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有眼   

                杂文/李含辛

     高玉宝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对周家后人，我心怀愧疚。”这话说得轻，搁在一个被骂了六十年的家族头上，却比磨盘还沉。

     我们不妨先问一个问题：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战士，怎么写出一本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的小说？答案藏在一个被抹去的名字里——郭永江，笔名荒草。他是部队的文化科长，握着高玉宝的口述和那些潦草的图画，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故事立了起来。小说一九五五年出版时，他的名字还印在后记里，稿酬两人平分。后来风向一转，“荒草”从书里消失了，稿酬也不分了。因为时代需要一个“文盲战士自学成才”的典型，不需要一个代笔的知识分子。郭永江一九九三年去世，至死没有得到公开的正名。

     但郭永江至少还能消失在历史的夹缝里，周春富却逃不掉。高玉宝写书时不懂虚构，直接把真名真姓、真地名、真门楼写进了小说——辽宁瓦房店阎店乡和平村，周春富，三道青砖门楼，油坊、染坊、小卖店各一。这些东西一五一十，精准得像一张逮捕令。村里人翻开书就对上了号：这不就是老周家吗？

     于是“周扒皮”三个字，从一个故事里的角色，变成了一顶戴在活人头上摘不掉的铁帽子。一九四六年，东北推行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底，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入黄店屯村。方针是定下来的：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后来的《辽宁大事记》中记载，那一年冬天，复县处决了两千八百多名地富。周春富，只是其中之一。

     批斗会开了一场又一场。六十三岁的周春富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帽子上写着“学鸡叫”，跪在台上被唾骂。他死了——在一九四八年初那场席卷辽东半岛的运动中，和复县两千八百五十名地富一样，没能在历史的车轮下停住脚步。“周扒皮”的故事却没有随他入土，反而越长越茂盛——进了课本，拍了动画，印了两千万册，供三代人传唱。他的儿孙考学政审不过，参军被刷，在学校里被人戳着脊梁骨喊“小扒皮”。他的三儿子周长义，二〇〇八年春节去世，临死前告诉家里人：“咱家没剥削过人，我们也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

      周家第四代玄孙孟令骞做了一件事：花了五年时间，跑遍档案馆、旧书市，挨个走访村里还活着的老人。二〇一一年，他出版了一本家族史《半夜鸡不叫》，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半夜鸡叫不叫？周春富究竟是何许人？

     他找到了一本一九四三年的长工日记，记的是一个叫王福贵的长工，在周家干了十年。日记里一笔一笔记着：三月十五，东家让歇晌，说“人是铁饭是钢”；七月暴雨冲了场院，东家没让赔，说“天祸不由人”；十月收苞米，鸡叫头遍就醒了——不是东家催，是他们自己怕庄稼冻在地里。日记还补了一句：年底算工钱，东家总多给两升米。

     这还不是孤证。另一个长工孔兆明被干部拉上台忆苦思甜，结果说走了嘴：“在周家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豆腐，比现在吃得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八石粮，可养活全家。”干部赶紧把他拉下台。还有一个叫刘德义的，在周家干了十年长工，解放后当过大队贫协主席，他说自己从没听说过什么半夜学鸡叫。短工孔宪德也说：“农忙的时候我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我工钱。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

     当然，周春富也不是圣人。他对儿女抠——闺女出嫁回娘家不让过夜，因为多住一晚就得多吃一顿饭。他自己穿着打了七八层补丁的褂子，省下每一分钱去买地。十二岁放牛，三十岁才买下第一亩地，一辈子就这样抠抠搜搜攒下两百多亩地和几个作坊。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农民，有自己的精明和算计，也有自己的底线和人情。

     可“周扒皮”不需要这些。一个文学符号只需要鲜明的恶，不需要复杂的灰度。

      一九九〇年，高玉宝回到周家老宅，墙上挂着“周扒皮抢棉袄”的连环画。周家后人当面问他：这故事是真的假的？他沉默半晌，说：“那是时代的笔，不是我的笔。”高玉宝自己后来也承认，《半夜鸡叫》的情节是从一个王姓地主身上听来的，写小说时嫁接到了周家头上，还把时间提前到了三更天。他还承认，自己根本没在周家当过长工——周家的雇工账本上，压根儿没有姓高的名字。

     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周春富死的时候，墙上那六个炭字早就被雨水冲掉了。他的孙子考了四百八十分上不了大学，孙女嫁不出去，全家三代人在这顶帽子底下低头活了六十年。一九九六年清明，七十二岁的周德富举着一本泛黄的连环画，对着周家祖坟哭骂：“爷爷！您被那个穷小子毁了一辈子！”一句“那是时代的笔”，太轻了，轻到托不住一条人命和一整个家族的屈辱。

     瓦房店的老人们如今说起这事，摆摆手：都是过去的事了，高玉宝不容易，周家也不容易。可我总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就这样“过去”。历史可以翻篇，但债得有人认——不是高玉宝一个人的债，是整个时代对那些被符号吞噬的个体欠下的债。一个真实的庄稼人被塞进一个虚构的故事里，然后被真实的暴力吞噬，这不是“艺术加工”四个字能轻轻揭过的。

     高玉宝临死时说“愿历史还每个人公道”。可历史从不主动还公道，它只是沉默地等着，等所有当事人进了土，等麦子一茬茬地黄。只有活着的人把真相一页页翻出来，公道才不至于永远迟到。二〇一九年清明，周春富的孙子周明轩在祖坟前烧了一本《高玉宝》，对孩子说：“你太爷爷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他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庄稼人。”

     风从麦田上吹过去，纸灰打着旋往天上飘。地里的麦子青了又黄，就像那些被时代裹挟的人，最终都回到了土地里。无论叫“周扒皮”还是“高玉宝”，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有血有肉，有恨有悔。而那个被叫作“周扒皮”的老人，他只是一个抠门了一辈子、没亏待过干活人的老农，不该被一个虚构的故事，埋在六十年骂名的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