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听说的这件往事也已经成了一件往事。后来我知道了她身体不好提前退休，子女已经工作，对她极其孝顺，她早已做了奶奶在家享清福了。在极为稀少的通信中我们互相致以衷心的祝愿。为了让她知道我并未“沉沦”，我把自己已出版的书送了她。她回信说：“看了，但看不懂，否则以前我们也不会分手了。”其实，我们的“分手”，原因远比这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后来，我调到扬州，就没有再给她写过信。不料这不通信，又给“往事”写了“续篇”。
那年夏天，我被自行车撞伤在家休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后来稍有好转，在与这些中学时代的同学通信中顺便提了一笔，不想他们又是写信慰问，又是寄钱送“营养费”，弄得我十分感动且尴尬。大概又是他们写信告诉了我这位女友，她竟因为不知道我现在的地址而不远千里打长途电话到北京的同学处要了地址，然后又汇来两百元要我“补补身体”，信虽写得很简单，感情的分量却沉重得让我窒息。
那一年，我孤身一人从下放的苏北淮阴地区迁移到了苏中的扬州地区，落户在当时的高邮县汉留公社爱联大队，我的全部家当是标准的“一担挑”：一副床板，一床棉被和儿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寄住在“大队部”的一间空房里，每天煮上一大锅山芋。
不知不觉间竟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当时的物质匮乏接近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供销社出售的那种硬邦邦的“月饼”也是奢侈品。农民们一般都是自己制作糯米饼，当地人称之为“烧饼”。我处在当时的境况下，对于过节已经毫无兴致。对于周围人们那种热烈又沉默的氛围完全丧失了感受能力，我只是靠一种生命的本能在支撑着肉体的躯壳。
夜幕降临，我在吃完了煮山芋和一碗稀粥之后，便百无聊赖地朝床上一躺。屋外月光如水，屋里是一片淡淡的朦胧，除了偶尔传来的狗吠声，一切都近于死寂。我就这样躺着，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也许想了很多，如今我已无从回忆。多年以后我无从回忆起当时的思绪轨迹，但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几声轻轻的敲门声。
当敲门声响起时，我怀着犹疑的心情起来走向门边，打开门时，门外站着的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他右手拿着一只蓝边碗，以一种神秘的眼色看着我，只低声说了一句“不要啰唆。”接着就把碗递到了我手中。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说一句话，他却转身走了。
等我掩上房门再看手中接过的碗时，才知道那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烧饼”。我当时除了感激感动便是诧异，因为在我的最初的印象里，这位生产队长是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大概是因为当时“下放知青”的名声不大好，而他把我混同于他们了。
其实我哪里有这种“光荣称号”呢。后来恐怕又听到过有关我的“历史”的一些传闻，更生出若干警惕；再加上原来答应我“落户”的条件没有兑现，所以对我是颇有点看不顺眼的。说到我“落户”的条件，是我南京的一位亲戚为了帮我一把，答应为生产队“解决”两台电动机。在那种年代,电动机也是罕见之物，可以作为一个人“落户”的交换条件。今天的人们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了。
就是这样一位生产队长，他居然在这种时候把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烧饼”送到了我手中。他是出于同情还是怜悯，我已经无暇顾及探究，我只是近于麻木地看着手中这碗“烧饼”。后来我是怎样吃掉这碗“烧饼”的，我也记不得了，更不要说它们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我所清晰地记忆起的，只是那儿声轻轻敲门的声音，以及这位生产队长那一句“不要啰唆”的叮嘱，还有他那神秘的眼神。这一切，在多年之后，让我回忆起来时，心中依然是一团谜。
说得清的是历史，说不清的也是历史。说得清的是人心，说不清的也是人心。唯有那年的明月依然如故，唯有那年的明月记忆犹新。
3
汉留公社爱联大队第六生产队为我盖的两间草屋，孤立
于村庄边缘的一个形同半岛的空地上。当地的农民戏称之为“莫家岔”，因为只有我一家居住在此。虽然孤独，却十分安静。我同母亲居住在此，每每夜对孤灯而默默地消耗着不知所终的生命，内心的死寂使我甚至连悲哀和痛苦也相距十分遥远了。
当时的农村，除了“以粮为纲”之外，最普遍而又通行的，便是每个生产队大都养了一群鹅，因为那里是水网地带，“以水养副”，大概也就是顺理成章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每当那一大群白花花的鹅到了能够宰杀的季节时，我家的夜晚便隔三岔五地热闹起来。轮流值班看守这些鹅群的农民，往往抓了两只或三只鹅到我家来，他们宰杀好后便请我母亲代为烧熟。这些农民大都心地善良，知道我家生活困难，到我家来烧老鹅，连烧草都从生产队的草堆上拿来，不要烧我家那点儿可怜的“燃料”。因为当时生产队分草也是按人口分的，我母子两人所分的草，实际上是连半年也不够烧的。往往就是这些农民在“顺手牵羊”中源源不断地给我家补充着可贵的燃料，才使我母子不至于“断炊”的。
我母亲本来就烧得一手好菜，她弄的一些“花色菜”通常使当地农民赞不绝口。烧老鹅之所以“定点”在我家，一方面是由于我家地处偏远，不至于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母亲的烹调技术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可，所以才会使我家的烟囱在深夜不时地冒出火光。
一般来说，每逢要烧老鹅时，他们都事先把酒买好放在我家里，到了夜深人静时，鹅也烧好了，庄上的人大都进入梦乡了，那些事先约定好的或三五个，或七八个人，便陆续进入我狭窄的草屋。由于鹅的数量很多，往往是用搪瓷脸盆装着，然后大家便围席而坐，吃喝起来。我自然是其中的“受惠者”。当时能喝到的酒，只能是那种颇辣而带点苦味的“山芋干”制造的“乙种白酒”，然而在寒冷的夜晚，喝这种能使浑身发烧的酒，再辅以美味的烧老鹅，其乐也融融，其味甚可口，还真说得上是一种对生活的享受呢！在同这些农民大碗喝酒大口吃鹅时，大家完全沉浸在一种融洽亲切的笑谈中，常常使我这个“沦落者”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态。说句老实话，在当年那样物质匮乏而我又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每每在这样痛饮狂吃时，除了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刺激和满足之外，我已经没有多少面对自己精神状态的富余时间。
若干年后，当年曾经同我一道喝酒吃鹅的农民，偶尔也有来我这里谈及当年那种有趣的生活的。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对我母亲的烧老鹅的手艺赞不绝口。我总是对他们笑着说，我母亲弄菜的技术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放在今天，你们恐怕也不会觉得那么好吃了。他们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其实，当年那样吃烧老鹅之所以如此津津有味，不仅是一种“口福”的满足。仔细想来，它也同那种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地下方式”有关。凡是参与吃老鹅的人，似乎都感到自己讨到了便宜，吃的是不花钱的东西。那有限的一点儿酒钱,比起鹅的价格来，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了。至于我，则是受惠于母亲的烹调技术，如果不是她烧的老鹅口味上佳，我也不可能成为这种“宴会”的常客了。
这些或久远或新近的往事，常常令我在回忆中产生难以名状的心态。面对纷繁的世事和日渐淡薄的人情，人们的最大失落也许就是对人际关系的“物化交易”所产生的困扰与惶惑。当我在自己的“记忆之仓”里搜索出那些依然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事件时，往事正以其迷人的魅力向我招手。我希望这种对往事的回忆能够成为医治自己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成为激励我沿着生活的荆棘之路继续跋涉的精神食粮。
作者：叶橹，原名莫绍裘，著名学者、诗歌评论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是当代中国诗歌评论界最权威人士之一。师从著名教授、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程千帆，对诗歌文本及重要诗人的发现与探索有着卓越的洞察力，发现和推介了昌耀、闻捷、艾青等许多当代重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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