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时光辗转，记忆绵长。那些关于母亲的点滴片段，散落岁月深处，却始终清晰如昨。一纸文字，捡拾往日温情，描摹至亲模样。字字皆是牵挂，句句饱含感念，愿这份藏在心底的暖意，永久留存。

以下是曾鸿图文：

妈妈在我脑海里的记忆

曾  鸿

妈妈离我们走了，走了的这10多年，她老人家过去为社会，为家庭所做的一切，如同刻刀刻在石头上的字一样，是那样是清晰明显，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永远，永远也摸不去的记忆。

大关县的解放时间统一订为1950年的3月，然而我的家乡吉利铺的解放是1951年的冬季，那时土匪才被消灭，地主才被打倒，地主的土地经军代表、农协会、土改工作队划给了贫苦的农民，此时街上才有人来人往，人民没有了害怕感，此时的人民真正才有了被解放出来了的感觉。

在我的记忆里，每天晚上军代表、农会、土改工作队都要召开贫下中农诉苦大会，因为晚上开会有点冷，所以每家每户去参加开会的都要斗点柴烧火烤，前去开会的人是经军代表、农协会、土改工作队考察、认定的无产者，凭农协会发的代表证入会场，每天晚上开会妈妈抱着柴也叫我抱点柴去参加开会，因为我很小，在家她们不放心。

开会的地点在被没收了的地主谢祖辉家的房子里，会场的四周都有持枪的机干民兵站岗保卫，街上巡逻的是唐铭臣连长带的解放军，会场由军代表、农协会、地改工作队主持。当军代表宣布诉苦大会开始时，由持枪民兵将应斗的地主押上会场，地主被反捆着跪在主席台上，由农协会宣布被斗地主所犯下的罪过，然后问地主是不是事实，承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恶，地主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后，军代表宣布把地主押下去关起，此时农会代表高呼口号：“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打倒XX地主、XX坏份子、XX土匪”，首先由军代表指定的贫苦农民代表上主席台控诉，此时会场吼声四起，大家都在诉苦，吼声、痛哭声淹没了整个会场，痛诉自己过去过着的牛马生活，军代表看群众的情绪已经被发动了起来，贫苦群众诉苦的热情到了火候，于是宣布把地主XX带入会议，接受贫苦农民当面的批斗。

党的政策是只能揭发地主过去所作所为的罪行，不能上台动手打人，其实在群众激奋的时间那管理住群众的愤怒，下面的群众一桩一桩、一件一件地痛苦地、泪流满面地诉着地主欺压人民的事情，控不住时走上台上抓着地主的顶髮就打，一个上去、两个、两个上去三个，整个愤怒的群众全部都冲到台前，不管军代表、农会、土改工作队的人员招呼不准乱动都招呼不住，最后只得把地主带出会场去关押起来。象这样的控诉会大约开了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在学校的球场坝里开了一次宣判大会，将张九龄、谢祖辉、庾洋舰等七人，带到球场坝下面的大田里执行枪决。

自此后，吉利铺街上就像换了一个天一样，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无事在街上闲逛，有说有笑的人多了，有的买了二两小酒几个坐在一起，款起了如何斗地主，分田地的事，高兴得咀都合不了口，脸上的笑容表现出了翻身当主人的自豪感。有的群众拿着香蜡纸钱到解放吉利铺时，与土匪张澍三打仗牺牲的解放军墓前跪拜，表示对牺牲的解放战士的崇敬祭悼。

经军代表、农协会、土改工作队的评定，我家分得大石包田1.7亩，田堡堡孙家垴垴地1.5亩，大椿櫈一根，装苞谷的柜子一个，碗柜一个。并颁发了“大关县人民政府、土地、房产证”，此证我一直保至今，将来给儿孙作个历史的见证。经工商会的批准，我家开了一个小食店卖粑粑，由于有了生活来源，家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我还经常跟着比我大点的年轻人去贴标语、通知开会等事，听说这个组织叫儿童团。

我姐曾尚蘭和郝发珍、李贤会是当时街上比较大一点的年轻人，军代表、农协会培养她们为积极份子。当时乡与乡之间交通通讯不方便，解放军就将信件缝在她们的衣服里，派她们送去寿山、高桥、木杆的解放军，除了送信和通知开会外，还帮助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坏人坏事，说这个组织叫“妇救会”。

那时的吉利铺属寿山管辖，叫“三区吉利乡”，各家各户应交、应上的公余粮是必须送到昭通，听我妈妈说，我家公、余两种粮应上交100斤，妈妈揹不起，就叫我姐姐帮忙揹点，我听姐姐要去，我也叫着要去，说我也可以揹10来斤，母亲说昭通路太远，路又难走不让我去，我哭着嚷着不答应一定要去，说也要做个好人，后来妈妈说在家好好读书，等把公余粮交了给我买个大饼子来吃，听说有饼子吃，心里一阵高兴，就说我不去了。要知道在解放初期的那个年代，有饼子吃，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妈妈和姐姐送公余来回大概有10来天，我仿佛觉得这10天好久好久，比一个月还要长。妈妈回来的那天是个下午，妈妈一进门就从揹篼内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大红糖饼子放在桌上，我一看见饼子就伸手去拿来吃，我阿爸说不要忙，等大人把脸脚洗了歇一下大家一起吃。妈妈和姐姐在洗脚，我端了根小板凳坐在她们的面前，看见妈妈和姐姐的脚上打起了有豆子那么大的亮堂堂水泡，我问姐姐疼不疼，姐姐说疼，过两天就好，也没有什么。

阿爸用菜刀把大红饼切成小块小块的好拿着吃，妈妈说送粮交很辛苦，起早贪黑，路上吃干粮喝冷水，晚上住幺花店子，从吉利出发路径寿山、黄葛、大关、石灰窑、玉碗水、出水洞、五马海钻沟丫口、浑水塘、靖安到昭通，交了粮食要扯小票回执回乡政府报到，说明已完成了任务。我听了这么多的地名，伸了一下舌头，哦幸好没有去，真的远得很。我姐姐解放初期是积极份子，1957年安排到大关酒厂当工人。这个红糖大饼在我的一生中，一直是一件天大天大的大事，是妈妈从遥远的昭通买来的， 是妈妈“言信实、实必真的诚信诺言”。从此以后，妈妈的这句诺言，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纪念的一件大事，凡中秋节，我家都会买一个大饼划来大家吃，让妈妈的这句诺言一代一代永远地传下去，我们现在叫它“团圆饼”。

根据农协会的安排，我家里也住着解放军，虽说解放军有三大纪律不能麻烦群众，但解放军一出门站岗、巡逻，我妈妈就把他们换下的脏衣服洗干净，这件事反映到军代表那里，农协会在群众大会上表扬了我母亲捅军，至此以后在农协会员周明珍的组织下成立了“妇帮小组”，帮助解放军洗补衣服，有时还专门为解放军做苞谷粑做早点夜宵。后来农村实行“三栋桥梁”一起搭，一起成立，即“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民互助联社”。在公私合营改造时，我妈妈被安排到旅饭店工作，母亲对工作任劳任怨、服从安排，不计个人得失，先后在吉利铺、黄荆坝、小关溪直至改革开放止，工作40余年。1954年妈妈被评为“大关县百货、供销、饮食业先进积极份子”到大关参加先代会。

凡街坊上那家有事，妈妈都要去赶个人亲，帮助办事，凡有人请她老人家办事，办得到、办不到她都要讲明事由，故妈妈在社会上很受人尊重，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郝四孃”。

2005年5月，妈妈以93岁高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病痛中她从未给儿女带来什么麻烦，安祥地含笑而去。

妈妈离世时，双眼紧闭，面带慈面，我的心灵为之一振，写下了（哭母魂）诗一首：百年西岳瞬时崩，泪洒关河笔架倾，未曾崑崙盗仙草，子孙痛失领路人。四代筑业福未享，撒手人寰奔天庭。二老先后离人世，族中有事问谁人？

妈妈为人谦厚，凡事躬行，是儿女终生的榜样，儿女效母诚信为本，良朋交心，故得到广大亲朋友邻为母守灵，从大关50余辆灵车送母回老家吉利铺故土安葬，堪称走的风光，逝而厚葬。

在《妈妈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一文结尾之时，顺笔感谢参加母亲葬礼的一切亲朋好友，在此我躹躬深谢，顿首祝安。

大关南学研究协会理事会

会  长：陈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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