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乡土中国便根深蒂固盘踞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世俗信条，一代代农人拼力生养儿女，倾尽半生血汗哺育子嗣，总以为膝下儿孙满堂，便是晚年安稳的依仗，待到白发垂暮，自有儿女绕榻、颐养天年。《散文海外版》第6期张行方先生的散文《姥娘行略》，以平实克制的笔墨，拆解了流传千年的美好期许，用姥娘悲情的人生收尾，撕开传统养老观念温情脉脉的外衣，将老龄化语境下，多子难享福、轮养反成囚的现实隐痛，铺陈在纸页之间，一字一句，沉郁如故土晚秋的冷雨，落在读者心头，久久寒凉。

姥娘一生栖于乡野，在贫寒岁月里拉扯起四子三女七个儿女。在缺衣少食、生计窘迫的时代，抚育七个孩子长大成人，其中的辛劳与磨难，早已浸透她一辈子的晨昏晨昏。春种秋收的田间劳碌，缝补浆洗的夜半灯火，省吃俭用的日常琐碎，姥娘以乡村女性独有的坚韧，熬过荒年饥馑，扛过世事颠簸，眼睁睁看着子女陆续成家立业，各自筑起家宅、谋生立业。旁人眼里，七名儿女环绕，是旁人艳羡的福气，是乡土社会标准里最圆满的晚景根基，就连姥娘自己，大半辈子也怀揣着朴素念想：半生操劳换来儿孙成群，老来总能落得一处安稳落脚的方寸之地。可命运的反转，从双目失明那一刻骤然降临，曾经沉甸甸的儿女绕膝之福，转瞬化作反复辗转、居无定所的漂泊之苦。

依照乡间约定俗成的赡养法子，四个儿子按月轮换接迎老母度日，一月一户、轮转迁居。在世俗的评判标尺里，四个儿子恪守赡养本分，没有推诿弃养，没有忤逆不孝，算得上性情忠厚、心底存善之辈，行止当落在乡村赡养的及格线之上。他们按规矩承接养老义务，供给衣食温饱，不曾短了姥娘一日三餐，物质层面，不曾亏欠年迈失明的老母亲分毫。可他们没想到，孝顺从来不止饱腹暖身这般浅薄，肉身的温饱易得，心灵的安居难求。作者平实地描写一众子女，当然也恰恰是这份庸常的善良，更衬出姥娘晚年无处安放的精神孤苦，也正是这种看似合规的轮养模式，成为压垮老人求生欲的无形枷锁。

双目失明的姥娘，本就身处漆黑的世界，感官变得格外敏锐脆弱，家于她而言，从来不是儿女各自分立的院落，而是一处固定安稳、不必颠沛流离的归宿。按月迁徙的养老方式，把耄耋之年的老人，拆解成一件被儿女轮流寄存的物件，月初收拾行囊奔赴下一子家中，月末又要收拾零碎去往另一处屋檐。暖和了又冷清的床铺，熟稔了又陌生的院落，没有一处花香可以四季相伴，没有方寸角落能够安放余生。她像一件闲置的旧家具，在四个儿子的宅院间来回搬运。漫长孤寂的白日，漆黑无边的长夜，失明的老人蜷缩在房间，心里悬着下月去往下处的惶惑，曾经赖以生存的家园概念，在一次次搬迁里被碾得粉碎。

儿女困囿于各自的生计、家务与俗世烦忧，忙着经营小家的柴米油盐，囿于时代认知的局限，只把赡养简单等同于管吃管住，看不见老母亲无光的眼底藏着的惶恐，读不透老人灵魂的深处渴求安稳的执念。他们恪守礼法上的赡养责任，却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体恤与陪伴，不曾坐下来静静倾听姥娘的心事，不曾琢磨失明老人惧怕漂泊、渴求归宿的内心。或许没有厉声呵斥，没有恶语相向，没有冷脸苛待，可月复一月居无定所的漂泊与不安，日积月累，慢慢蚕食掉姥娘曾经怕死、渴望活着的念想。在子女眼中合乎情理的养老安排，于孤苦无依的盲眼老人，是无边无际的精神凌迟，月复一回的“轮养里，她慢慢认定自己成了拖累子女的累赘，成了只消耗口粮、毫无价值的多余之人，活着没有根，落脚没有家，生的欢喜被漂泊磨蚀殆尽，最后只能以悬梁自尽的决绝方式，挣脱这场名为赡养的桎梏。

行文落笔，作者的笔触克制内敛，不刻意渲染悲情，只是循着岁月脉络，缓缓铺叙姥娘从盛年操劳到暮年殒命的一生。文章大半篇幅描摹姥娘扎根乡土的平凡岁月，乡间土路、四时花木、育儿点滴，都是温润平实的人间烟火，可所有细碎温暖的过往，都是为文末悲凉的落幕铺垫反差。前面半生有多辛劳育儿、期盼晚年安稳，末尾的自尽就有多戳人心扉；子女成家立业有多圆满热闹，轮流赡养就有多荒凉刺骨。散文贵在写实，《姥娘行略》摒弃刻意煽情的文字技巧，以乡土纪实的笔法扎根现实，将一个家庭的悲剧，投射到整个传统养老观念的裂隙之上。

回溯千年乡土认知，“多子多福”是农耕文明催生的生存共识，旧时靠人力耕种谋生，儿女便是家庭劳动力，多生子女，便能积攒抗御灾荒、安度晚年的底气。可时代滚滚向前，社会物质愈发富足，生活条件远超从前，农耕模式瓦解，儿女四散谋生，传统的养老逻辑轰然崩塌。儿女不再守在故土朝夕伴亲，成家后各有家庭重担，按月轮养成为多数多子女家庭的折中选择，看似公允分摊赡养压力，却屡屡忽略老年人的精神刚需。文中姥娘的悲剧并不是个案，放眼市井乡野，多少白发老人在多子女间辗转寄居，守着温饱富足的生活，却守不住一处终老的故土，在不停迁居里耗尽余生暖意。我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往事，老旧大院里，单位电工只因几句随口责备，年迈老母不堪言语冷遇，次日凌晨便悬身办公楼前自行车棚梁间。一句无心的苛责、一张不耐的冷脸，便是刺向老人性命的利刃，恰如先贤所言“色难”，赡养最难之处，从来不是衣食供养，而是和颜悦色的陪伴与发自内心的体恤。

世人总爱描摹亲情里温情脉脉的篇章，骨肉团圆、儿孙绕膝的故事比比皆是，可人生的悲凉从无雷同，养老的苦楚各有万般模样。张行方以一篇行略，避开亲情写作里父亲背影、母亲手中线的俗套，直面暮年生存的残酷真相，把姥娘的孤苦晚年定格在笔墨之中。四个忠厚善良的儿子，没有坏心、没有弃养，却亲手促成母亲的悲剧，这份矛盾，恰恰是现实最扎心的地方：孝道从来不是冰冷的制度分摊，不是按月轮换的任务打卡，而是共情老人、体察内心的朝夕相守。缺少心灵沟通的赡养，纵使物质丰厚，终究是浮于表面的应付，看似尽了为人子女的本分，实则弄丢了亲情最珍贵的温度。

一篇《姥娘行略》，写尽一位乡村老媪的一世浮沉，也叩问着当代人根深蒂固的养老认知：物质丰裕的当下，多子或无子早已不再等同于多福或无福，儿孙满堂或独生子女未必晚景安然或凄风苦雨。破除老旧的生育养老执念，读懂老人的本心，把精神赡养摆在物质供养之前，才是孝道真正的落脚之处。一纸短文，既是写给逝去姥娘的追思悼文，更是写给世间万千儿女的醒世箴言，纸页之间的沉沉叹息，越过乡土阡陌，警醒着每一个行走在俗世里的晚辈。

太阳刚升上东墙，我们就出发了，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我跟着母亲走在后面。正月初二，正是走亲戚的日子，村外大路上人来人往。天晴得发蓝，气温开始转暖，路上的冻泥化开，在来来往往的车轮和鞋子下变换着形状。这样的路况，自行车是没法骑的，只能推着走，但越走，车轮上粘的泥泞就越多，走不多远就得停下来，支起后车架，用木棍抠刮一番。路两旁的麦地灰呛呛的，麦垄间残留着积雪，间或有几只麻雀，石子一样飞过，迅即消失在远处的空旷里。我心情愉悦，跳着脚，专拣路边有雪的地方走，刚出门的时候还有些冷，走着走着脚底就热了，快到村头时，像徐徐进站的火车，脑门上冒出丝丝热气。

这是一条期盼已久的路，路的尽头是姥娘的家，我的血脉之河的另一个源头。小时候，正月里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跟着父母去姥娘家，因为那里不光有好吃的，更重要的是能见到很多亲戚，感受到特别的关爱和温情。在那些温馨的时日，环境生疏而新鲜，氛围也不同于平时，那种轻松和愉悦感，像风味独特的老式硬糖，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品尝到。

姥娘的村庄，位于北岭山的另一侧，离我家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四五里。那是个群山环绕的小山村，百十户人家，绝大多数姓蔡。听母亲说，村子过去叫鸡沟沟，地瘠人穷，人烟也不兴旺。据说有个南方的风水先生路过，绕着村子转了一圈，一番指指点点后，指出了“症结”所在——村庄的名字不好，并当场改了一个周正大的名字：蔡家官庄。村庄从此名正言顺，也陆续出了不少“人才”——乡人所谓的人才，涉及军、政、商、学、工等领域，其实不见得有多么卓著的成绩，但在村里人眼里，只要走出了村子，都是值得称道的人物。二舅算是其中一个，每当我考出好名次，母亲总是反复念叨，“三辈不离姥娘门”，语气里带着欣慰和自豪。

沿一条石板路进村，迎面总会遇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远远地向母亲打招呼，还亲切地喊我的小名。记忆中的石板路弯曲而悠长，有一个倾斜的坡度，人们挑着水桶在上面走过，滴落的井水画出一条条细细的线，交织叠加在一起，其中的一两条通向姥娘的家。姥娘住在村庄最北面，几间石墙草顶的房屋，像是隐藏在山沟里，院墙低矮，站在外面路上往里看，院子里的一切一览无余。隔着栅栏门，母亲喊一声“娘！”姥娘就出现了，迈着一双小脚，急急地迎出院子，眼睛笑成一条线。她总是用一双凉硬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又捧住我的脸说：“了不得了，俺的利儿回来喽！”

姥娘家的院子很大，中间立一棵老杏树，因为院落空旷，老树显得颇孤寂。地面干净利索，总是有把药镂过的细痕，过年时，还会落一地鞭炮的碎屑。朝阳的墙脚处，一排松柴码得整垛，散发着好闻的松脂气息。二姨一家到得稍晚一些，带着比我小四个月的表妹。那时的我腼腆，见人不爱说话，表妹正相反，像叽叽喳喳的小鸟，不停地向姥娘告状。姥娘家门外的山林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和表妹常去那里。摘野草莓，拾野棠果、捡蝉蜕、松蘑和橡子。姥娘吓唬我们，说林子里有一种叫“土虺”的蛇，专门咬人的影子。有一次我真的遇到了一条这样的蛇，灰不溜秋的，在雨后草丛中蜿蜒爬行，突然就吓傻了，呆在了那里。表妹急中生智，大喊“快倒退”，往后退一步，把自己的影子退出来……我这样做了，但还是一连数日惴惴不安。冬天，雪地上偶尔出现不知什么动物的爪印，让人又好奇又恐惧。姥娘胆子壮，我们踏雪寻踪，不时放一只土枪壮胆，在空旷的山野里，炮仗的声响微弱而短促，像是被什么吸走了。灌木丛里偶尔会惊起一只山鸡，我们看着它扑棱棱飞远，转瞬消逝在空寂的山林里。

一个人童年时得到的爱，会持久地温暖他的一生。中年之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越来越少，心里的期盼也越来越少，偶尔回眸童年时光，那些业已消逝的人和事总是令人无限留恋。那条通往姥娘家的小路，那个群山环绕的小山村，那个简朴的农家院落，那棵老杏树长得很茂盛，冠幅硕大，几乎盖过了屋脊。春天杏花开时，屋上春鸠鸣，满树杏花白皙；杏花谢的时候，细碎的花瓣零落一地，随后就结出甘甜的杏子。树干上常年系着一根晾衣绳，用来晾衣被，有一根枝丫弯得正好，像一条粗壮的臂膀伸出来，三舅将一根麻绳拴上去，再找来两块木板，在下面绑牢，就做成一架秋千。那时候，人们的心态总是乐观的，清贫的日子里也会制造出快乐。我和表妹轮流坐在上面，让三舅一下一下地推送。秋千越荡越高，风在耳边响动，我看到邻家的院落、墙外的山岭、远处的小河和树林摇摇晃晃地进入视野，整个村庄也跟着晃悠起来……

姥娘一生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四子三女，母亲是第二个。姥爷过世的时候，姥娘才四十四岁，七个孩子中除了我的母亲刚出嫁，其余六个均未成家，最小的四舅才刚会走路。母亲至今不知道姥爷当年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他到中年，突然就没了力气。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祖父母已病逝多年，父亲刚从东北回来，三姑为了给父亲找对象，来到姥娘家，姥娘为了给姥爷治病，收下了三姑递上的二百元彩礼钱。那一年母亲二十岁，对父亲一贫如洗的家境一无所知，听说是我二姨，得知自己的姐姐要嫁到邻村，特意借着外出拾草的机会去打探消息。“你二姨精灵着呢。”母亲后来回忆说，她翻山过岭，一路打听，找到了我父亲的三间破草屋，围着草屋转了两圈，趴在窗棂上往里看，结果大失所望。二姨到家后，气呼呼地质问姥娘：“娘呀，你给俺姐找了户什么人家啊？三间破草屋，破得不像样子，眼看就要塌了——”姥娘赶紧去捂二姨的嘴，生怕母亲听见。母亲后来说，二百元彩礼她一分钱都没见到，全拿去给姥爷看病了；而姥爷的病最终也没治好，他只熬了一年就走了。

姥娘的一生平凡无奇，她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农村妇女一样，历经磨难却坚韧不拔，从不向命运低头。姥爷去世后，她艰难地撑起了残缺的家。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好命不不到地里”，笃信自己会“有命”。这句话后来也成了母亲的口头禅。按照我以前的理解，这话里似乎包含宿命的意味，后来想想又不尽然，对照姥娘一生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它的本意其实是：人只要努力了，命就不会差。或许是受了旧时观念的影响，她的七个孩子都是勤勉乐观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

我的四个舅舅名字比较有特点，最后一个字合起来，正好是“日进斗金”；不过顺序有所颠倒，大舅叫“成日”，二舅叫“成斗”，三舅叫“成金”，四舅叫“成进”。估计姥爷当初也没有把握肯定能生齐四个儿子，所以就让三舅先把“金”字占了，后来四舅出生，算是把这个成语补齐了。“日进斗金”，多么美好的愿望啊，然而在那个贫寒的年代，这样的愿望何其渺茫，就如漫漫长夜里遥远的星光。

姥娘的四个儿子中，后来真正比较发达的，是二舅。二舅是那个年代不多见的高中生，高中毕业后，姥娘再也无力供他念书，他借了我父亲一件棉大衣只身一人闯了东北，在东北农村，先是开豆腐坊，后来又做会计、当村文书、公社干部，再后来靠经营人参种植，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父亲曾经说，你二舅虽然没能上大学，到底是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到我记事的时候，二舅已经在东北闯出名堂，不但立稳了脚跟，还绰有余力，经常寄来些东北特产，也常写书信回来报平安。那些以“母亲大人某字如面”开篇，末了又以“请勿挂念”收尾的来信里，千里之外的二舅讲述着他的近况，文绉绉的字句，每每给老家的亲人带来莫大的欣慰。大舅和三舅，在姥娘的操持下先后成家立业，姥娘从此苦尽甘来，逐渐过上了安稳舒心的生活。

四舅念完初中，投奔二舅去了东北，后来也在东北娶妻生子。那些年，二舅和四舅的孩子尚幼小，姥娘于是去东北帮两个舅舅照看孩子。东北冬天寒冷，姥娘住得不习惯，又惦记大舅和三舅一家，便每年入冬前回来，等第二年开春再返回东北。连续多年，姥娘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次往返，都是二舅或是托老家熟人接送。母亲打趣道：“看着你姥娘，出门有人接送，待遇都赶上体面人了。”姥娘听了，笑眯眯的，笑容里满是知足。

母亲作为二女儿，和姥娘最为贴心。每年姥娘从东北回来，都会来我家住上几日。平日里我跟着奶奶睡，姥娘来了，父亲便和我调换住处，他去堂屋歇息，我就能跟着姥娘、母亲睡大炕。夜里熄了灯，母女二人在被窝里低声闲谈，我便装作熟睡，悄悄听她们说话，心里满是好奇。姥娘讲过的诸多见闻，我至今记忆犹新。譬如东北有一种叫“小咬”的黑色飞虫，专吸人血，曾有人在山林里迷路，被找到时已然不行，浑身爬满了这种虫子，整个人都变了颜色。还有一种叫“草爬子”的毒虫，沾到人身就往皮肉里钻，人起初毫无察觉，等到发现时虫子已经深入体内，要用烟头熏烤或是细夹才能取出。毒虫多的地方，皮肤上常会鼓起小小的包，模样十分吓人。姥娘也说起坐火车远行、途经大西北的经历，那些新奇的讲述，在我心底种下了对远方世界最初的向往。有时母女俩也会聊起家常，谈及各家琐事，姥娘低声念叨、劝解，言语间也藏着对人情世事的感慨。

她们也常常追忆往昔，感慨过往的艰辛。姥娘说起大舅儿时受的苦，那时候日子实在艰难，大舅三四岁时，大人们下地劳作，他独自在家饿得大哭，旁人于心不忍，随手扔过几粒杂粮，哭声才渐渐停歇。母亲每每讲到此处，总是满心酸楚：“那都是熬出来的苦日子啊，换作现在，那样的吃食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姥娘也时常心疼三舅。姥爷离世时，三舅才十几岁，早早辍学谋生，干过各式各样的零活。他曾推着陶器走街赶集，十来岁的孩子，身形瘦小，远远望去，只看得见满满一车盆罐，几乎看不见推车的人，走得踉踉跄跄，让人心里发酸。

姥娘像候鸟一般往返东北与山东，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六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二舅和四舅举家迁回山东，在城里安家落户，她才结束了常年奔波的生活。二舅返乡后，在城里购置了房产，又多方打拼，陆续开办了几家小企业；四舅买了车辆做起运输生意。大舅、三舅留守乡村，耕种田地，靠着果园、蔬菜等营生，日子也过得殷实。姥娘那句“好命人不遭罪”终究应验，她成了全村人羡慕的对象，人人都说她苦尽甘来，晚年有福气。

历经半生劳苦，姥娘格外懂得知足。她性情温和，说话慢条斯理，待人热忱和善，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在我的印象里，她极少动怒，脸上总是带着安然的笑意，不像有些老人，或是被病痛折磨，或是为琐事烦忧，终日愁容满面。村里不少老人有抽烟的习惯，姥娘却从不沾染。她还有不吃晚饭的习惯，逢年过节也依旧如此，说是夜里进食身体会不舒服，不知是常年劳作养成的习惯，还是有意养生。

步入晚年的姥娘，心里格外惧怕离世。每次来我家小住，母亲都会反复叮嘱我们，在姥娘面前谨言慎行，绝不能提及和生死相关的话语。那时我早已上学，有了自己的床铺，不再和姥娘同睡一炕，相处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姥娘每次前来，一般只住五天左右，到了时日便执意要走。她总说，女儿家终究是别家，住得久了难免惹人闲话。

年岁渐长，姥娘登门的次数愈发稀少。有一年春节，我带着新婚妻子前去探望，姥娘十分欢喜。那时她视力尚且清晰，拉着我和妻子的手，一遍遍轻轻摩挲，絮絮地问长问短。末了，她对我说：“好命走不到地里，你娘这一辈子，总算是熬出头了。”自那以后，她再见到我，便不再唤儿时的小名，而是客气地称我“外甥”。这份生分的称呼，让我心头怅然，恍然发觉，许多伴着童年的温暖时光，终究一去不返。

姥娘八十岁那年，患上了白内障，视物日渐模糊，后来视力急剧下降，最终近乎完全失明。二舅提议做手术治疗，可姥娘心里惧怕，坚决不肯。医生也考量当时并非最佳手术时机，建议暂缓。这一拖便是两年，姥娘彻底陷入了无光的世界。失明后的一年多里，她活在混沌之中，渐渐和周遭的烟火日常隔离开来。

除却眼疾，姥娘身体其他方面并无大碍，多次就医检查，都没查出别的病症。她也慢慢适应了黑暗的生活，平日里安静坐在炕上，靠着声音感知外界，偶尔扶着墙壁，慢慢在院内走动。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娘，是在一个春日。她坐在大舅家的院子里，迎着暖阳静静坐着。听见我的声音，她立刻欣喜地开口：“了不得了，外甥回来喽！”伸出枯瘦的手招呼我坐下，细细询问我的近况。她依旧笑容和蔼，只是在她眼中，我不过是一团模糊的影子。

姥娘失明之后，几位舅舅各自忙于生计：大舅操心晚辈婚事，二舅的工厂经营遇阻，三舅家中养殖行情低迷，四舅跑运输也是日夜奔波。生活忙碌之下，兄弟几人交流变少，渐渐生出了嫌隙。先是大舅、三舅觉得二舅家境优渥，却不愿帮扶晚辈，心生不满；后来大舅和三舅也因琐碎小事产生隔阂，碰面也不再言语。手足失和，也让姥娘的晚年生活添了不少愁绪。

早年大舅分家独立，姥娘一直跟着三舅生活。二舅、四舅回城后，姥娘曾在城里住过一段时日，终究不习惯城市生活，又回到乡村，长期住在大舅家中。大舅为人忠厚，起初并无怨言，可日子久了，心中也难免有了情绪。后来经二舅提议，兄弟几人商定，由四家轮流赡养姥娘，每家照料一个月，到了时日便按时交接。

母亲说，姥娘最终，就走在了这轮流赡养的日子里。

姥娘又开始了辗转奔波的生活，在四个儿子家中来回迁居。四个舅舅依照排行依次接养母亲。每到交接之日，村里人接送往来，旁人打趣询问，姥娘也只是轻声应答。她坐在去往别家的路上，心中思绪万千，却无人能够知晓。

垂暮之年的姥娘，在几个儿子家辗转迁徙，像一件旧物被来回挪动。儿女们讲求公平便利，却忽略了老人心底的感受。看似每一户都是她的家，可于她而言，竟没有一处是真正心安的归宿。她渐渐觉得自己成了拖累，心思变得愈发敏感，旁人一句无心的话语，都能让她思虑许久，情绪也日渐低落。她曾在母亲面前流露过愁苦，坦言愈发惧怕每月一次的迁居。母亲当时只当她是年迈多虑，并未放在心上。

那年冬天，二舅的工厂困境加剧，家中琐事缠身，许久不曾回村探望。几位儿女各有难处，能陪在姥娘身边的人寥寥无几。就在这样一个深夜，万籁俱寂，距离下一次交接只剩一天，姥娘独自摸索着走到院中，将墙下的松紧带系在脖颈上，悄然离开了人世。

后来我远赴外地参训，没能见上姥娘最后一面。待到次年春日返乡，我来到姥娘长眠的山坡，一方小小的墓碑立在坟前，镌刻着她的名姓，也为她一生的奔波画上了终点。

姥娘所在的村庄，与我们村仅一山之隔。可自她离去后，这段山路，仿佛变得无比遥远。我时常站在老家的山坡上，望向对面山坳里的村落，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景致依旧，只是那个疼我、爱我的姥娘，再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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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6期《散文海外版》，选载2025年第3期《山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