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写不出好诗？

          ——初唐那四个“人渣诗人”的荒诞真相

                  杂文/李含辛

     有个问题困扰文学史很久了：为什么有些人的灵魂烂到骨子里，笔尖却能开出最干净的花？

     初唐四大奸臣诗人，专治各种“文如其人”的朴素的道德信仰。宋之问、沈佺期、崔湜、郑愔，这四位在初唐诗坛上，随便拎出一首来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可你要是翻翻他们的履历，简直要怀疑唐诗是不是有什么“越坏越会写”的神秘加成。

     先说一个让所有读诗的人都分裂的事实：宋之问的《渡汉江》，二十个字，干干净净。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这首诗里找到自己——谁没经历过近乡情怯的忐忑？谁没体会过那种既盼又怕的矛盾？这首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写的是普世的人情，纯净得像山泉水。可你要知道写这二十个字的人干过什么，你会觉得这山泉水是从下水道里流出来的。

     宋之问为了攀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亲自给人家端尿壶。注意，不是被迫，是主动。史书上“奉溺器”三个字，几千年来不知道恶心了多少读书人。但这还不算完，他外甥刘希夷写了两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看了太喜欢，想要霸占，外甥不给，他就派家奴用土袋把自己亲外甥活活压死了。为了两句诗，两条人命。后来张易之倒台，朋友张仲之收留了他，他转头就告发了朋友谋反的消息，换来自己一条命。杀甥、卖友、溺器伺候男宠，随便拎出一件都能让他遗臭万年，可偏偏就是这双手，写出了干干净净的诗。

     这就让人忍不住想问：他写“近乡情更怯”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起被自己害死的外甥的故乡？他写“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流放诗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罪有应得？

      答案大概是：没有。

      这或许就是“奸臣诗人”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他们压根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问题。

      再看另外三位。

     崔湜，大帅哥，文坛领袖，出身名门，“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这种句子写得清丽脱俗，可他的官场生涯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反复横跳。投靠桓彦范，转头卖给武三思；攀附上官婉儿，又勾搭太平公主，靠着裙带关系三次当上宰相。古今中外靠女人上位的男人不少，但能把自己的叛变史说得理直气壮的，崔湜绝对算一个。他说：“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哉！”翻译过来就是：男人就该站在权力中心控制别人，怎么能默默被别人控制呢？你说他错了吗？从他的逻辑出发，他完全自洽。才华是工具，颜值是武器，良心是包袱——把包袱扔了，轻装上阵，一路高歌猛进，直到四十三岁那年被唐玄宗赐死。

     沈佺期跟宋之问并称“沈宋”，七言律诗的奠基人，他的《独不见》到现在还是律诗爱好者绕不过去的高峰：“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闺怨诗写到这个份上，哪个思妇读了不落泪？可这位沈先生，在朝廷里干的不过是贪污受贿、巴结权贵的常规操作，跟宋之问一起给张易之当舔狗，在“奸臣”这个赛道里反倒显得不那么刺眼了——毕竟他没亲手杀亲戚，也没靠女色换官位，在四个烂人里居然有点“矮子里拔将军”的荒谬感。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概是郑愔。这个人的知名度在四人里最低，可他那句“曲中愁夜夜，楼上别年年”，温柔到让人以为是个痴情种写的。翻开他的履历，他跟着武三思搞阴谋，跟着韦后搞政变，一生反复背叛，最后谋反事败被砍头。典型的政治赌徒，可偏偏诗写得像深闺少女的日记。这种反差大到他整个人像是被撕裂成了两半：一半在温柔地写“愁夜夜”，一半在冷血地算计怎么改朝换代。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很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人品和作品，到底能不能分开看？

     有人说，当然能分开。诗是诗，人是人，一首诗脱离了作者就获得了独立生命。我读《渡汉江》的时候，不需要知道宋之问杀过人，这首诗一样能打动我。就像我吃一个煎饼果子，不需要去考察摊主的私生活。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回避了一个更尖銳的问题：如果一首诗打动了你，而你知道作者是个十足的混蛋，你还愿意被它打动吗？你的眼泪，值不值得为一个杀人犯而流？

     我的回答是：值不值得无所谓，这种事情由不得你。

      真正的好诗，是某种超越作者本人的东西。宋之问能写出《渡汉江》，不是因为他的灵魂纯洁，而是因为他的天赋让他哪怕在浑身上下烂透了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类共通的感情。这种天赋与人格无关，就像一把绝世好刀，刀柄上沾着血，刀刃一样能切开最细的肉片。我们赞美刀锋利，不代表我们赞美刀柄上的血。

     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有些人之所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因为不会写诗，而是因为不会做人。这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我们欣赏诗的时候，启动的是审美机制；我们唾弃人的时候，启动的是道德机制。不用非得强行把这两套机制拧到一起，没必要因为诗好就洗白他的人品，也没必要因为人品烂就否定他的诗。

     最后说一句更让人沉默的话：这四个人能写出好诗，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他们道德感薄弱。一个有强烈道德自律的人，写诗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约束自己，很多微妙幽暗的人性感情就写不出来了；而一个没有道德包袱的人，反而能赤裸裸地抵达人心的深处。这不是说越坏越会写，而是说，道德感的松弛，有时候会意外地为艺术打开一扇隐秘的门。

     想想也挺讽刺的。那些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们，一辈子修身养性，写出来的诗常常四平八稳，面目模糊；而这些奸臣小人，坏事做尽，偏偏留下了穿透千年的绝唱。

     历史就是这么荒诞。它把才学和品德分给了不同的人，从来不肯让一个人两样都占全。初唐这四个“人渣诗人”，就是这种荒诞分配制度下最触目惊心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