气，要搞大事嘞。”

孙蔚如微微一笑说道：“此事我比你知道得更早。昨天，杨虎城军长从日本来电，已向我通报了他们武装起义的情况，共产党员中第一个想搞事的就是你，你是他们的特支书记，出谋划策的就是你，杨军长让我抓捕你，你今天倒是送上门来了。至于其他人，当然我要严肃处理，鉴于他们在十军中出生入死，立下战功，我立马让他们滚蛋，滚得越远越好，不能让他们为杨军长惹事，更不能让他们为十军抹黑。”

孙蔚如的话可谓滴水不漏，首先是吓住了宋勋，他不敢把事情闹大，闹大了自己有责任。其次，他报告的情报，孙蔚如早已知悉，且是从杨虎城那里得到的，他报告的价值大大缩水，报告了人家知道，不报告人家也知道，报告等于白报告。孙蔚如的话不仅把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撇清的一干二净，还把责任推给了宋勋。有这两条在前，他才能践行不反共，不屠杀，不直接参与这次镇压起义的一些主张。

孙蔚如这厢摁住了宋勋，那厢开始行动。4月6日上午，孙蔚如带着军警卫连赶到第十军的军校，把全体官兵集中起来，把枪支一一收起，他在操场上客客气气地说：“你们内部出了叛徒，报告了想起义的事情，你们还年轻，保命重要，别给杨军长惹事，给你们发一笔路费赶快滚蛋。”孙蔚如把110名中共党员礼送出境，赶出了第十军。

/血战娘子关（图片来源网络）/

  有人认为阜阳四九起义失败，归根于孙蔚如，其实不然。宋勋背叛革命后，是孙蔚如转移了大批共产党员，减轻了中共的损失，他的这一做法，与他的价值观是一致的。1933年，他作为杨虎城的代表，与红四军方面军秘密签订了《汉中密约》，实现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为川陕苏区解除腹背受敌之忧，被中共誉为军事统战史上第一个协定；西安事变前，多次与中共接触，托人转达与红军互不侵犯意愿，毛泽东回信致谢：“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国仇，甚感甚佩”；西安事变中，孙蔚如担任西安戒严司令，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逼蒋联共抗日主张，并在事变后，协助稳定局势；1937年主动请缨，率部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战役，他领导的十七师，在娘子关血战九昼夜；后来他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在晋南中条山坚守三年，十一次击退日军大规模进攻，以伤亡两万人的代价，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关中，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1949年，孙蔚如拒绝赴台，隐居上海迎接解放，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多没致信台湾故旧，呼吁以民族大义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武装起义，因宋勋为一个女人而泄密了。女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可能为了女人，还有许多共产党人败在这条路上。女人是具杀伤力的糖衣炮弹，战场上不畏死的男人，将在她们面前跪下双膝……

  4月6日，清明节的第二天，是闰二月的十六。第十军将共产党人的武装解除，并将他们清理出第十军。这天晚上宋勋的心头之病消失了，虽然孙蔚如对他重锤猛击，因背叛中共，揭露了起义的事实，有立功表现，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他想，中共组织的起义断然是搞不成了，他的土地保住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还会持续下去。多日来，这事把他的心闹得像十五个水桶提水，七上八下的，连太和妓院那个叫小红的娘们都顾不上了，今晚他要去会会她。太和历史底蕴深厚，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鹿上之盟”就发生在这里。苏秦游说魏襄王时提及的“南有新郪”指的就是太和。明洪武三年，即1370年，朱元璋将“泰和”改为“太和”，寓意太平详和之意。太和二字取名《周易》，保合太和，强调和谐包容。太和是一座历史脉络清晰，古今交融的皖北名城，自然青楼生意兴旺发达。当宋勋兴致勃勃地躺在小红床上时，还未来得表现自己的床上功夫，便被一把鬼头大刀砍去了头颅。有人说是孙蔚如派人所为，有人说共产党的暗杀队所为，有人说是当地土匪所为，有人说是另一嫖客因情所为……等等，只有猜测，没有实证。总之，一个叛徒在共产党人被驱逐出太和的那一天，他死了。

   /西北共产主义先驱者 魏野畴照片/

中共皖北特委从来没有想到，满嘴政治口号喊的格外响亮的宋勋会背叛革命。4月初，中共皖北特委在阜阳召开各县委和十九军党组织会议，宋勋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首先发动高桂滋部教导团士兵起义，十军军校学员和农民赤卫队配合，占领阜阳城。亳县、蒙城、太和、颍上、霍邱、宿县一起响应，创建皖北革命根据地。同时，安徽省临委两次发出指示，指出皖北暴动时机过早，农民对苏维埃概念还不能真正理解。同时又指出，一旦发动起义，必须解除一切反革命武装，改编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交通不便和起义提前发动，指示发出时，起义已经失败。

4月7日晚，朱为民走进阜阳西湖的会老堂，因宋勋的叛变，皖北特委在这里召开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党组织联系会议。会议有韦金主持，到会的有昌绍先、杜聿德、李端甫、胡英初等20余人。会老堂建于北宋熙宁五年，即1072年，由欧阳修在其私宅“六一堂”西侧整修而成，用于接待前副相赵概。那年六月十七日，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寓居颍州西湖六一堂。退休前，他与赵概相约，退休后要互相访问。这天，赵概来到颍州，时任颍州知州的吕公著既是当代文豪，又是二人的朋友，为纪念欧阳修与赵概的桂冠之约与君子之交，在他题匾的“会老堂”，三人宴饮赋诗，欧阳修即席写下名句：“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这次聚会，史称“颍滨星聚”。天祐六年，即1091年，苏轼知颍州时到访此处，亲题堂内月亮门额“景贤”“尚友”，并重修此堂。会老堂与六一堂毗邻，均在一个院落，六一堂为东堂，会老堂为西堂。

如此厚重的历史，到处题刻的诗文，特委与会人员没有闲心关注这些，人们从韦金的神情上，已感觉到事情的严峻。

韦金的目光把会场扫了一遍，声音低沉地说道：“宋勋叛变了，起义必须提前，时间定在4月9日。”

这话像炸雷，炸乱了人们的情绪，原定起义暴动的时间是4月底5月初，突然提前了20多天，准备都来不及啊！

韦金说：“国民党的屠刀已落在我们的脖子上了，若不提前，我们就是他们的刀下之鬼。”

他分析了阜阳眼下的形势：“杨虎城部军校学员110多名共产党员已被礼送出境，这是武装起义的重大损失。此时，高桂滋率十九军主力北伐已抵达山东境内，阜阳驻军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城防空虚。而高桂滋部的教导团和留守司令部的特务连，大部分被我们掌握，尤其教导团九个连队已被我党控制了六个连队。起义虽然提前，但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以高桂滋部兵变力量为骨干，城内工人、店员配合；城外赤卫队先解除各地税局和民团的武装，再一起攻城。待阜阳起义胜利后，在太和、界首、亳县、蒙城、鹿邑等地驻防的第十军和肖之楚师以及各地农民接连起义，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

韦金让与会者谈谈对提前起义的看法，其他领导说完之后，韦金问朱为民：“你对此有何看法？”

朱为民说：“我完全赞同皖北特委的决定。从区域上看，豫东皖北，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便于红军游击作战和根据地的扩展。其次是地形有利，如果此次起义胜利，我们便坚守此地，如果失败，我们向南一步就是大别山，与黄麻起义的红军兄弟汇合。大别山区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为武装割据提供了天然屏障。从战略位置而论，此地东瞰南京，西扼武汉，南控长江，北连中原，具有得大别山者得中原的军事价值。另外，我们前有榜样，黄麻起义还不到五个月，鄂豫皖边区农民协会迅速发展会员超过100万人，已占全国农协会员的九分之一。还有，我们这里群众基础深厚，老百姓长期受地主和军阀压迫，革命意愿强烈，积极参与赤卫队的热情高涨。我认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吸收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一定会把土地革命与政权建设好的。”

  /魏野畴 纪念馆（图片来源网络）/

     韦金微笑说道：“为民同志把这次起义的意义理解的很透彻。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子弹没有眼睛，起义斗争中不知道谁会死，谁能活着。如果我们失败了，活着的同志要向大别山转移，与那里的同志一起坚持战斗。”

      在会老堂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皖北革命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韦金任总指挥；昌绍先、杜聿德两人领导教导团起义攻城。乔锦卿、周传业、周传鼎负责组织城内学生、工人、店员接应；李烈飞、李端甫、苗勃然等负责组织行流集农民暴动，吕浩汝组织插花集农协暴动，张耀祖组织马店农民协会暴动。

      这个夜晚，朱为民，，，回到家时，已是深夜，皖北春夜的风仍有浸骨的寒意，室外的绿竹拍打着窗棂。屋内，一盏如豆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照着为民那张疲惫而坚毅的脸庞。刚才特委提前起义的会议精神，在他的脑海里打下深刻的印记。作为这次暴动的骨干者之一，他被派到高桂滋部教导团一连任党代表，领导这支部队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妻子孙琴正在床边缝补着衣服。听到动静，她猛地抬起头来，一见是为民回来了，手中的针钱落在了地上。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虽然孙琴没有参加皖北特委的会议，但作为革命者，她对为民的活动已猜出八九分了。革命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随时都可能牺牲掉自己的生命。每一次为民深夜返回都伴随着生死的悬念。“你回来了？”孙琴的声音低沉而情重，眼中既有他安全归来的欣喜，又有难以掩饰的担心。她走上前去，想要触碰丈夫的脸庞，却在指尖即将触及那粗糙胡茬时停住了。她看见他眼底深处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冷峻与思虑。为民没有像往常那样拥抱她，而是径直走到桌前，倒了一碗凉水，一饮而尽。他的动作显得有些机械而僵硬，仿佛在压抑某种剧烈的情绪。武装起义在即，成功与否难以预料，事情的结果，不像语言描写的那么轻松，起义的成绩需要枪声、大刀与鲜血谱写，他不是上帝，无法决定可期的成绩。妻子是自己的同志，无需隐瞒什么，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伟大的斗争，他有必要向妻子作以说明，个人与家庭做些准备与应对。为民对孙琴说：“党内出了叛徒，为了预防更大的不测，皖北特委决定提前发动起义，定于9日早晨。”

      孙琴问：“有胜利的把握吗？”为民回答：“不好说。”孙琴又问：“你对韦金同志是这样说的吗？”为民答：“不是。”孙琴说：“你应把真实的想法向组织汇报，我们的起义不是为了失败，而是夺取胜利。为了胜利多一分把握，对牺牲的代价要有充分的预估。现在皖北我党的力量很薄弱，虽然有1300名党员，但对于强大的国民党统治势力来说，仍处于弱势地位。为保存革命的力量，我们输不起。”

/阜阳 四九起义纪念馆（图片来源网络）/

孙琴在党内的职务远低于为民，但她毕竟是师范毕业生了，她懂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不愿让革命作出无畏的牺牲。孙琴又问：“是整个皖北一起行动吗？”为民答：“是的。”孙琴说：“现在是4月7日深夜，组织作出的决定，何时才能送出？亳州距阜阳120公里，蒙城距阜阳113公里，马店集是我们的老家，距阜阳也有43公里，最近的地方是行流集与插花集，距阜阳也有20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他们怎么投入阜阳的武装起义？待消息送去，他们也要有个准备啊。就是农民收割庄稼，也得给他们一个磨镰的机会。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孙琴所说的这些，为民都懂。武装起义是件好事，但好事也要有忧患意识，需要将其置于历史纵深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共产党人对武装起义的忧患意识并非指对正义行动的恐惧，而是对斗争的残酷性、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对党内腐化的风险和胜利后懈怠情绪的深刻警醒与理性预判。为民从党内同志那里早知道宋勋的生活作风腐化问题，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谁都不愿撕破脸皮去揭露他，谁也不去批评他，结果一个党员的生活作风问题，为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迫使武装起义提前行动，此举不知为党的事业造成多大的破坏。为民认为，孙琴所说的皆有道理，对革命事业的忧患，不是畏缩，而是清醒，是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古训的最好诠释。在武装斗争的语境下，忧患意识体现为对敌强我弱态势的客观认识，以及对各种风险的提前防范，做到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但作为党员，他没有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这些建议。为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学会了跟着领导捧喝，领导把一个问题说到八分好，他偏偏要说的十分好。这种作风，是否对党的事业形成破坏？他说不清楚。

尽管孙琴说得在理，而为民却严肃地批评她：“不容许你对党的决议进行任何怀疑。”孙琴说：“我只是想让党更安全更完善这个决议，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是普通党员，我的意见不可能抵达皖北特委，但我的意见我不能不说。”

孙琴说：“无论这场起义是胜是败，我必须参加战斗。若是胜利，我为胜利出力；若是失败，我去开辟退路。无论结局如何，你我参与这场起义，阜阳这个家已无安全可言。

为民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孙琴是去找宁老庄的楞爷，为起义失败留一条狭窄的退路。当年山虎出獄后，楞爷也出狱了，两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夜两人都没有睡好，他们各自想着起义将要出现的种种问题。若是胜利，那是属于万众欢呼的喜庆；如果失败，那将会血流成河。革命者有无退路？退路又在哪里？

4月8日，作为党代表朱为民来到教导团的一连。连长高翔刚到任三个月，他是去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战士，1926年入党的湖北人。南昌起义时，他是起义部队的一个连长。起义失败后，部队向陆海丰转移时，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与部队失去联系了。他回到武汉，见到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与高桂滋同是同盟会会员，并一道参与辛亥革命，老人便把高翔介绍到了高桂滋的部队，高桂滋把他安排在教导团一连任连长。高翔向朱为民介绍，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军中与杨虎城一样受到打压与排挤，他有鲜明的民主思想，愿与民族和人民做些事情。高桂滋后来的人生道路，与孙蔚如相似，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参加了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及中条山战役。尤其在平型关战役中，其部队在团城口阵地与日军血战五昼夜，虽伤亡惨重，但有效牵制了日军主力，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侧后伏击创造了战机。毛泽东曾称赞高桂滋参加大革命与抗日之役是“光荣历史，国人同佩。”全国解放后，任农林部副部长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教导团一连副连长叫夏丹，他是湖北洪湖人。谈及即将发生的武装起义，满口豪言壮语，他说：“皖北武装起义的意义，远大于江西南昌起义与湖南秋收起义的意义，那里有多少人？覆盖地域有多大？它怎能与皖北武装斗争相比呢？皖北起义将影响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350万人口。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最辉煌的一次武装革命。”

为民问夏丹：“如果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夏丹说：“怎么可能攻不下呢？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指哪打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民又问：“对待伤员怎么办？”夏丹答：“如果负伤跟不上部队，枪毙。决不给敌人留下一个活口。我领导的部队，绝不容许他们把尿尿到自己的脸上。”

/阜阳 四九起义纪念碑（图片来源网络）/

三人研究了明天的武装起义问题之后，便步入颍州西湖。在皖北大地的一隅，颍州西湖宛如一颗遗落人间的明珠，静静散发着温润而迷人的光芒。它没有杭州西湖那般声名远扬，游人如织，却以其独有的宁静与质朴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幼的水墨诗画，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颍州西湖不仅拥有“平湖十顷碧琉璃”的自然胜景，更承载着欧阳修、苏轼等北宋文学的深厚人文记忆。这里四季景致各异，春有芳草笙歌，夏有荷风送香，秋听残荷雨声，冬蕴静谧清冷，是一处集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园林风光湖。

三人正在湖畔走着，忽见一艘小船驶来，童声稚嫩，一船孩子在朗唱欧阳修《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这是一阙颂扬颍州歌舞升平的千古绝唱：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阳修的这阙《采桑子》写于宋仁宗皇祐元年，即1049年。那时欧翁知颍州，晚年致仕后终得归隐于此。颍州西湖以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深得其心。这首词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却意境悠远，视角灵活多变，由近及远，由视觉到听觉，由静态到动态，层次丰富。此词不仅是一幅春日游湖图，更是欧阳修历经宦海风波之后，心灵归缩的写照，千年以来仍能带给人们宁静与慰籍。

朱为民轻轻对二人说：“这就是颍州！这就是颍州人民千年期盼的生活！明天将是另一番模样了。”

这时，遥远的天边响起一声春雷，顿时乌云骤起，天要下雨了。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