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作者：沈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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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展开。五百七十万考生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走出来，怀揣着各式各样的准考证，走向关闭了十一年的考场。那一年，距离上一次统一招生考试，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个春秋。
这场考试的恢复，要从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说起。那天早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是三十三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和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开到第三天，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站起来发言，直言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强烈建议恢复高考。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掌声四起。
这个决策的过程，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此前教育部已经拟定继续推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都上报了中央。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全国人民奔走相告。
报考条件出人意料地宽松：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年龄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但实践经验丰富、确有专长者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这几乎向整整一代人敞开了大学之门。
考试时间定在十二月，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各省自行安排，跨度近一个月。科目设置也大体统一：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或史地，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上海考生记得，那年十二月十一日走进考场时，上海已经是隆冬时节。
那一年，五百七十万人报名，录取二十七万人，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五——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竞争。然而就是这二十七万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批知识种子，后来长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此后的高考，变迁从未停止。一九八五年开始改革招生计划制度，一九九九年高校扩招，录取率从百分之五一路攀升。到二〇一三年，全国高考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二点六增长到超过百分之六十，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科目设置的改革尤为频繁。从最初的文理分科到“三加二”，从“三加X”到二〇一四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科目组合从“三加三”演变为“三加一加二”。每一次调整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更科学地选拔人才，如何更公平地对待每一个考生。
二〇二六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超过一千三百万人。这一千三百万个名字背后，是一千三百万个家庭的期待，是无数个深夜的灯光和清晨的闹钟。
高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一场考试。在中国社会，它捍卫着中国人对公平最朴素的认知——无论出身何处，一张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因为高考提供了那个“改变”的通道。数据显示，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已累计录取超过一百一十万人。这些年轻人如果走别的路，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抵达同样的高度。
放眼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高考”。法国的业士文凭会考、英国的A-Level考试、日本的大学入学共通测试、美国SAT与ACT并行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形式各异，但核心逻辑相通：为国家选拔人才，为青年提供上升通道。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考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承载着如此厚重的期望。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当全球“尼特族”——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青年——多达二点六亿人时，中国的高考仍然激励着一千多万年轻人主动选择奋斗。这不是简单的制度惯性，而是一种文化力量。“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写在古籍里是一种精神，写在一千三百万个赶路人的背影里，是一个民族的全部底气。
高考，还在不断改革之中。但四十多年来，它守护着一个朴素的信念：耕耘有时，收获可期。人生很长，高考只是其中的一站。但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站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只要不放弃向上攀登的努力，总会有一条路，在脚下延伸。
沈巩利，【乐天头条】文学社核心作家。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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