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理工凶杀案背后的两个女人

                  杂文/李含辛

     这桩血案里，人们都在争论职称评审的公与不公，都在掰扯那一句“替天行道”到底是正义还是疯狂，都在推演一个副教授和一个副校长之间长达十几年的恩怨纠葛。可我翻遍了所有流传出来的视频和描述，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两个被镜头扫过的女人身上。

      一个是行凶者的妻子。她瘫在地上，声音已经哑了，翻来覆去只说：“人不到绝境怎么可能会杀人嘛……”她没有替丈夫辩解，没有咒骂死者，只是不停地哭，不停地重复这一句。你能感受到她整个人的骨架都被抽空了，瘫在那里，像一滩被丢在路边的旧衣服。这个为丈夫辩解了一辈子的女人，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为一场谋杀辩解。更没想过，她的辩解词，会这么苍白，这么绝望。

     另一个是受害者的妻子。关于她的描述很少，有人说她当时也在小区里，有人说她跪在旁边哭喊，但没有确切的画面。我只知道，那个清晨她陪着丈夫出门晨练，迎着晨曦，也许正商量着退休后去哪儿旅行，也许正念叨着孙子的功课，然后一个穿白短袖的身影冲出来，刀起刀落，所有关于余生的想象，一刀两断。下个月退休，老两口可能连退休旅行的车票都买好了，现在这张车票，永远用不上了。

     你问恩怨的源头在哪。职称也好，教学处分也好，那些都是水面上的浮萍，真正的根扎在水下，是三十年的相处，是日复一日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家属院里积攒下来的所有细小摩擦。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源头，恩怨就像老房子里的灰尘，一粒两粒你根本看不见，等有一天你推开那扇门，发现整间屋子已经落满了灰，每个角落都堵得严严实实，而你连那灰尘是从哪扇窗户飘进来的都说不清楚。

     两个女人，一个从此要等着铁窗里丈夫的消息，不知道余生还有多少个日子能团聚；一个接过丈夫的骨灰，不知道余生还有多少个日子要独自熬过。她们本可以在家属院里相安无事地做邻居，远远点个头，偶尔聊两句菜价和天气，可现在她们的人生被同一把刀劈成了碎片，拼都拼不回去。

      这才是最残忍的地方。人们热衷于挖掘廖副校长有没有打压下属，热衷于分析汪副教授是不是被逼入绝境，热衷于站队，热衷于用这桩血案去论证自己对体制、对人性、对职场的一切既定看法。可对于那两个女人来说，没有人在乎她们；她们只是两个哭到失声的背景板，是一个暴力故事里被遗忘的注脚。而她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支离破碎的余生。

     这桩案子总会结案，时间总会把热搜洗掉，吃瓜群众总会找到下一个热闹。可是对于那两扇从此再也不会亮起同步灯光的窗户，对于那两个在清晨六点的薄雾里同时失去一切的女人来说，恩怨的源头到底是职称还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们什么都没做错，却成了这场较量中最沉默的、被碾碎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