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树理: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
作者:沈巩利
赵树理/网络图片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星空中,赵树理是一颗独特的星。他的光不刺眼,却温暖而持久,如同北方乡村冬夜的炉火。这位被誉为“铁笔”“圣手”的人民作家,用一生践行着一个朴素的信念:为农民写作,做农民与文学之间的桥。
一、从泥土中走来
1906年,赵树理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个名字,原叫赵树礼的男孩,从小就在泥土里打滚,跟着父亲学编簸箕、治外科、看风水,也在八音会里学会了吹拉弹唱。农村的戏曲、秧歌、小调,农民口中鲜活生动的语言,像种子一样埋进了他的心田。
1925年,他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潮。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外面的风从书本里吹进来,吹醒了一个农村青年的文学梦。然而命运多舛,1929年他被捕入狱,此后流亡漂泊,当过教师,卖过中草药,在生活的底层挣扎。这些经历没有摧毁他,反而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农民——不是站在岸上看水里,而是自己就是那水中的一滴。
1937年,他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文艺工作。他编辑报纸,编写剧本,在太行山根据地的文化阵地上辛勤耕耘。他的笔,开始真正为农民而写。
二、伯乐与“天书”
说起赵树理的伯乐,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赵树理在北京一家文艺杂志社当主编。退稿堆里有一份稿子,错别字连篇,有的字不会写就用记号代替,甚至自造汉字——比如“趴下”的“趴”不会写,就写一个“马”字去掉下面四点,意思是马被砍了四条腿,自然就趴下了。这份“天书”般的稿子,换作旁人可能直接扔进了废纸篓。
赵树理没有。他耐心地连猜带读看完这篇长稿,觉得乡土气息浓郁、语言生动活泼,便花时间认真修改后发表,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语,并写信鼓励作者。这位作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登科。
陈登科晚年回忆说:“赵树理这种耐心、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人们常说伯乐需要慧眼,而真正的伯乐,除了慧眼,更重要的是耐心——像看“天书”一样的耐心。
三、外国记者与国内评价
赵树理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内。
当年,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说:共产党地区除毛泽东、朱德以外最有名的人物,就是赵树理。这个评价看似夸张,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在解放区,赵树理的名字几乎与农民文化运动紧紧连在一起。他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
国内文坛对他更是推崇备至。茅盾评价他的作品“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周扬说,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这些评价的背后,是赵树理对文学大众化的执着追求。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这话说得朴素,却有一种撼人的力量。他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走向最广大的农民。
四、《小二黑结婚》:一场文学的革命
1943年,赵树理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小二黑结婚》。
这部作品以抗战时期解放区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最终喜结良缘的故事。听起来,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但赵树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塑造了两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反面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
二诸葛迷信守旧,抬脚动步要先掐算阴阳;三仙姑装神弄鬼,四十多岁还“老来俏”。赵树理用白描手法,寥寥数笔就让这两个人物跃然纸上。他没有把他们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带着幽默与同情,写出了落后农民的愚昧与可笑。这种带着温度的批判,恰恰是赵树理的独到之处——他写农民,不是居高临下地审视,而是设身处地地理解。
小说的语言更是别具一格。通俗易懂、生动传神、幽默风趣,农民读得懂、听得明白,知识分子读了也觉得有味。这种语言不是坐在书斋里编出来的,而是从田间地头“捡”来的——赵树理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把他们的语言嚼碎了、咽下去,再吐出来,就成了自己的。
五、农民的儿子: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
赵树理有一个习惯:一年之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农村。
他历任《黄河日报》《新华日报》编辑,新中国建立后任工人出版社社长、中国曲协主席,但这些职务没有把他困在城市的办公室。他总是找机会往农村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52年,他到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社蹲点,从秋收、分配、扩社到开渠,全程参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冲突有了深刻了解。这段经历,后来凝结成了长篇小说《三里湾》——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三里湾》围绕农业合作社的秋收、扩社、整党、开渠四项工作,描写了四户家庭的矛盾纠葛。赵树理自称他的小说为“问题小说”——他不是为了写故事而写故事,而是为了提出和探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种创作理念,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
柳青写《创业史》,住在陕西皇甫村;赵树理写农村,长年在山西乡下。他们都是住进农村、把自己变成农民的作家。柳青曾说:“要想写作,先要生活。”赵树理则说:“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好作品。”两位作家的选择何其相似——他们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写农民,你得先成为农民。
六、要工资就不要稿费:一个作家的操守
《三里湾》给赵树理带来了声誉,也带来了上万元的稿费。50年代的上万元,是一笔巨款。加上其他作品的重印稿费和国外出版机构寄来的外汇,赵树理有些不安了。他说:“我挣着国家的工资,专门写作还得稿费,这双重待遇太过分了!”
反复想了好几天,他做出一个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
消息传出,文艺界议论纷纷。有人劝他:“老赵你真是的,别的专业作家都领工资,也拿稿费,不比你少。”赵树理不以为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生活就行啦。”
此后,他不但不领工资,直到去世也没有报销过差旅费,医药费也很少报。政府号召作家个人购买住房,他把《三里湾》的稿费交给作协,让人代买一套房子,以便把原先住的公房腾出来。房子买好了,是宣武门外一座有18间房的四合院,他连连摇头说“太大了”,后来越搬越小,越搬越简朴。
他的老伴关连中开玩笑说:“人们常说,搬一回家就跟烧一把火一样。咱家也不知烧了几回火了,反正家里没值钱东西,好搬家。”赵树理笑着说:“我就是流浪命,你们跟上也不得安生!”
这话里有一种通透。他不是不爱物质,而是心里装着更重要的东西。他曾说,要做一座城乡之间的桥。这座桥,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知识分子,一头连着农民。他用自己的一生,做成了这座桥。
七、风雨中的坚守与绝食而死
然而,这座桥在“文革”的风雨中几乎被摧毁。
赵树理遭到残酷迫害。1970年9月23日,他含冤去世。据记载,他是绝食而死的——一个毕生描写农民的作家,用最决绝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关于那段历史,我们今天可以少说一些。但赵树理在绝境中的选择,让人想到一句老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不是不能妥协,而是选择了不妥协。
八、精神的遗产:问题意识与人民立场
赵树理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
今天重读赵树理,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作品至今“鲜活”。为什么?不是因为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郁——这些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揭示的那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包办婚姻,如今包办婚姻似乎消失了,但在婚姻问题上的腐朽观念却以其他形式沉渣泛起。《李有才板话》写的是民众与腐败掌权者的斗争,如今反腐败斗争依然在路上。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之所以经得起时间检验,是因为他抓住的是人性中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贪婪、愚昧、自私,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赵树理精神的本质是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他不玩技巧的花样,不追逐时髦的思潮,他只想做一件事:用农民听得懂的话,写农民关心的事。这种朴实,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
九、什么是真正的“接地气”
赵树理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接地气”,不是下乡采风、拍几张照片,而是把根扎进泥土里,和你要写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不是作秀,是真心实意地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归宿。
他告诉我们,文学可以既是大众的,又是艺术的。《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三仙姑,既是活生生的农民形象,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创造。大众化不等于粗制滥造,通俗不等于低俗。
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真诚。赵树理不自诩为“文坛文学家”,只想做“文摊文学家”。他不追求名利,把稿费拿出来买房子又让出去。他在批判面前不弯腰,在死亡面前不低头。这种真诚,比任何技巧都更珍贵。
今天,当城市化浪潮席卷中国,当“三农”问题依然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我们格外需要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不是要人人都去写农村题材,而是要有他那样的精神:扎根生活,关怀现实,为普通人写作。
柳青、赵树理都走了,但他们用生命铸就的那座桥还在。桥的这头是文学,桥的那头是人民。我们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走上这座桥,走到人民中间去。
赵树理生前说过一句话,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好注脚:“做一座城乡的桥。”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