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理工凶杀案背后的两个女人
杂文/李含辛
这桩血案里,人们都在争论职称评审的公与不公,都在掰扯那一句“替天行道”到底是正义还是疯狂,都在推演一个副教授和一个副校长之间长达十几年的恩怨纠葛。可我翻遍了所有流传出来的视频和描述,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两个被镜头扫过的女人身上。
一个是行凶者的妻子。她瘫在地上,声音已经哑了,翻来覆去只说:“人不到绝境怎么可能会杀人嘛……”她没有替丈夫辩解,没有咒骂死者,只是不停地哭,不停地重复这一句。你能感受到她整个人的骨架都被抽空了,瘫在那里,像一滩被丢在路边的旧衣服。这个为丈夫辩解了一辈子的女人,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为一场谋杀辩解。更没想过,她的辩解词,会这么苍白,这么绝望。
另一个是受害者的妻子。关于她的描述很少,有人说她当时也在小区里,有人说她跪在旁边哭喊,但没有确切的画面。我只知道,那个清晨她陪着丈夫出门晨练,迎着晨曦,也许正商量着退休后去哪儿旅行,也许正念叨着孙子的功课,然后一个穿白短袖的身影冲出来,刀起刀落,所有关于余生的想象,一刀两断。下个月退休,老两口可能连退休旅行的车票都买好了,现在这张车票,永远用不上了。
你问恩怨的源头在哪。职称也好,教学处分也好,那些都是水面上的浮萍,真正的根扎在水下,是三十年的相处,是日复一日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家属院里积攒下来的所有细小摩擦。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源头,恩怨就像老房子里的灰尘,一粒两粒你根本看不见,等有一天你推开那扇门,发现整间屋子已经落满了灰,每个角落都堵得严严实实,而你连那灰尘是从哪扇窗户飘进来的都说不清楚。
两个女人,一个从此要等着铁窗里丈夫的消息,不知道余生还有多少个日子能团聚;一个接过丈夫的骨灰,不知道余生还有多少个日子要独自熬过。她们本可以在家属院里相安无事地做邻居,远远点个头,偶尔聊两句菜价和天气,可现在她们的人生被同一把刀劈成了碎片,拼都拼不回去。
这才是最残忍的地方。人们热衷于挖掘廖副校长有没有打压下属,热衷于分析汪副教授是不是被逼入绝境,热衷于站队,热衷于用这桩血案去论证自己对体制、对人性、对职场的一切既定看法。可对于那两个女人来说,没有人在乎她们;她们只是两个哭到失声的背景板,是一个暴力故事里被遗忘的注脚。而她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支离破碎的余生。
这桩案子总会结案,时间总会把热搜洗掉,吃瓜群众总会找到下一个热闹。可是对于那两扇从此再也不会亮起同步灯光的窗户,对于那两个在清晨六点的薄雾里同时失去一切的女人来说,恩怨的源头到底是职称还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们什么都没做错,却成了这场较量中最沉默的、被碾碎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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