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触到安春华同志的一份，自述材料。我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敌后援委员会"的。这时，我教着小学，还不是党员，但和党员有接触。这个"抗敌后援委员会"，据说是李介人、夏振秋同志他们组织的，我记忆远静沧、张北华同志还未来。那时主要是宣传抗日，很积极，对日本侵略者很恨。在我们来说，有个历史原因，1931年我在泰安上学，"九一八"事变后，各校都有反日活动，我们都参加，到街上搞宣传，查封日货，搞得轰轰烈烈。

我们年轻，思想单纯，以后脑子里就形成了个印象，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我们的敌人，恨日本侵略者。因此，日本人一来，抗日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1934年，冀东傀儡政府成立、汉奸是阴汝耕。国民党反动派，丧权厚，实行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直逼平津。知识分子通过看报，知道日军侵华情况，青年学生爱国热情很高，民族自尊心很强，誓死不当亡国奴，思想比较进步。进步思想的来源，远一点说是"五四"运动的影响，近一点象30年代初期，思想就很活跃，宣传马列主义。有的就明讲，有的不明讲，我们在学校时就有接触。

我在泰安师范上学时，倪灿武（倪冠英）、宋绍凯、庞盛自尊心，爱国思想，有点马列主义，党的影响就有了。到了"七七"事变后，那就不得了，那时讲亡国灭种，民族危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国民党不抵抗跑了，泰安县长周百煌也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半脱产工作，教书就靠不住了。到了1937年秋，教学就教不成了，开始是宣传抗日。不久，马继孔、左平同志回来了，我们就在一起。马继孔是孙伯乡上红山人，是北京清华大学学生。左平是寿光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日本人一威胁平津后，北京有几个好一点的大学组织了联大。联大往南走，在昆明住下，路过长沙时可能有党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自发的，一部分主张继续往南走，一部分主张深入敌后组织游击队打日本，他俩就是到了长沙回来的。马继孔回到家，左平回寿光走到济南过不去了，就找马继孔来了。他们一回来，我们就到一起。   

大学生向来是受尊敬的，马继孔在我们这些人中自然就是个头，左平不算头也是主要人物。这时参加活动的有许梅村，安靖川，我算一个。活动地区主要是十区西三个乡（即孙伯乡，栾任乡，张侯乡），组织游击队主导思想是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当时的两个任务，第一是宣传抗日。   

我们做宣传工作、也没有人领导，上边也没有头，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受党的影响很深。那时宣传日本人来了不得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我们不打走日本日军就亡国灭种，动员大家抗日。第二要拿起枪，听到谁家有枪，就动员把枪拿出来。我们起了些枪，因我在张候有点影响。1935年张侯乡选我当乡长，顶了二年多，我一直没承认我这个乡长，他们也没再另选一个，可是客观上有这个事（我和刘静云老师教着两班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小学教员）。当时宣传抗日顺民心，比较顺利，如张候有八条枪，当时起了七条枪，基本上没费事就都起出来了。有的自己带着枪出来，象安静川就是自己带着枪出来的。三个乡共起出30余条枪。许梅村就有三条枪，马继孔有一条枪，这样组织起了队伍。第一仗是打肥城维持会长范维新，我们来了30余人，马继孔、左平和我都参加了，打肥城也没多么激烈，打完了我们就回去了。我记得回去隔了不长时问就是阴历年。阴历年初二去宁阳，马继孔以范筑先的名义委任宁阳县抗日县长，共过去三四十个人，从三娘庙过河，当夜住高桥庙里，前进到杏山庄一带活动。尔后到沈家平、白马庙、伏山一带活动。打宁阳我们参加了，没费劲，也没多大缴获，后来日本日军拉着大炮进占宁阳城，我们又退出宁阳城。出宁阳城西门有个徐桥，离宁阳城1.5公里，有酒店，我们从那里到小中皋，渡汶河回到泰安境内。为什么回来？宁阳是国民党的一专区，马继孔是六专区派的县长，一专区派了宁阳县长，我们不知道是谁。那时我们有正统观念，我们觉着不合法了，在宁阳时间不长，大概有两个月左右。

我们回到汶河北，这时自卫团刚住在北仇一带活动，泰安国民党县长王永乐在边院住着。回来后，马继孔当了自卫团一大队的参谋长，后又叫参谋处长。我们这一伙像左平、武静安和我。还有宁阳带来的一些象徐其昌、王全珍、武延敏，都是些青年。女的还有冯连荣、徐霞、徐杰等，组织了青年工作团，建制属自卫团政治部。这是一部分，是主要的一部分，是多数。第二部分，是以许梅村为头，安静川也在一起。他们又回到大石桥、孙伯、栾任一带组织游击队去了。另一部分消极了，家去不出来了。宁阳回来就是这么个过程。我们自卫团政治部青年工作团在演马庄、南尚任一带，住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我们住在小屯、张里庄一带活动时，就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工作队干部合并起来了，其中有王桂劳、赵其林同志。其间，袁振同志管过工作团，是工作团团长。赵其林从这时我们才认识，他是掖县人。我们都是青年工作团，这个时间不长，也就是在1938年夏于会川同志当肥城县长时，肥城南边有个东西程家庄，于会川在那里成立个六中队，队长是李 XX ，据知李 XX 过去与土匪有联系，也是个地主，他自己有枪。还有李 XX ，他当过土匪。自卫团派我去当指导员，我是张候人，离他们六里路，我知道他们的情况，我就不愿意去。左平这些人也不愿意让我去，结果王桂荣（于会川的爱人）又跟于会川商量，派赵其林去的，赵其林是第一任肥城县大队六中队指导员。时间不久，派我到武圣域同志那个团当指导员，许梅村是四大队队长，我和许梅村又合到一起了。以后，整编独立团，原大队改为营，四大队因人数为教导连。

1939年初，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来了，因教导连青年多，成份好，风气好，就把教导连合到六八六团一营四连。开始没这么讲，说是受训。这个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员都是红军老战士，合到一起，人家原来都有连长指导员，我去了也是指导员。受训期间，一说合到六八六团，有的受不了，闹情绪。后来，陆房战斗后不久又让我们回到独立团来了。在六八六团一营四连时经常活动在大小柱寺、孟家寨子及马东、马西、团瓢一带。陆房战斗是1939年5月11日。

陆房战斗时，教导连混编在六八六团一营四连参加了激烈的战斗。独立团没有参加激烈的战斗，那时副团长是马亚鲁，以后调栗森为独立团副团长。到了1939年冬建立军分区，县组建独立营，队伍整顿，就是独立团整顿，也就是泰安的队伍整顿。因为游击队，队伍来来往往不正规，编制也乱。特别经过东进去一过去，党的组织、政权机构都逐渐建立起来，各区队伍也都逐渐拉起来，很需要整顿。经过这一整顿就比较正规了，县有独立营，区有区队，独立团番号取消。夏张一带有个独立营，就是夏张街附近的独立营，是崔子明为首组织的一部分队伍。原来那一带有个一大队，就是张绍三同志为队长的那部分，后来邹晓孟同志任队长的那个第一大队。张起义序列归自卫团。后来又组织起来的队伍就是夏张独立营，这个独立营他没归到立团。整编时编成泰安独立营的第一连，连长范正义，是夏张范家店的，指导员左丙田九区拉起来的一支队伍（自卫团九大队）吸收过来与教导连合编为二连，连长刘现常（故），指导员刘维一（是正付记不很清楚）。田景韩，安铮同志都在此连工作过一段时间。自卫团九大队是东史田锡歧（田景韩）田锡挺（田晋臣）组织起来的。

独立团二、三营编为三连四连。这样通过整顿共编成四个连，四百多人，比较整齐了，这就是第一个泰安独立营，营长是原独立团副团长栗森同志，政委是原独立团主任吴涛同志（宁人，已故），总支书记是我。编起来不久，吴涛调走，栗森还是营长，我当教导员，后来又调李正华当副营长，我当教导员后，总支书记是安铮，字友三（河南人，从延安过来的，调长清后被俘壮烈牺牲）。这一年，我写的回忆录中有个路家庄战斗、馍馍山战斗，在这里我就不讲了。这一年泰安的武装力量发展是很快的。成立了独立营不久二连升级，补充到教导三旅九团。这样少了两个连，把宁阳的独立营调来组成一个连连长李锡玲，政治指导员张培林。米英俊等同志在陈家埠组织了个回民大队，编过来组成一个连，政治指导员李庆端，米英俊当连长。米当了很长时间的回民连连长，以后调任肥城县大队副，赵其林是大队政委。米英俊是在马山附近一次遭遇战中牺牲。米英牺牲时，赵其林在场，当时情况赵最了解。

1941年初，刘贤权同志当军分区司令员，李冠元同志是政委，辛俊卿同志当政治部主任，后来马仲凯同志当参谋长。泰安独立营升级为分区基干三营。随分区司令部活动成为分区基干队伍（泰安另组建新的独立营，李正华调去任营长）。刘贤权从冀鲁豫边区带过来的陕北红军营为基于一营，营长黄兴华（被捕后在济南牺牲），教导员姜立正二营（印象是肥城独立营）营长王正南，教导员夏俊卿。不久一、二营升级补人教三旅九团。三营营长是栗森，教导员是我，不久栗森调走学习，王月亭当营长，总支书记志安，副营长肖宝林。肖牺牲后，王志顺任副营长。1941年夏秋之间，因泰安独立营白醒亚受伤，上级确定我和白醒亚对调，我到泰安独立营当营长，原来营教导员窦修岩还是教导员，吕冠三同志是总支书记。（未完待续）

作者：李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