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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慈父
儿女共绘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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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裕生 何学莲 吴红霞
他，何泽香，红安人，开国将军何德庆的侄儿，一生留在红安。他曾任大队书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书记，他处处想着农民，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有人上门答谢，送了乡人拿得出手的重礼——香油。他拒收。送礼人执拗，将香油倒在锅里。送礼之诚堪称绝！何支书的拒绝更绝！油从锅里装瓶，然后连夜送还！以绝应绝，一个廉洁的乡下干部跃然立在读者心上……
儿子何裕生撰写父亲的这篇散文，本栏目推出，点击量过百万。
本栏又收到何泽香老人的女儿们写来的散文，众笔共绘一个慈爱的老父亲。
父爱如山，父爱似海！
何泽香，一个大写的老人！
父爱如山
◎何学莲
在我印象中，父辈乃至祖辈的生活都很艰辛。读完父亲的手稿，更觉他一生波折，错失过不少机遇——去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特意打电话安慰他，可还没等开口，父亲的声音已经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语气很是开心，说他有得有失，说他很看得开，现在很满足，说人生就是这样，谁也说不好是祸是福。这就是我的父亲，骨子里藏着坚强与豁达。
父亲对教育的重视深入骨髓。记忆里，即便身在农村，家里也总透着股“书香门第”的气韵。我从小爱读书、会读书，成绩一直拔尖，老师对我们兄妹几个也格外关照。小学时在余家岗就读，英语贺老师是外地人，为人热忱，常来家访。母亲厨艺好，每次贺老师上门，父母都盛情款待，常留他吃饭。
四年级那年，家里光景最难，我记得有次放假我和母亲在地里干农活，母亲试探着跟我说，要不不读书了，一个女孩子读差不多就行。我当时就很难过，回家跟父亲说，他当即否决：“再难也得供孩子上学，不然一辈子困在山里，没出路！”我能从农村丫头一步步走出大山、迈出国门，这和我父亲骨子里对“文化人”的执念是分不开的。若论学识，母亲其实更胜一筹——她高小毕业（相当于如今初中），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夏夜乘凉时，她给我们讲星座传说、三国演义、民间故事……那些画面，是我童年最鲜活的“文化记忆”。母亲在我们心中播下文化的种子，而父亲则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这份信仰，把我们兄妹五个全都送出了大山。
父亲还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上大学那天，父亲、我们的“干爷”何泽全和我三人坐车去武汉，我拖着姐姐从北京带回的红色行李箱。长途汽车在新华路停靠，到同济医科大学本就不近，加上路况不熟，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一路上都是父亲拎着箱子，我和干爷想搭手都被他拒绝。到学校我才发现那箱子竟如此沉重，后来它旧了破了，才看清主体是铁皮做的。如今想起父亲一路拎着铁箱蹒跚的身影，我仍忍不住落泪。那时他心里定是充满着希望，可那些无人看见的艰难岁月里，他被生活重担压得咬牙坚持，甚至看不到曙光时，又该有多难熬？我们都记得，父亲挑重担时总习惯用舌头顶着腮帮——那大概是他力气将尽时的本能支撑。
父亲是一个心细、暖心和有爱心的人。小时候，每年除夕清晨总被父母的“争执”吵醒：父亲想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我们，让孩子们过个尽兴年；母亲则要操心日常三餐和春节待客，难免节俭，总说父亲不会算计。可在我们眼里，这哪是争执，分明是贫困岁月里，父母为撑起这个家的默契。高考时，健力宝正流行，第一门语文考完，我远远看见父亲在宿舍楼下等我，手里拎着桶，还攥着个粉红色物件。走近才发现，桶里是冰好的健力宝，手里是条新短裙。那一刻的感动，至今想起仍泪流满面——这就是我的父亲，即便身处苦难，也总想把最好的都给子女。
父亲的担当与大爱更超出常人。他在手稿里写，幺爷爷只有三个女儿，在农村很容易受欺负，临终前把女儿们托付给他。这么多年，父亲从未辜负嘱托，待三个堂姑如亲妹，她们的孩子也视他为亲外公，每年过年必来拜年。随着我们兄妹生活好转，父亲也总劝我们多帮衬旁人。起初我们姐妹还抱怨，觉得他在外爱面子，不体谅子女的难处。直到上次二姐和父亲聊天，略带抱怨地说父亲不体谅子女，说父亲总觉得外人可怜，不容易，却不知道我们兄妹几个在外面生活也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处。父亲说：“我们兄妹几个不容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别人不容易是本身活着就很不容易。”那一刻，我觉得我之前并没有那么了解父亲，总以为父亲在外面爱面子、讲排场、喜欢吹，其实，父亲只是以他的方式爱生活、爱世人，父亲的格局已经超越“文化人”了。
父亲的手稿里，关于母亲的笔墨不多，我想补叙几句，也说说他们的婚姻。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平淡的，说不上很恩爱，论传统文化，母亲应该胜过父亲，所以总嫌父亲嗓门大、性子急，每次争执，父亲一吼，母亲就白他一眼，不再搭话。在我们眼里，母亲能干通透，从没和村里人红过脸，村里红白喜事、添丁进口，她都主动帮忙，更难得的是擅长绣花描样，谁家要绣鞋底、枕头套，都找她画样子。因母亲比父亲大两岁，显得苍老些，小时候见她常抱怨父亲，我有时还替父亲抱不平。
后来听母亲讲起往事，我才真正读懂他们的感情：当年全家迁回小河建房，父亲独自去台南贩猪，深夜还没归来，母亲心里焦灼；在新加坡生活时，父亲爱参加民众步行活动，晚了还没回家，母亲便坐立难安。再想起母亲常年体弱，父亲为了照料这个家，始终没为个人发展远走他乡——原来父辈的感情从不在甜言蜜语里，而藏在艰难岁月的相互支撑、平静日子的彼此守候中，藏在为家庭对个人理想的牺牲里。
我常想，所谓人生圆满，或许不是拥有多少机遇、挣得多少风光，而是如父亲这般，历经波折仍守着豁达，扛起责任仍藏着温情，和母亲在柴米油盐里熬出相濡以沫的默契。那些他写下的往事，那些我亲历的细节，终会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兄妹心里扎根——这便是他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比任何故事都动人，比任何道理都深刻。
( 作者系一名医务工作者)
父爱似海
◎ 吴红霞
收到父亲的自传，我的心情很复杂。原来我记忆里那片晴朗无云的童年天空，是父母用脊背为我撑起的。
我曾一直以为家里条件还可以，从小学到师范，我的口袋总是比同学们充盈。当他们在计算着零用钱能否撑到周末时，我已习惯了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直到翻开父亲的手稿，才知道这么多年，父母多么的不容易，他们把生活的重量悄悄扛在自己肩上，只让我感受到轻盈。
这让我想起王朔写过的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从理解父母的平凡开始的。”而我想说，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是从看见父母那不平凡的牺牲开始的。
他们给我的，是一个没有被生活阴影笼罩的童年，一种深入骨髓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敢于选择，不怕失败。因为我知道，有一种爱永远为我托底。
如今回望，那些我以为的“平常”，其实都是父母精心设计的“奇迹”。他们像魔术师，把生活的艰辛变成戏法藏进袖口，只把美好和充裕变到我的面前。
这份迟来的理解，不是遗憾，而是礼物。它让我明白，真正的传承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而是这种无声的、坚韧的、创造性的爱。这种爱，让我在成为母亲时，也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把疲惫藏得恰到好处。
最深的爱，是活成孩子的背景，而非前景。他们默默承担了所有风雨，却把晴空万里的错觉，当作童年最珍贵的礼物给了我。
我是家里最小的，我最大的姐姐大我十岁，最小的姐姐大我4岁，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所以他们最艰难的日子我没有经历过。 当我真正踏入小学的门槛直接读四年级时，我们已经搬到镇上居住了，生活条件也比以前好了很多，特别是改革开放，日子慢慢地好起来了。所以我的童年除了病痛之外，留给我更多的是幸福的记忆。
那段被病魔笼罩的童年，如今回想起来，竟像一幅被岁月柔光处理过的油画。画中，五岁的我虚弱地躺在那张小床上，而父母，则是我整个世界里唯二的守护神。
我患的是疥疮，现在这种病根本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医疗水平很差的情况下是可以夺命的恶疾。我终日卧床，连起身都成了一种奢望。父母的爱，在那些日子里具象化为一个重复的动作：天亮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我和那张小床一同抬起，从卧室移至洒满晨光的堂屋，或是在晴好的日子，安放在院子里，让阳光这味最好的药，沐浴我孱弱的身体。黄昏时，他们再同样轻柔地将我抬回室内。这一抬一放，持续了数月，以至于他们私下里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个孩子，或许留不住了。
病榻上的时光，偷走了我正常的童年。当同龄的孩子们奔跑着进入一年级课堂时，我直到三年级，都未曾踏足校门。
父亲的形象，在那段岁月里显得尤为高大而温暖。他是个极好客的人，家中总有客人。有一个夜晚，我于朦胧睡意中醒来，昏黄的灯光下，瞥见一个陌生的面孔正与父亲谈笑。病中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我惊惶地指着客人喊道：“他是坏人！让他走！”
若在寻常人家，这或是一句会被温和呵斥的童言。但父亲没有，他看见我因恐惧而不安的神情，眼中没有丝毫责备，只有无尽的爱怜。他立刻站起身，郑重地向友人致歉，没有一丝犹豫，随后便亲自将客人送出门外。
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恍然明白，父亲当年送走的，不只是一次被打扰的聚会，更是他自身一部分的社交世界。在他心中，世间所有的社交礼仪与人情往来，在病中孩子的片刻安宁面前，都轻若尘埃。
如今，那个被他们用抬着的床、用送走的客人、用无数个日夜守护下来的生命，终于健康地长大，并读懂了这一切沉默的牺牲。这份理解，来得如此之迟，却又如此之重。
我的童年，也是建立在一个我未曾察觉的、由至亲构筑的温柔“不公”之上。
在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的童年记忆，是被田埂与农活分割的时光，是掌心早早磨出的薄茧，是汗水浸透的衣衫。那些辛劳，如同他们生命的底色，深沉而隐忍。
而我，这个家中最幼小且体弱多病的孩子，却活成了这个家庭规则唯一的例外。家人的爱，为我圈出了一片纯粹的“还小”的特权——我从未被要求触碰任何一件农具，我的天空，没有风雨，只有荫蔽。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农活”，竟仅仅是两次送水的经历。没有沉重的水壶，只是一个我小手便能握紧的玻璃瓶子，拎着它，从家门走向田边。
当我送到时，父母停下手中的劳作。汗水沿着他们的额角滑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如同珍珠。他们接过那只轻巧的瓶子，笑容在疲惫的脸上绽开，用惊喜和赞赏的语气说：“看，我们的四儿，好能干啊，居然会送水了！”
那一刻，我被巨大的成就感包裹，洋洋自得，仿佛自己是天下最能干的孩子，完成了一项无与伦比的壮举。
许多年后，我才终于读懂那个场景：我送去的，哪里是水，那分明是我在索求一个“有用”的证明；而他们赞美的，也哪里是我的能干，那是一个家庭对他所庇护的幼苗，最温柔的成全。
他们弯下的腰身，承担了生活的重量，却只让我感受到轻盈。我的天真无忧，并非命运的馈赠，而是我的哥哥姐姐，用他们提前结束的童年，为我置换而来的礼物。
那个在田埂上洋洋得意的孩子，至今才明白，她曾经拥有的，是全世界最奢侈、最昂贵的亲人的呵护。
我的童年，还是一幅由疾病与远行共同勾勒的双面画卷。
一面是身体的囚牢，一直体弱多病，直至小学三年级，我仍未踏足过正式的课堂。学校的铃声、课本的墨香、同龄人的嬉闹，这些构成寻常童年的要素，在那时我的世界里是缺席的。
然而，另一面，家人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更为广阔的窗。我的二爷爷是将军，住在北京，这层关系成了我眺望世界的望远镜。当父母北上探望他时，我总被一起带在身边。
于是，在别的孩子于田埂间追逐打闹的年纪，我的天地，在一声声火车汽笛中无限延伸。绿色的铁皮车厢载着我虚弱的身体与蓬勃的好奇心，驶向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地名：北京的部队大院里，我窥见纪律与庄严；上海的霓虹闪烁下，我初识现代与繁华；黄石舅舅舅妈家的生活，又让我体验到另一种城市的脉动。
我见识了许多乡下小伙伴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儿，那些来自大城市的风景与见闻，成了我病榻之外的精神食粮。它们像一帖帖补药，弥补了我身体所缺的元气，丰盈了我本可能苍白的童年。
如今我才明白，当疾病试图将我的世界缩小到一张病床时，是我的父母，将它拓展至千里之外。他们无法替我承受病痛，便选择用旅程来补偿我被禁锢的自由。
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默默地在我生命的早期，完成了一种最温柔的启蒙：他们告诉我，即使身体被困住，灵魂也要保持对远方的渴望。
所以，我的童年记忆里，药香与铁轨的气味交织，身体的孱弱与视野的开阔奇异地并存。这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是家人用爱与远见，为我从命运的夹缝中，争取来的一片光明。
我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是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了读麻城师范。那时，我的中考分数足以叩开重点高中的大门，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走向一条更为常规的大学之路。然而，内心深处对压力的规避，一种“速战速决”的念头，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师范。
父亲是警觉的。他深知一纸文凭的重量，更怕我在未来的某天为今日的抉择懊悔。于是，他郑重地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将“选择”二字的千钧重量，清晰地置于我面前。那场会议，并非为了干预，而是为了照亮——他要确保我的决定，是出于清醒的认知，而非年轻的轻率。直到我明确表态，确认那是我心甘情愿的道路，他才终于点头，将忧虑默默收回心底。
然而，他的放手，并非真正的放手，而是将牵挂换了一种更绵长的方式。在师范的三年，父亲的身影总会定期出现在校园。他不仅来看我，也去看望我的班主任。在父亲的逻辑里，我无论长到多大，读了什么学校，始终是他那个需要被托付、被多看顾一眼的孩子。他是在用他的方式，为我的世界再织一层安全的网。
当然，他每次来，总会带我去校门外打打牙祭，改善伙食。临别时，我的口袋和钱包总会变得充盈。因此，在师范校园里，和别的同学相比，我的出手头是最宽裕的。但那时我还不完全懂得，那份宽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情感上的——它让我在集体生活中，始终保有一份来自家庭的、从容不迫的底气。
许多年后，我才恍然洞悉了父亲那场家庭会议的深意：他并非要替我选择未来，而是要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他一次次来到师范的探望，则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世界再大，你选择的路再远，父亲永远是你路上可以随时停靠的驿站。
这种爱，从不阻拦你的奔赴，却永远在你身后，为你亮着一盏归途的灯。
十九岁，我从师范毕业，在兄长的扶助下，如同一叶轻舟，平稳驶入了武汉的教师生涯。我被安排担任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满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憧憬。
然而，职业航程的初始，便遭遇了现实的暗礁。一位学生家长，或许因家境拮据，又见我初出茅庐、面容稚嫩，便动了逃避几百元学杂费的心思。他竟向校方坚称，费用早已亲手交予我，只是我未开具票据。
那一刻，我初次品尝到身为“大人”的委屈。这指控不仅关乎钱财，更玷污了我视若珍宝的职业尊严。我仿佛看见自己精心守护的纯白画布，被凭空泼上一抹难以擦拭的污渍。
所幸，学校的领导明察秋毫。他们将那位家长请来，在办公室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其向我郑重道歉。程序上的公正，虽然归还了我表面的清白，却未能全然抚平内心的波澜。
那天放学，我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出校门。就在右拐的花坛旁，一幕景象瞬间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父亲带着大姐、二姐，就静静地站在那片暮色里，仿佛已等候多时。
在校长面前强撑的坚强，在与家长对质时咬紧的牙关，在那一刻土崩瓦解。所有的委屈与难过，在看到父亲身影的瞬间，化作了决堤的泪水。
原来，世界上有一种守护，它无需你呼救，总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准时抵达。它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就足以告诉你：孩子，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父亲的背影，曾是我童年里抵御风雨的墙；而此刻，他站在我职业人生的第一个渡口，依然是我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强的后盾。他让我明白，无论我十九岁还是九十岁，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可以被接回家的孩子。
或许是因为自幼体弱，我直到近不惑之年，才终于迎来自己的孩子。那时，母亲已然离世，人生的来处与归途，在那一刻显得格外分明。
父亲见我体质孱弱，又历经生育之苦，便义无反顾地来到我的身边，接过了照料孙辈的重担。他心中所念，远不止于新生的喜悦，更是想借此机会，为我好好调理在月子里亏虚的身体——这份担忧，从他守护我童年的第一天起，就从未放下过。
我此生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发生在某个平凡的早晨。父亲买回一只甲鱼，想为我炖汤补身子。许是久未下厨，动作已显生疏，在处理那只甲鱼时，菜刀锋利的边缘不慎割破了他的手，鲜血顿时涌出。
当我从卧室出来，看见的正是这一幕：父亲的手上染着血迹，却仍专注地看着炉火上的汤煲。那只甲鱼，仿佛成了我与他命运的一个隐喻——他用他日益苍老、甚至笨拙的躯体，固执地为我抵御着人世所有的风刀霜剑，哪怕自己因此受伤流血。
那一刻，复杂的情绪如山洪般决堤。我为自己成年成家后仍要父亲如此操劳而深感愧疚，更为这份沉默如山、却细致入微的守护而无比感动。
原来，父爱的极致，是能穿越时间的。它从我童年的病榻旁启程，一路蜿蜒，最终抵达我为人母的产房外。他曾为我撑起童年，如今又来支撑我孩子的童年。
这个清晨，这碗汤，这只流血的手，成了我生命中最沉重也最温柔的一课。它让我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爱，从不曾因为你的成长而止步，反而会随着岁月的加深，愈发厚重无言。
如今，我也行至五十多岁的人生中途。当生活的风雨掠过我的屋檐，当挫折与不顺心如暗流般袭来，父亲，依然是我回首就能看见的岸。
他没有太多复杂的长篇大道理，只是用最朴素的话语，为我锚定世界的重心。他会说：“你能忍受下来，已经非常不错了。好好过你的生活，不开心了，就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就是这简单的几句，仿佛具有击穿岁月壁垒的力量。所有在俗世中强撑的坚强、伪装的无懈可击，在那一刻土崩瓦解。那些我以为早已干涸的、属于孩童的眼泪，竟再一次汹涌而出，让我哭得像个迷途终返的孩子。
原来，在父亲眼里，年龄只是一个与我无关的数字，无论我多大，始终是他那个需要被保护、被关心、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所有漂泊的赦免——告诉我，在这人世，我永远拥有退一步的底气与权利。
这份爱，让我的中年乃至往后的人生，都得以保留一处最柔软的內里。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一生顺遂，而是在饱经世事后，依然拥有一个可以肆意流泪的怀抱。
我的父亲，是一位以乐观为信仰的生活哲学家。
这份乐观，贯穿了他生命的全部轨迹。年轻时，工作上的挫折未能让他弯下脊梁；中年时，养育众多子女的重担也未曾压垮他的肩膀。他将生活的苦涩默默咽下，转化成了滋养我们成长的甘露。
如今，父亲已年过八旬，岁月却仿佛格外厚待他。他步履依旧敏捷，思维清晰如昨，说话中气十足，人未至而笑先闻。我常常思索，这超越常人的健康，其根源或许正在于他那颗豁达通透的心——世事沉浮，他总能举重若轻。
这份乐观，在直面生死考验时，更显其坚韧。今年，父亲经历了一场大病，数次躺在透析室里。我望着病床上他那被疾病削薄的身躯，心痛难当。他却淡然一笑，用洪亮的嗓音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透析就透析嘛，我有的是时间！”
幸运最终眷顾了这位勇士。手术后，父亲恢复得出奇地好，连透析也不再需要。出院时，他像个凯旋的将军，乐呵呵地宣告：“瞧，现在多好，毛病都清干净了，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看着他对生活不减分毫的热爱，看着他眼中那簇永不熄灭的火焰，我们很开心也很放心。
父亲用一生的时间，将“乐观”二字从一种情绪，淬炼成一种伟大的生命力量，一种穿越苦难的智慧，一份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
父亲一生平凡，未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世界，不仅仅围绕着我们五个子女的温饱与成长，将我们一一托举成人，安顿妥当；他还曾经是大队书记，又是乡镇干部，更是何氏家族的族长，他过去带领着大家发家致富，现在年纪大了，依然忙着修家谱、搞村史馆、将军书院等，他用一生的勤勉与沉默，努力地帮扶着大家。
他没有勋章，我们的幸福与安稳，便是他唯一的功绩册。
在我眼里，父亲就是我们这个家的英雄。他未曾讲过任何大道理，却用一生的行动，教会我们何为责任，何为坚韧，何为爱。
他将“伟大”一词，诠释于无数个平凡日夜的默默承担里；他将“英雄”的定义，从遥远的史诗，拉回到了家的温暖灯火之下。
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也是我一辈子最坚实的骄傲。
(作者系武汉某名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