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黄算割
作者：沈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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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黄了。
先是河西地里的变色，像谁打翻了金子的染缸，一天一个样。风过处，麦浪滚滚，沙沙作响——那是麦穗和麦穗在说话，说着说着麦就黄了。
这时候，有一种鸟就来了。它不知从何处飞来，落在谁家地头的柿子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声音清亮亮的，又带着几分急促，像是催，又像是劝。老辈人听见了，就放下手里的旱烟锅，说：“这鸟都催了，该磨镰了。”
我小时候，每年都是听着这鸟叫声长大的。关中平原上，只要麦子梢头泛起第一抹黄晕，这鸟准来。它比日历还准，比天气预报还灵。我曾经仰着头在树底下找了半天，想看看它长什么模样，可它藏在浓密的叶子里，只把声音扔下来，一声又一声。
后来问奶奶，这鸟为什么叫“算黄算割”？奶奶坐在门口核挑树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说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有个书生，寒窗苦读十几年，终于要进京赶考。临走时，家里的麦子还青着。他对媳妇说，你等着，等麦黄了我差不多就回来了。媳妇点点头，送他去赶考。
谁知那一年，书生一去不返。有人说他落榜了，没脸回来；有人说他在路上遇到了不测。媳妇等啊等，麦子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是不见人影。后来，她变成了这只鸟，每年麦黄时节，就绕着村庄飞，一声声叫着：“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算黄”是提醒人们，该收割了；“算割”是告诫人们，别等，边黄边割，黄一片割一片。
奶奶讲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这是劝人不要耽搁农时的话。麦熟一晌，龙口夺食，等不得。”
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这个传说还有别的版本。有的说那媳妇是饿死的，因为男人不在，她一个人收不了麦；有的说是她舍不得收，想等男人回来一起收，结果一场暴雨，麦子全烂在地里。不管哪个版本，核心都是一样的——麦子黄了，赶紧割，别等。
关中农人把这段日子叫“三夏”。夏收、夏种、夏管，赶在一块儿了。前头要收麦，后头要种秋，中间还得管着棉花、红薯这些秋庄稼。三四十天里头，人忙得像陀螺，天不亮下地，摸黑才回来。
我记事起，每年五月底六月初，整个村子就紧张起来。先是父亲从楼上取下镰刀，在磨石上蹭蹭地磨，拇指试试刀锋，再磨。母亲在灶房里烙锅盔，一张又一张，摞起来像座小山——那是要带到地里当干粮的。
场面上，麦场早早就碾好了。撒上水，撒上麦糠，套上牛拉着碌碡一圈一圈地碾，碾得瓷实光亮，像一面大镜子。后来用拖拉机碾，更快，也更平整。
三夏一到，学校就放忙假了。我们这些娃娃，大的跟着大人割麦、捆麦，小的就在割过的地里拾麦穗。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麻，汗珠子滴在干裂的土地上，滋的一声就没了。低头弯腰，一根一根地捡，半天能捡一篮子。交给生产队里过秤，记工分。后来包产到户了，拾的麦穗就归自家，母亲会把这些麦穗晒干、捶打，也能打出几升麦子来。
那时候还有“山里妇女”出山拾麦。她们是从南山里下来的，结着伴，背着铺盖卷，一个村一个村地走。白天在地里拾麦，晚上就歇在谁家的门道里或者场院的麦垛旁。她们不要工钱，只要麦子。主家一般也都默许，觉得人家从山里跑出来不容易，拾就拾吧，又不是割你地里的。这些山里女人手快，半天能拾一大布袋，有时候比我们这些娃娃拾得还多。
还有一种人叫“麦客”。
麦客都是甘肃、宁夏那边的精壮汉子。每年麦黄时节，他们像候鸟一样，从西往东一路割过来。他们背着镰刀和行李，蹲在县城的街道边、车站口，等着主家来叫。那时候割一亩麦，大概是十几块钱，包吃住。麦客们话不多，干活却实在。天不亮下地，一晌午能割倒一大片。他们割麦有讲究，茬口低，捆得紧，地里干干净净不撒穗。
《白鹿原》里写黑娃当麦客，写得最真切。黑娃从白鹿原上跑出来，走投无路了，就跟着麦客的洪流一路向西，给人家割麦子。他年轻，有力气，镰刀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可他是“熬活”的身份，低人一等，连主家的面都不一定能见着，吃饭都是送到地头上的。陈忠实把那种卑微、倔强、不甘，都写在了黑娃挥镰的背影里。
其实，哪一个麦客背后没有故事呢？他们里头有逃荒的，有躲债的，有想挣几个现钱回去娶媳妇的。一茬麦割下来，肩膀晒脱一层皮，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兜里揣上几百块钱，又像来时一样，默默地走了。
三夏时节，干部们也不闲着。那时候叫“下乡驻村”，公社的、县上的干部，夹着公文包就下来了。村里墙上刷满了标语：“龙口夺食，颗粒归仓”“奋战三夏，不误农时”。大喇叭从早响到晚，不是通知就是进度。干部们戴着草帽在地头转，问进度，催交公粮。有时候也帮着干点活，但主要是“指导工作”。
最壮观的还是碾场。
麦子割回来，摊在场上，套上两头牛，拉着碌碡一圈一圈地碾。日头越毒越好，麦秸被晒得嘎嘣脆，碌碡碾过去，麦粒就哗哗地往下掉。碾一遍，翻一遍，再碾，再翻。等碾透了，起了麦秸，剩下的麦粒麦糠堆成一堆，等风来扬场。
扬场是个技术活。父亲是扬场的好手，木锨往堆里一插，端起来迎风一扬，麦粒沉，直直地落下来，麦糠轻，被风吹到一边去。一道优美的弧线，金子和糟粕就此分开。我常常看得入迷，觉得那动作里头有一种古老的韵律。
这些都过去了。
如今的“三夏”，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收割机轰隆隆地开过来，往地里一扎，前面吃进去的是麦秆，后面吐出来的是麦粒。一亩地，十几分钟就割完了。麦粒直接装在三轮车上拉回家，或者直接拉到粮食收购点卖了。耕地、播种也是机械，旋耕机过去，地就松软了；播种机跟着过去，种子就埋进去了。过去要忙一个多月的三夏，现在三五天就结束了。
麦场荒废了，长满了草。碌碡被遗弃在墙角，成了孩子们攀爬的玩具。镰刀生了锈，挂在杂物间的墙上，像一件出土文物。那些麦客们，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去了城市的建筑工地，也许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有了收割机。
沈河村也是这样。
我前几天回去，正赶上麦收。站在地头望去，金黄的麦田里，只有一台红色的收割机在来回穿梭，看不到一个人弯腰挥镰的身影。收割机后面跟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司机是个年轻后生，戴着墨镜，放着音乐。收割机停下来，哗的一声，金灿灿的麦粒瀑布一样倾泻进车斗里。
没有吆喝声，没有号子声，没有牛哞，没有人喊。只有机器的轰鸣，干脆利落，像这个时代本身。
地头上，几个老人坐在树荫下聊天。我走过去，递了根烟。一个老汉指着收割机说：“你看，过去咱这一百亩地，百十号人得割十几天。现在，一台机子一天就完了。”
我问：“那您觉得好不？”
老汉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眯着眼看着远处，半晌才说：“好么，咋不好？人不受罪了么。过去那罪，你们年轻人没经过，那不叫人受的。可就是……”他顿了顿，“可就是，这地里，咋就没人气了呢？”
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过去的三夏，虽然苦，虽然累，可那是全村人在一起。男人们割麦，妇女们捆麦，老人们碾场，娃娃们拾穗，满地里都是人，满地里都是声音。谁家的媳妇送来绿豆汤，谁家的男人中暑倒了，大家都去帮忙。那是一种共同的苦，也是一种共同的甜。
现在，一个人，一台机器，一片地，就把所有的事都干了。效率高了，人不累了，可那种热腾腾的、汗涔涔的、人挨人的集体记忆，也就没有了。
算黄算割的鸟还在叫，声音还是那样清亮、急促。只是听的人不一样了，听的心情也不一样了。
过去听，是催命一样的急。现在听，倒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唱着一个远去的时代。
那老汉把烟头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时代好了，社会主义好，咱农民也不用再下那个死苦了。可有时候，还是想那时候的热闹……”
他没有说完，可我已经懂了。
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受苦的时候盼着不受苦，可真不受苦了，又开始怀念那些受苦的日子。不是怀念苦本身，而是怀念苦里头的那点甜——那点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
收割机还在轰隆隆地响着。天空蓝得透明，有几朵白云懒懒地飘着。那只鸟又叫起来了：“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我突然觉得，这鸟叫的，也许是另一种意思了。
它在提醒我们，时代的麦子黄了，该收割的要赶紧收割，该放下的也要学会放下。技术在进步，生活在变好，这是天大的好事。可在往前跑的时候，别忘了回头看一看，看看那些被遗落在田埂上的汗水和记忆。
那些弯腰的背影，那些磨出老茧的手掌，那些在烈日下蒸腾的汗味，那些扬场时优美的弧线——它们也许不再回来了，但它们不应该被忘记。
因为那是我们的来路。
麦子年年黄，鸟儿年年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三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和甜。而那个关于“算黄算割”的古老故事，说到底，讲的不过是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活着，就要珍惜当下，该收的收，该种的种，莫等，莫误，莫辜负。
沈巩利，【乐天头条】文学社核心作家。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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