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芒种的夏收

文/樊卫东

那年芒种前后，“四十亩”地的麦子黄了，布谷鸟在院子的苹果树上“姑姑裤、姑姑裤”不停地催着农人开镰。父亲在月台上就着月光磨镰刀，一边扭脸对母亲大声说：“叫小孩们早点睡，明来趁天不亮有潮气把咱们的场再碾一遍。”母亲嗯了一声，继续和着面准备烙油饼。我在灶火前正“吧嗒吧嗒”拉风箱，母亲说：“就剩三个了，你不用烧火了，睡吧！”母亲蒸的发面饼暄腾腾的，一口咬下去，就像有个豁口的圆月，那是我们割麦子的“干粮”。

天刚麻麻亮，父亲就大声喊我起来去碾场。他把磙框套在碾碾上，在碾磙后面绑了几根荆条—子—这荆条连划带拖，能把高低不平的场面慢慢找平。一根扁担加一根绳套，就是轧场的全套家什。父亲站在碾磙外侧，我推着扁担另一头，父亲说走我就走，两个人必须步调一致。因为碾磙外侧头大、里侧头小，父亲执意站在走路多的外侧，让我在内侧转小圈儿。我们父子俩侧着腰身，像两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使劲儿推着扁担，还要始终保持同步。磙框上绑着的“碾磙”在土场上转动着，把蚯蚓、蜗牛松动过的小土粒碾得平平整整，一道道拖痕和脚印，像是树木的年轮。父亲一声不吭地劳作，只有需要指挥时才发一道指令，他带着我一圈又一圈地缓慢转圈。我猜他心里正盘算着，先割哪一块麦田，后割哪一块。我却在心里偷偷盼着下雨，这样就不用割麦子了。

“行了！”我正昏昏沉沉在场转着圈圈，父亲咣当一声撩下扁担，拉上派子车，拿上镰刀，领着我们一起去“四十亩”地割小麦。父亲是拉排子车的主力军，我和姐姐只是帮手。

太阳火辣辣地从东面山头冒出来，父亲持镰开道，我和母亲、姐姐们随后紧跟。割麦子时大家一般不说话，望着一眼望不到边儿的熟透的麦子，说心里话，我非但没有收获的欣喜，甚至还期盼来一场罕见的冰雹把麦子全毁了——这样就不用顶着大太阳割麦子，身上的汗水也不会像雨一样流淌。我是队伍里最贪吃偷懒的那个，总找借口去地头核桃树下喝水、吃干粮，美其名曰“休息”。家里人没人说我，倒是地邻老童大爷打趣我：“这孩子有底子，吃干粮喝水粮，多少能歇息一会儿。”我红着脸，赶紧又加到割麦子的队伍中。看着父亲、母亲早已湿透的衣背，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埋头收割：母亲拼尽全力追赶着父亲的速度，想把我落下的差距补回来；她既心疼父亲，又舍不得使唤我这个娇生惯养的儿子，只能自己多流些汗水。我就是那个拖后腿的“至爱宠儿”，更是割一镰歇三刀的滑头。我不是抱怨太阳太毒，就是抱怨麦子长得参差不齐不好割，反正从不说是自己弯不下腰，也不承认是自己割麦手艺太差。

“晌午了，咱装车拉麦子吧。”最期待的就是母亲手搭凉棚望着太阳说出这句话。“不割了，装车！”我和姐姐不约而同相视一笑，终于不用再熬着弯腰割麦了。

可排子车进不到四十亩地里。生产队那会儿，这几块地都归三队管，只留了一条坑洼不平的人行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谁也不肯多割掉自己的一垄地，给别人让出一条好走的路。我们把衣裳蒙在头上，搭着肩膀扛麦捆，免得被麦芒扎到。每次扛上一捆麦，走向排子车停放的地方，都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摇摇晃晃。母亲总在一旁大声喊：“小老子的，慢些，别撂了麦捆子！教你不好好念书，这个活你得干一辈子。果如母亲所言：我大半生没有离开过生我养我的皇天后土”！扛满一车麦子后，父亲才喊停。父亲装车的技术一流，车装得又平又紧，就算车翻了，麦子也不会散。可谁也没想到，排子车的内胎竟然爆炸了！

父亲顿时慌了神，连忙说：“先把车推到平坦的地方，别占住路，也别掉到路堰下面去。”他沮丧地望着没气的轮胎，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无奈地说：“卸车吧，把麦子一把一把轻轻放好，现在正是落麦子的时候，绝不能让一粒麦子掉在地上。”母亲掏出提篮里的烧饼和腌咸菜，边递边说：“先垫吧垫吧，吃些就有劲了。”我伸出脚踢了踢那没气的车胎，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真倒霉，车胎爆了，我还以为是谁放炮呢，想着大忙的五月天，也不可能有人闲着放炮啊。”正说着，邻居土方叔乐呵呵地笑着走了过来。我气呼呼地对他说：“土方叔，你慢些走，别翻到四十亩沟里去。”“胡说八道！”父亲抱起胳膊，给了我一个耳光。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听见父亲骂道：“狗东西，看四十亩沟有多深！”母亲也附和着训斥我：“你咋恁不会说话？不知道沟里的路拉麦子危险吗？你还诅咒你叔叔！”

我委屈地一口气跑出去老远。火辣的太阳底下，一个戴着草帽、扛着车轮胎的人影，渐渐消失在我的目光里。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我至今还记得那年的夏收，记得芒种前后那滚烫的阳光、金黄的麦浪，还有父母弯腰劳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