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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 作家 诗人）
风雪中的纪念碑
——重读尹玉峰《雪覆了城门》
作者：陈中玉
一、引言：一场无法走出的大雪
读完《雪覆了城门》的那个深夜，我关掉台灯，窗外的城市早已灯火稀疏，可我的眼前仍是铁西区那场永远停不下来的黑雪。那些被雪埋了半截的城门、蹲在劳务市场门口的张桂兰、抱着机床不肯离去的王建国、在“送温暖”舞台上砸碎麦克风的李长江——他们像一群无声的游魂，长久地盘踞在我的阅读记忆里。
这篇小说让我无法平静，不是因为它的悲情渲染，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惊人的克制。玉峰先生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触，把九十年代东北下岗工人的生存图景一片片铺开，不煽情，不论断，只是让雪一直下，让那些冻僵的手一直颤抖，让那些挺直的脊梁一直站在风里。这是一种怎样的叙事伦理？它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雪覆了城门》不仅是一篇记录时代创伤的小说，更是一次对“尊严”这个词的极限测试。当体制的铁饭碗碎了一地，当三十年的工龄被折算成几千块买断钱，当一个八级钳工只能在街头磨菜刀——人还剩下什么？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剩下脊梁，剩下手艺，剩下那些雪无法覆盖的东西。
本文将从意象系统、人物伦理、叙事策略、历史记忆四个维度，对这篇小说进行深度评析，并在肯定其艺术成就的同时，提出一两点商榷，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与局限。
二、意象的双重编码：雪与城门的政治美学
“雪覆了城门”——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政治寓言。
玉峰先生笔下的雪，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文学中那种纯洁、浪漫的能指。它“带着煤烟的黑”，“像砂纸蹭过皮肤”。这是一种工业文明衰败后的污染物，是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时扬起的灰烬。雪在覆盖，但它覆盖的不是污浊，而是曾经的秩序。故宫的大红门被埋了半截，“朱红漆皮裂开的纹路里嵌着黑雪”；怀远门“被雪堵了大半，只剩下半人高的空当”。城门——这个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庄严、庇护的符号——正在被雪一点点吞没。这不仅是自然的降雪，更是一种历史性的埋葬：旧的意识形态、旧的生产方式、旧的身份认同，都在九十年代的寒潮中走向终结。
然而，玉峰先生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让雪获得最终的胜利。中山广场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群雕是一个绝妙的反转点。雪“把所有棱角都揉得软了，可那些挺直的脊梁仍然清清楚楚露在白绒绒的雪层外，像一群永远站在风里的守护者”。雕塑不会倒下，正如那些下岗工人内心深处无法被剥夺的尊严感——尽管这种尊严在现实中被反复践踏，但它作为一种精神结构，仍然倔强地存活着。
小孙女把热红薯递到石雕战士脚边的细节，是全篇最动人的微光。孩子不懂意识形态，她只知道“给你也暖一暖”。这个动作把宏大的历史叙事还原为最朴素的体温交换，也让“守护”这个词从政治话语转译为人间情感。雪可以覆盖城门，却覆盖不了人心的温度。
三、人物群像：尊严的悖论与伦理的韧性
小说塑造了多个下岗工人形象，他们不是英雄，却有着英雄都无法承受的负重。我尤其关注其中隐含的一个悖论：尊严恰恰在它被剥夺得最彻底的时候，显现得最为强烈。
王建国是这一悖论的典型载体。作为八级钳工，他的身份认同完全绑定在那台跟了他二十年的机床上。“操作手柄被他磨得发亮，上面还留着他的指纹”——这是手艺人的身体记忆，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职业伦理。工厂倒闭后，他宁愿在街头磨菜刀，也不愿接受厂长施舍的“保安队长”职位。“我是八级钳工，不是看门的”——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它对现实的改变能力，而在于它在象征秩序中的坚守。当主流社会已经不再承认“八级钳工”这个符号的价值时，王建国仍然用它来定义自己。这是一种悲壮的身份政治：他守护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那根底线。
张桂兰则提供了另一种尊严形态——以身体为代价的伦理性牺牲。她去卖血，不是因为她不爱惜自己，而是因为她无法承受婆婆的病和女儿的学费。当她丈夫赵国强发现献血证后吼出“要卖血也该我去”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双向的、甚至竞赛式的自我牺牲。这个家庭没有被贫困击垮，恰恰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在争着把最后一口食物让给对方。玉峰先生没有美化这种牺牲，他让张桂兰的手背露出“青紫色的针孔，像冬天冻裂的水管”，让赵国强“瘦了很多，以前的皮带都松了，只能往里打了好几个孔”。这些细节是生理性的，近乎自然主义，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伦理韧性的叙事。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可商榷之处：女性角色的困境虽然被呈现，但她们的主体性相对弱于男性角色。张桂兰的伟大几乎完全体现在牺牲和忍耐上，她缺乏像王建国那样“我不是看门的”式的自我宣言。孙嫂子、祝淑荣等女性形象也多是被动的承受者。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如实反映——九十年代下岗家庭中，女性往往是更沉默的牺牲者——但小说若能有一两个女性角色表现出更具反抗性的主体意识，人物谱系会更为丰满。
四、叙事伦理：零度书写与情感的克制
玉峰先生的叙事策略值得从“伦理”角度重新审视。他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控诉，没有让叙述者跳出来抒情，而是以一种近乎零度的语调，让人物自己呈现自己。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伦理选择：不消费苦难，不制造廉价同情，不让读者站在安全的距离外俯视悲剧。
试看张桂兰卖血被发现的那场戏：“赵国强最近总觉得张桂兰不对劲……直到那天，他在枕头下翻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是张桂兰的献血证，上面密密麻麻盖着十几个章，最近的一次就在上周。”叙述者不评价，不感叹，只是把事实摆出来。但“密密麻麻”和“十几个章”这两个修饰已经足够让读者心惊。这种叙事类似于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八分之七沉在水下。读者被邀请去填补那八分之七的情感空间，这种参与式的阅读比直接的情感灌输更具冲击力。
小说中最激烈的场景——劳务市场门口的“送温暖”演出被砸——也采用了同样的克制策略。工人愤怒的爆发是合理的，但叙述者没有把它写成一场浪漫化的反抗。李长江摔碗、骂脏话、扯下麦克风，这些行为被如实记录，没有英雄主义的升华。更值得注意的是，砸完之后，小说没有安排任何建设性的出路——没有领导来解决问题，没有政策被改变。雪还在下，赵德柱捡起“半块没啃完的干馒头，塞进嘴里。馒头已经冻硬了，硌得牙疼，可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嚼着”。这个结尾的力量在于它的无出路性。它不是希望的承诺，而是生存的实然。这种拒绝虚假乐观主义的叙事伦理，使小说保持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硬度。
五、砸舞台事件：反抗、绝望与记忆政治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工会组织的“送温暖”演出被愤怒的工人砸毁，需要展开更深入的分析。这不仅是情节的转折点，更是整篇小说的意义黑洞。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当《从头再来》的旋律响起，触发的不是励志，而是暴怒。为什么这首歌在当时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感？因为它的逻辑是：个体的失败应该由个体来负责，“从头再来”将结构性失业转化为个人意志问题。李长江的怒吼——“我干了二十五年的车间拆了，八级焊工证当废品卖了五毛！我老婆在浴池里给人搓背，我在外面冻得像条狗，你让我从头再来？”——精准地揭示了这种话语暴力的本质：它否认历史，抹去制度责任，把下岗美化为一次“重新出发”。
砸舞台是对这种主流叙事的肉身反抗。砸掉的不只是音响设备，更是一个被强制赋予的“积极向上”的剧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没有让这次反抗带来任何实际成果。警笛声响起，但“没有几人逃离”。这是一种绝望中的姿态政治——它改变不了现实，但它拒绝被欺骗。赵德柱最后捡起冻硬的馒头“一口一口地嚼着”，将这个姿态从爆发收束为沉默的坚持。这一收一放之间，小说的悲剧深度得以确立：反抗是可能的，但改变是遥远的；尊严是可能的，但胜利是渺茫的。
从记忆政治的角度看，砸舞台事件承担了“反记忆”的功能。九十年代下岗潮在主流叙事中常被表述为“阵痛”或“改革的必要代价”，个体的痛苦被抽象为历史的注脚。《雪覆了城门》通过这一场景，强行将身体性、情感性的记忆植入文本，与官方话语形成对抗。这是文学作为“小历史”对“大历史”的纠偏。
六、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将《雪覆了城门》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中，可以更清晰地辨认它的位置。
它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关注底层、关注社会问题。它也接续了老舍《骆驼祥子》中对城市贫民生存状态的细致描摹。但尹玉峰的写作与这些前辈有一个重要差异：他笔下的工人不再是等待被启蒙的对象，也不是被知识分子凝视的“他者”。小说的叙述视角几乎是平齐的，叙述者不高于人物，不代替人物思考。这是一种“内在的”现实主义，它来自作者对工人生活方式的深度体认——从机床的操作手柄到工具箱里的荣誉证书，从艳粉街的煤炉到劳务市场的蹲守，细节的真实性建立在亲身经历般的熟悉之上。
相比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奋斗精神的张扬，玉峰先生显得更加冷峻。《雪覆了城门》中没有孙少平式的“走出去”的励志叙事，绝大多数人物被困在原地，他们的挣扎不是为了改变命运，只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这种“无出路的现实主义”或许是九十年代东北与八十年代陕北不同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当整个区域经济崩溃、机会结构瓦解时，“奋斗”本身就是一个奢侈的词。
小说的超越之处还在于它对“手艺”的哲学化处理。王建国的钳工手艺、李长江的焊工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失去了交换价值，但它们仍然作为自我认同的基石而存在。这触及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一个一切都被商品化的时代，那些不可商品化的人的价值，究竟栖身何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它让这个问题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被提出。
七、结语：文学作为风雪中的纪念碑
读完《雪覆了城门》，我反复想起一个画面：王建国把“劳动模范”证书从工具箱里拿出来，放在机床旁边，然后点燃一根烟。那个动作里有无尽的眷恋，也有无言的告别。证书的边角已经泛黄，有的还沾着机油——那是他和那台机器共同流淌的体液。
这篇小说的力量，不在于它让我们同情下岗工人，而在于它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存在方式，感受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为何愤怒、为何沉默、为何在风雪中仍然挺着脊梁。它是一座用文字建造的纪念碑，不是为了铭刻辉煌，而是为了铭刻疼痛。雪终将融化，城门或许会被重修，但那些被压在历史褶皱里的生命经验，需要文学来保存。
当然，小说也有它的限度。如前所述，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塑造稍显薄弱；部分人物的命运走向略有重复（多人去劳务市场、多人卖血、多人供孩子读书）；情节的推进偶尔依赖“巧合式”的相遇（如李长江在摆摊时碰见王师傅、王建国碰见厂长等），略显戏剧化。但这些瑕疵并不动摇作品的整体价值。
在文学日益碎片化、历史记忆加速流失的今天，《雪覆了城门》以其冷峻的诚实和深沉的人道关怀，为一段几近失声的历史留下了有力的证词。它让我们记住：在那个飘着黑雪的冬天，有一些人失去了工厂，但没有失去脊梁。
20026年仲夏写于雷州鹏庐
雪覆了城门
尹玉峰
1
那些年沈阳的雪总带着煤烟的黑。风卷着碎雪打在脸上，像砂纸蹭过皮肤，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脚步匆匆，没人愿意多待一秒。
故宫的大红门早被雪埋了半截，朱红漆皮皲裂的纹路里嵌着黑雪，像老人脸上冻裂的伤口。门楣上鎏金的“大清门”字样被雪糊得只剩半拉，风一吹，雪沫子顺着飞檐往下掉，砸在青石板上，碎成一摊黑泥。两个石狮子蹲在门两侧，鬃毛上挂着冰溜子，眼睛被雪糊得睁不开，像两个被遗弃的老伙计，守着这座没了人气的皇城。
远处的怀远门更惨，城门洞子被雪堵了大半，只剩下半人高的空当。卖烤红薯的汉子缩在门洞子里，红薯炉的烟囱冒着黑烟，和天上的雪搅在一起，把城门染得更黑了。他的棉帽子上挂着雪，眉毛上结着冰，手里的铁夹子冻得拿不住，掉在地上，发出“当啷”一声，在空旷的城门洞里回荡。
青年大街的过街天桥上，雪积了半尺厚，栏杆上的冰溜子像一把把尖刀，悬在半空中。桥下的汽车像蜗牛一样爬着，车轮碾过积雪，溅起黑泥，甩在桥栏杆上，和雪混在一起，形成一道道黑痕。风卷着雪从桥洞子里钻出来，打在脸上，生疼。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人推着三轮车，车上堆着捡来的纸壳，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每走一步，车轮就陷进雪里一次，他不得不停下来，用手把雪扒开。
和平广场的东北解放纪念碑上，雪积了厚厚的一层，碑身上的浮雕被雪糊得看不清轮廓。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的头发上挂着雪，脸上带着泪痕，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下岗通知书。风卷着雪打在他的脸上，他却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矗立在中山广场被誉为中国城市雕塑之冠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大型群雕正被大雪一层一层地覆盖着。人们经过这里，都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怕惊落肩头、也怕惊落毛主席雕塑肩头的白雪。戴绒线帽的老爷爷牵着小孙女，小孙女把揣在怀里的热红薯递到石雕战士的脚边，小声说“给你也暖一暖”。雪还在落，把所有棱角都揉得软了，可那些挺直的脊梁仍然清清楚楚露在白绒绒的雪层外，像一群永远站在风里的守护者。
夜里的沈阳，雪下得更大了。风卷着雪在街面上横冲直撞，像一群疯狂的野兽。城门楼的影子在雪地里晃来晃去，像一个个巨大的幽灵。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在空旷的雪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雪还在下，覆盖了城门，覆盖了街道，覆盖了整个大沈阳。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在风雪中沉默着，像一个受伤的巨人，蜷缩在东北的黑土地上。
张桂兰攥着刚从采血点换来的五十块钱，指节冻得发白。菜市场的萝卜堆得冒尖，她挑了个最小的，又放下，最后只拿了半捆冻得硬邦邦的白菜。卖菜的老李头认识她，以前是纺织厂的挡车工，现在天天蹲在劳务市场门口。“桂兰，再拿棵萝卜吧，算你便宜点。”老李头把萝卜塞进她手里，张桂兰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攥着萝卜的手直哆嗦。
回到家，丈夫赵国强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那是家里唯一的“财产”，靠它拉点散活赚点油钱。车把缠着的旧毛巾已经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的铁丝，他的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今天怎么样？”赵国强头也没抬，声音沙哑。“没找到活。”张桂兰把五十块钱放在桌上，不敢看他的眼睛。赵国强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继续拧螺丝，可张桂兰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婆婆咳嗽得厉害，张桂兰把止痛片碾碎，混在温水里喂她。婆婆的手枯瘦得像老树枝，攥着她的手腕，气若游丝：“桂兰，别再去了……”张桂兰点点头，眼泪滴在婆婆的手背上，洇开一小片湿痕。她知道婆婆说的是采血点，可她没办法，家里还有上初中的女儿，下个月的学费还没着落。女儿的书包带断了，用粗线缝了又缝，作业本正面写完写反面，铅笔头短得捏不住。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车间里的机器声，闪过同事们的笑脸，闪过女儿渴望的眼神。她恨自己没用，恨命运不公，可又能怎么办呢？她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赵国强家在一楼最偏的那间，门帘上的棉絮翻卷着，挡不住钻进来的寒风。隔壁传来王建国的咳嗽声，王建国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从学徒工干到八级钳工，手上的老茧比钢板还硬。厂子倒闭那天，他没去领买断钱，而是一个人留在车间里，摸了摸那台跟了他二十年的机床。机床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铁锈，像他脸上的皱纹。操作手柄被他磨得发亮，上面还留着他的指纹，仿佛还能感觉到机器运转时的震动。
他想起刚进厂那年，父亲把他领到机床前，说“好好干，这就是你的饭碗”。那时候车间里机器轰鸣，热气腾腾，大家都穿着蓝色的工装，脸上带着笑。可现在，车间里冷得像冰窖，只有他一个人，还有满地的废铁。墙角堆着他用了半辈子的工具箱，里面的扳手、螺丝刀都擦得锃亮，每一件都刻着他的名字缩写“WJG”。
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他攒了半辈子的荣誉证书：“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先进工作者”……证书的边角已经泛黄，有的还沾着机油。他把证书一张张拿出来，放在机床旁边，然后点燃了一根烟。烟雾在车间里弥漫，他想起了女儿考上大学那天，他拿着证书去给她报喜，女儿抱着他哭，说“爸，你真棒”。
天亮的时候，他把证书收起来，锁进工具箱，然后走出车间。厂门口的牌子已经被摘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门框。他回头看了一眼，车间的窗户黑洞洞的，像一只巨大的眼睛，盯着他。他转身，走进了漫天的风雪里。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三十年的青春，都献给了这家工厂，可最后，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他甚至不敢回家，不敢面对妻子和女儿失望的眼神。
3
二楼的赵德柱正骂骂咧咧地踹着门，他那辆破三轮车停在楼下，车斗里的白菜冻得硬邦邦的。赵德柱的嗓门大，筒子楼里的住户都探出头来看，他媳妇从屋里探出头，头发乱得像鸡窝：“你小声点！吵着邻居啦。”赵德柱哼了一声，把白菜扛进屋，楼道里留下一串黑脚印。
赵德柱家的晩饭是一碗白水煮面条，上面飘着几滴酱油。他和妻子、女儿围着桌子，谁也没说话。女儿赵小燕吃了一半，放下筷子：“爸，我不想念了，我去打工。”赵德柱把筷子一拍，声音很大：“你敢！”可他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眼窝深陷，像熬了几个通宵。
他以前是重型机器厂的工人，下岗后去建筑工地搬砖，干了三天就被包工头赶出来了，说他“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他回家没敢说，把四十块钱放在桌上，妻子看了一眼，转身去厨房，端出来一碗白水煮面条。面条是用家里最后一点面粉擀的，煮得有些糊，汤里飘着几片白菜叶。
艳粉街的冬天最难熬。家家户户烧不起暖气，就用捡来的柴火和煤渣生炉子。空气里全是硫磺味，呛得人睁不开眼。可家家户户的窗户都开着缝——怕煤气中毒。赵德柱家的炉子放在屋中央，铁皮烟囱锈得掉渣，晚上睡觉前，他总要起来检查三遍，生怕煤烟倒灌。这个冬天，艳粉街走了好几个老人，有的是煤气中毒，有的是病没钱治，有的是自己不想活了。住对门的孙嫂子，老公原是电缆厂的技术员，下岗后去南方打工，一去三年没回来，也没寄过一分钱。孙嫂子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白天去菜市场捡菜叶，晚上糊纸盒，糊一个挣两分钱。她的大女儿考上沈阳师范学院，学费是居委会帮着凑的。送女儿上大学那天，孙嫂子站在艳粉街口，从早上站到中午，女儿早走远了，她还站着。后来邻居们才知道，孙嫂子把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结婚时买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塞给了女儿。那块表是当年她老公用了三个月工资买的，表盘上的玻璃已经裂了，可走时还很准。
赵德柱在阳台上坐到天亮，对面就是他已经空了半年的厂房，烟囱不再冒烟，像个巨大的墓碑，杵在铁西区的天际线上。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里过年，大家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厂长给大家敬酒，说“明年我们的厂子会更好”。可现在，厂子没了，家也快没了。
他觉得自己像个废物，连自己的家人都养活不了。他甚至想过一了百了，可看着女儿熟睡的脸，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他又舍不得。他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挺住。
4
三楼的李长江在轮胎厂干了二十五年，下岗后，他和妻子祝淑荣在街头摆地摊，卖妻子连夜赶出来的棉鞋垫。棉鞋垫五块钱一双，一天能卖个三五双，勉强够吃饭。祝淑荣的眼睛不好，以前在车间里盯机器盯的，现在晚上做鞋垫，得凑着煤油灯才能看清针脚。她的手指上布满了针孔，有的还结了痂，可她还是不停地做，一做就是半夜。
有一天，他碰见以前的车间主任王师傅，王师傅现在在一家私人工厂当技术顾问，穿着西装，皮鞋锃亮。“长江，怎么在这摆摊？”王师傅的声音带着惊讶。李长江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领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毛衣，毛衣上有好几个补丁。“家里困难，没办法。”祝淑荣赶紧打圆场，她的手还拿着没做完的鞋垫，针还插在上面。王师傅没说话，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块钱，放在摊上：“给我拿二十双鞋垫。”李长江赶紧摆手：“王师傅，不用这么多……”“拿着吧，我给厂里的工人每人买一双。”王师傅说完，转身走了。
李长江看着王师傅的背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想起以前在车间里，王师傅对他特别好，教他技术，帮他解决困难。可现在，他却在街头摆地摊，靠卖鞋垫为生。
晚上，祝淑荣把鞋垫整理好，放进袋子里。“长江，明天我们去给王师傅送鞋垫吧。”李长江点点头，没说话。他知道，王师傅是在帮他，可他不想接受施舍，他想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他想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日子，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技术能手，可现在，却只能在街头摆地摊。他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家人，不敢面对自己的朋友。
5
张桂兰去劳动部门问社保的事，工作人员头也没抬：“买断工龄后，社保得自己续缴，一年八千多。”她的脑子“嗡”的一声，八千多，那是她和丈夫半年的生活费。“能不能少交点？”她小心翼翼地问，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户口本，那是她出门前特意带的，想证明自己是铁西区的老居民。“这是最低标准，不交的话，以前的工龄就白算了。”工作人员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她浑身冰凉。
回到家，她把这事告诉赵国强，赵国强沉默了半天，说：“先不交了吧，等以后有钱再说。”可张桂兰知道，“以后”遥遥无期。她想起婆婆的病，想起女儿的学费，想起自己胳膊上的针孔，眼泪又掉了下来。婆婆的药瓶上贴着标签，是从医院捡来的空瓶，里面装的是便宜的散装药；女儿的学费通知单已经在桌上放了一个星期，她不敢签字，怕对不起女儿。
晚上，她翻出以前的工作证，上面的照片里，她穿着蓝色的工装，笑得一脸灿烂。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在纺织厂干一辈子，退休后拿着养老金，带着婆婆去北京看天安门。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工作证的塑料封皮已经开裂，照片上的她，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现在的她判若两人。
她觉得自己像个被世界抛弃的人，没有工作，没有社保，没有未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她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挺住。
6
王建国去劳动就业中心培训班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和他一样的下岗工人。老师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王建国盯着黑板上的字，也许是太撩草，一个都认不全。他想起自己在车间里操作机床的样子，那时候，他闭着眼睛都能把零件磨得精准无误。可现在，他像个傻子一样，坐在教室里，听着那些听不懂的词。
课间休息时，他和旁边的老李聊天。老李以前是机床厂的焊工，现在在街头修自行车。老李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是当年焊东西时被烫伤的。“这培训有啥用？”老李撇撇嘴，“我们这岁数，学这些东西，跟登天一样难。”王建国点点头，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街道办是好心，可这些培训，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的老花镜度数不够，看黑板上的字模糊不清，只能凑得很近，脖子都酸了。
培训结束后，老师让大家写一份创业计划书。王建国坐在桌子前，拿着笔，半天写不出一个字。他不知道什么是“商业模式”，什么是“流量变现”，他只知道，他会修机床，会磨零件，可这些，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没用了。他的笔在纸上画了又画，最后只写下了“王建国 重型机械厂 八级钳工”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他觉得自己像个被时代淘汰的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他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挺住。
7
赵德柱在小区里当保安，每月工资五百块。有一天，他碰见以前的同事老张，老张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经理，穿着名牌西装，开着小轿车。“德柱，怎么在这当保安？”老张的声音带着惊讶。赵德柱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穿着保安制服，帽子戴得有些歪，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毛衣。“家里困难，没办法。”他小声说。老张没说话，从钱包里拿出两百块钱，塞给他：“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赵德柱赶紧摆手：“不用，不用……”可老张已经转身走了。
回到保安室，赵德柱把两百块钱放在桌上，眼泪掉了下来。保安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岗位职责”，他每天都要在这里坐十二个小时，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里，他和老张是最好的兄弟，一起加班，一起喝酒，一起骂厂长。可现在，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老张穿着西装，开着小轿车，而他穿着保安制服，骑着破自行车。
晚上，他给女儿打电话，女儿说：“爸，我在学校挺好的，你别担心。”赵德柱点点头，说：“好好读书，爸能养活你。”挂了电话，他坐在保安室里，看着窗外的雪，一夜没睡。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小区的路都盖住了，他想起女儿小时候，他带着她在雪地里堆雪人，那时候，他还在工厂里上班，日子过得很安稳。
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他想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日子，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技术能手，可现在，却只能在小区里当保安。他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家人，不敢面对自己的朋友。
8
赵国强最近总是很晚才回家，身上带着酒气。张桂兰知道，他是去跟以前的同事喝酒了。以前他从不这样，每天下班就回家，帮着做饭、照顾婆婆。可自从下岗后，他就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脾气暴躁。他的头发白了很多，额头上的皱纹也深了，像被刀刻过一样。
有一天，赵国强又很晚才回家，张桂兰忍不住说了他几句：“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多想想家里的事？”赵国强一下子就火了：“我喝酒怎么了？我心里难受！我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家人都养活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很大，把婆婆都吵醒了，婆婆咳嗽了几声，他才安静下来。张桂兰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没怪你，我只是想让你振作起来。”赵国强看着她，沉默了半天，然后蹲在地上，抱着头哭了起来。他的肩膀抖得厉害，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张桂兰走过去，轻轻拍着他的背：“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赵国强抬起头，看着她，眼里充满了愧疚：“桂兰，对不起，我让你受苦了。”张桂兰摇摇头：“别说对不起，我们是夫妻，应该一起面对。”她的手放在他的背上，能感觉到他的骨头硌得慌，他瘦了很多，以前的皮带都松了，只能往里打了好几个孔。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多，聊以前的日子，聊现在的困难，聊未来的希望。他们知道，日子很难，但只要他们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9
赵小燕最近总是闷闷不乐，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很多。赵德柱知道，她是因为家里的困难才这样的。他想跟她谈谈，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赵小燕的书包带断了，用粗线缝了又缝，作业本正面写完写反面，铅笔头短得捏不住，只能用铅笔套套着。
有一天，赵小燕放学回家，把书包往桌上一扔，说：“爸，我不想上学了。”赵德柱的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我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赵小燕低着头，小声说，她的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傻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上学是你唯一的出路，就算再苦再难，爸也会供你读书的。”赵德柱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的手放在女儿的肩膀上，能感觉到她的肩膀在抖。“可是家里已经没钱了。”赵小燕抬起头，眼里充满了泪水。“钱的事你不用管，爸会想办法的。”赵德柱坚定地说，他的手紧紧攥着拳头。
那天晚上，赵德柱一夜没睡。他知道，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可他不能让孩子辍学。他必须想办法赚钱，供孩子读书。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里，他每月都能按时拿到工资，给女儿买新书包、新铅笔，那时候，女儿笑得多么开心。
第二天，赵德柱去了劳务市场，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虽然很累，工资也不高，但他觉得很满足，因为他能赚钱供孩子读书了。他的腰不好，以前在工厂里落下的毛病，现在搬东西时，腰总是疼得厉害，可他不敢停下来，他怕停下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0
婆婆的病越来越重了，每天都要吃很多药。张桂兰知道，这些药很贵，可她不能不给婆婆吃。她只能更加努力地赚钱，更加节省地过日子。婆婆的床是用木板搭的，上面铺着旧棉絮，棉絮已经硬了，像一块石头。她的被子很薄，张桂兰把自己的被子也盖在她身上，可还是觉得冷。
有一天，婆婆突然晕倒了。张桂兰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婆婆的病需要住院治疗，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张桂兰问医生，住院需要多少钱。医生说，至少需要一万块。张桂兰的脑子“嗡”的一声，一万块，那是她和赵国强一年的生活费。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给赵国强打电话。赵国强赶到医院，听了医生的话，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住院，不管多少钱，都要住院。”张桂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感激。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有灰尘，应该是刚从外面回来。
那天晚上，赵国强去了采血点，卖了血，换了五百块钱。张桂兰知道后，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你怎么能去卖血？”“没事，我身体好。”赵国强笑着说，可他的脸色很苍白，嘴唇没有血色。张桂兰扑进他的怀里，哭着说：“赵国强，你真好。”她的眼泪打湿了他的衣服，他的衣服上有一股汗味和铁锈味，那是他拉货时留下的。
11
李长江的儿子李小军十八岁，刚高中毕业。他本来想考大学，可看着家里的困难，他放弃了。他跟李长江说：“爸，我不想读书了，我去打工，帮家里赚钱。”李长江的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他知道，儿子是个好孩子，可他不能让儿子放弃学业。李小军的书包是李长江以前的旧公文包，洗得发白，拉链都坏了，只能用绳子系着。
“不行，你必须读书。”李长江坚定地说，他的手放在儿子的肩膀上，能感觉到儿子的肩膀很结实，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可是家里没钱。”李小军低着头，小声说，他的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李长江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知道，家里已经没钱了，可他不能让儿子放弃学业。
那天晚上，李长江一夜没睡。他知道，家里已经没钱了，可他不能让儿子放弃学业。他必须想办法赚钱，供儿子读书。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里，他每月都能按时拿到工资，给儿子买新书包、新铅笔，那时候，儿子笑得多么开心。
第二天，李长江去了劳务市场，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虽然很累，工资也不高，但他觉得很满足，因为他能赚钱供儿子读书了。他的腰不好，以前在工厂里落下的毛病，现在搬东西时，腰总是疼得厉害，可他不敢停下来，他怕停下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可没过多久，李小军还是偷偷去了南方打工。他给李长江留了一封信：“爸，对不起，我不能再让你受苦了。我去南方打工，赚钱供自己读书，也帮家里还债。你和妈要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信的末尾，还画了一个笑脸，可李长江知道，儿子写这封信时，肯定哭了。
李长江看着信，眼泪掉了下来。他知道，儿子长大了，懂事了，可他心里还是很难过。他想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日子，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技术能手，可现在，却只能让儿子去打工。他坐在门槛上，看着远方，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他不知道，儿子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2
王建国在街头摆地摊，卖自己磨的菜刀。他磨的菜刀很锋利，价格也便宜，可生意并不好。他的摊位很小，只有一块旧布铺在地上，上面摆着几把菜刀。他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是当年磨菜刀时被划伤的。
有一天，他碰见以前的同事老王，老王现在在一家私人工厂当厂长，穿着西装，皮鞋锃亮。“建国，怎么在这摆地摊？”老王的声音带着惊讶。王建国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领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毛衣，毛衣上有好几个补丁。“家里困难，没办法。”他小声说。老王没说话，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块钱，塞给他：“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王建国赶紧摆手：“不用，不用……”可老王已经转身走了。
王建国看着老王的背影，眼泪掉了下来。他想起以前在工厂里，他和老王是最好的兄弟，一起加班，一起喝酒，一起骂厂长。可现在，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老王穿着西装，开着小轿车，而他穿着旧棉袄，摆地摊。
他把五百块钱放在摊上，继续磨菜刀。他知道，老王是在帮他，可他不想接受施舍，他想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他的手握着磨刀石，一下一下地磨着菜刀，发出“唰唰”的声音，那声音很单调，却很有力。
那天晚上，王建国一夜没睡。他觉得自己很没用，很窝囊。他想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日子，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技术能手，可现在，却只能在街头摆地摊。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挺住。
13
赵国强最近总觉得张桂兰不对劲。她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身上总有股消毒水味，问她去了哪里，只说“找活干”。直到那天，他在枕头下翻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是张桂兰的献血证，上面密密麻麻盖着十几个章，最近的一次就在上周。献血证的边角已经磨破了，上面的字有些模糊。
“你又去卖血了？”赵国强拿着献血证，声音抖得厉害。张桂兰刚进门，手里还攥着半袋打折的挂面，挂面的袋子破了，露出里面的面条。看见那本证，脸瞬间白了。“我……我就是想多赚点，婆婆的药快没了，孩子的学费也该交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头埋得很低，她的手背上有一道针孔，青紫色的，像冬天冻裂的水管。
“我是个男人！”赵国强突然吼起来，把献血证摔在桌上，献血证掉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要卖血也该我去，轮不到你！”张桂兰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你去了谁拉活？你身体本来就不好，上次拉货晕倒在路边，忘了吗？”她的手放在赵国强的肩膀上，能感觉到他的骨头硌得慌，他瘦了很多，以前的皮带都松了，只能往里打了好几个孔。
两人就这么站着，沉默像铁块压在屋里。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风刮得窗户呜呜响。过了好久，赵国强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声音带着哭腔：“对不起，桂兰，我没用，让你受这么多苦。”张桂兰走过去，轻轻抱住他的肩膀，眼泪滴在他的头发上，他的头发白了很多，像霜打了一样。“别说傻话，我们是夫妻，要一起扛。”
那天晚上，他们把献血证锁进了柜子最底层。柜子是旧的，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赵国强把自行车卖了，换了辆二手三轮车，三轮车的车斗上有个洞，用铁皮补着。每天早上去批发市场批点蔬菜，在小区门口摆摊。张桂兰则在附近的餐馆找了份洗碗的活，虽然累，至少能按时拿到工资。她的手每天都泡在水里，皱巴巴的，像老树皮。
14
王建国的女儿王芳最近总跟他吵架。高考成绩出来了，她考上了沈阳大学，可学费要五千块，家里根本拿不出。王芳想申请助学贷款，王建国却死活不同意：“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你欠着钱读书！”他的手紧紧攥着拳头，指节发白，他的脸涨得通红，像喝了酒一样。
“砸锅卖铁能卖几个钱？”王芳的声音带着哭腔，“你看看家里还有什么能卖的？那台旧机床你舍不得卖，那些奖状能当饭吃吗？”她指着墙上挂满的“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奖状，声音里全是委屈。奖状的边角已经泛黄，有的还沾着机油，是王建国从工厂里带回来的。
王建国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抬手就想打，可手举到半空又放下了。那些奖状是他这辈子的骄傲，是他在车间里熬了无数个日夜换来的。可现在，在女儿眼里，这些奖状竟一文不值。“我不管，我就是不让你贷款。”他梗着脖子，声音却没了底气。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愧疚，他知道，自己没用，不能给女儿提供好的生活。
那天晚上，王芳偷偷把奖状摘下来，拿到废品站卖了。五毛钱一斤，二十多张奖状卖了三块钱。她拿着钱，坐在路边哭了好久。路边的雪很厚，她的脚冻得麻木了，可她不敢回家，她怕看见父亲失望的眼神。王建国找到她时，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磨了半个月菜刀赚的钱，还有从老同事那借来的两千块。钱是用旧报纸包着的，里面有很多零钱。“别卖奖状了，”他的声音沙哑，“爸错了，贷款就贷款，只要你能读书。”
王芳看着父亲手里的钱，又看了看他布满老茧的手，眼泪掉得更凶了。她把三块钱塞回父亲手里：“爸，我不卖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她的手放在父亲的手上，能感觉到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纸一样。
15
赵德柱的女儿赵小燕谈了个男朋友，是外地的，家里条件不错。男方家提出要订婚，彩礼给八万。赵德柱一口答应了，可赵小燕却死活不同意：“我是嫁给他，不是卖给他！”她的声音很大，把桌子上的碗都震得晃了晃。
“卖？”赵德柱气得拍桌子，桌子上的碗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养你这么大，供你读书，八万多吗？你知道我和你妈为了供你读书，吃了多少苦吗？”他指着墙上的照片，那是赵小燕考上高中时拍的，照片里的她笑得一脸灿烂，而他和妻子却瘦得像两根竹竿。照片的玻璃已经裂了，是上次搬家时不小心摔的。
“我知道你们苦，可我不能用彩礼来报答你们。”赵小燕的眼泪掉下来，“我可以自己赚钱，我可以养你们，可我不能用我的婚姻来换钱。”她的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紧紧攥着，指节发白。
妻子李梅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她知道女儿说得对，可家里的情况她也清楚。婆婆的病越来越重，每天都要吃药，赵德柱在工地搬砖，腰都累弯了，她自己在菜市场捡菜叶，被人嘲笑了无数次。她的手上有很多冻疮，每年冬天都会复发，疼得厉害。八万彩礼，对这个家来说，简直是救命钱。
“小燕，你就听你爸的吧。”李梅的声音带着哭腔，“你爸也是没办法，你奶奶的病不能再拖了。”赵小燕看着母亲憔悴的脸，又看了看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她沉默了好久，终于点了点头：“好吧，我答应。”
订婚那天，赵德柱拿着八万彩礼，先去医院给老娘交了医药费，又给赵小燕买了件新衣服。衣服是红色的，赵小燕穿着很合身，可她的脸上没有笑容。看着女儿穿着新衣服，笑得一脸勉强，他心里像被刀割一样。他知道，他对不起女儿，可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16
王建国摆摊时，撞见了当年的厂长。厂长穿着皮夹克，正陪着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在旧车间废墟上指指点点，说要在这里建“铁西新城”。车间的屋顶已经塌了，露出里面的钢梁，钢梁上锈迹斑斑，像老人的骨头。
“王师傅，还在这儿磨菜刀呢？”厂长笑着递烟，语气里带着施舍的意味，“要不跟我干？给你个保安队长当当。”烟是名牌烟，王建国以前只在过年时才能抽到。
王建国没接烟，手里的磨刀石“唰唰”响得更厉害了：“我是八级钳工，不是看门的。”他的手握着磨刀石，一下一下地磨着菜刀，发出“唰唰”的声音，那声音很单调，却很有力。
厂长脸上的笑僵住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八级钳工？厂子都没了，你那手艺能当饭吃？”他的声音带着不屑，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厂子没了，手艺还在！”王建国猛地站起来，手里的菜刀寒光一闪，“你把我们的家拆了，现在来当好人？当年你说‘厂子就是家’，现在家没了，你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他的声音很大，周围摆摊的人都围了过来，有人喊：“对！当年他把厂里的设备低价卖给自己亲戚，现在又来占我们的地！”厂长脸色发白，赶紧带着人走了。王建国蹲回摊位，继续磨刀，眼泪却掉进了磨刀水里。磨刀水是浑浊的，里面混着铁锈和灰尘。
17
赵国强摆摊时，被几个小混混收保护费。他不肯给，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时，张桂兰正在给婆婆喂药，看见他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你怎么不跑啊？他们要多少给多少就是了。”她的手放在赵国强的脸上，能感觉到他的脸肿得很高，像个馒头。
“我凭什么给他们？”赵国强吼道，“我摆摊赚的是血汗钱，凭什么给他们？”他的声音很大，把婆婆都吵醒了，婆婆咳嗽了几声，他才安静下来。
“你不给他们，他们就打你！”张桂兰也急了，“你要是出了事，我们娘儿几个怎么办？”她的眼泪掉下来，滴在赵国强的脸上，他的脸上有血，是被小混混打的。
“我是个男人，我不能让人欺负！”赵国强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现在还要被人欺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的手攥着拳头，指节发白，他的脸涨得通红，像喝了酒一样。
张桂兰看着他，突然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你胡说什么？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婆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她的手很用力，赵国强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愣住了，捂着脸，眼泪掉了下来。
赵国强愣住了，捂着脸，眼泪掉了下来。张桂兰扑进他怀里，哭着说：“我知道你难，可我们不能放弃。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她的手放在赵国强的背上，能感觉到他的骨头硌得慌，他瘦了很多，以前的皮带都松了，只能往里打了好几个孔。
那天晚上，赵国强抱着张桂兰，哭了好久。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他要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18
王芳拿到了助学贷款通知书，可她却偷偷填了退学申请。她去了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每天端盘子、擦桌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餐馆的地板很滑，她每天都要擦好几遍，手上沾着洗洁精，皱巴巴的，像老树皮。王建国找到她时，她正被客人骂，低着头，不敢说话。客人的声音很大，像打雷一样。
“你怎么退学了？”王建国的声音抖得厉害。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愧疚，他知道，自己没用，不能给女儿提供好的生活。
“我不想再让你受苦了。”王芳的眼泪掉下来，“你每天摆摊，风吹日晒的，我看着心疼。我能赚钱，我能养你。”她的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紧紧攥着，指节发白。
“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端盘子的！”王建国吼道，“你给我回去读书，不然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他的声音很大，周围的客人都看了过来，他的脸涨得通红，像喝了酒一样。
“我不回去！”王芳也哭了，“我不想再让你为了我去磨菜刀，去看别人的脸色。我能赚钱，我能养你。”
两人就这么站着，沉默像铁块压在屋里。过了好久，王建国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声音带着哭腔：“对不起，芳芳，爸没用，让你受这么多苦。”王芳走过去，轻轻抱住他的肩膀，眼泪滴在他的头发上，他的头发白了很多，像霜打了一样。“别说傻话，爸，我们一起想办法。”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多，聊以前的日子，聊现在的困难，聊未来的希望。他们知道，日子很难，但只要他们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腊月二十八，劳务市场门口搭了个临时舞台，说是“送温暖”演出。赵德柱正蹲在角落啃干馒头，突然听见喇叭里传出熟悉的旋律——“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操你妈的！”旁边的李长江突然把手里的破碗摔在地上，瓷片溅起老高，稀粥混着雪水洇湿了赵德柱的裤脚。李长江右手虎口上的疤痕还留着焊枪烫过的红印，他猛地冲过去，一把扯下舞台上的麦克风，狠狠砸在水泥地上，金属外壳裂成两半。
“唱你妈个逼！”李长江的声音像砂纸磨过铁块，“你让我从头再来？我干了二十五的车间拆了，八级焊工证当废品卖了五毛！我老婆在浴池里给人搓背，我在外面冻得像条狗，你让我从头再来？”
舞台上的歌手吓得往后缩，主持人举着话筒想圆场：“师傅，这是工会鼓励大家……”
“鼓励个屁！现在的工会，我呸！工会工会，吃饱就睡！”人群里突然炸起一声吼，赵国强的妻张桂兰，胳膊上的针孔还青着，攥着刚从采血点换来的五十块钱，“我女儿三个月没吃过肉，昨天跟我说‘妈，我梦见红烧肉了’，你让我怎么从头再来？卖血还是卖女儿？”
瞬间，人群像被点燃的火药桶。赵国强抄起地上的砖头砸向舞台的喇叭，“哐当”一声，玻璃碴子溅得满地都是；王建国扯下横幅，“再就业送温暖”几个字被撕得稀烂；李长江和几个穿军大衣的汉子冲上台，把音响设备踹翻在地，电线扯得老远，火星子在雪地里滋滋冒烟。
赵德柱攥着手里的干馒头，指节捏得发白。他想起下岗当初上，女儿说学校要交资料费，他翻遍家里的破柜子，只找出三毛钱硬币，女儿当时没哭，只是默默把硬币放回他手里，说“爸，我跟老师说缓两天”。那天晚上，他在厂门口的旧机床旁坐了一夜，机床的油漆掉光了，露出里面的铁锈，像他脸上的皱纹。
“我不下岗谁下岗？”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句黄宏小品里的台词，人群瞬间爆发出更猛烈的骂声。“放你妈的屁！”原电缆厂的老王冲过去，一把揪住那个说话的小伙子，“你爸是厂长，你当然不用下岗！我干了二十五年，买断工龄只给了三千块，够你爸喝一顿酒吗？”
小伙子吓得脸发白，老王却突然松了手，蹲在地上哭起来：“我老婆昨天跟我说，她想去浴池上班……我是个男人啊……”
雪越下越大，舞台上的灯光被愤怒的下岗工人砸坏了，昏黄的光在雪地里晃来晃去。赵德柱看着眼前的人群，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砸东西，他突然觉得很可笑。以前在厂里开大会，厂长总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主人被赶出了家门，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他想起女儿书包上的补丁，想起妻子手上的冻疮，想起自己在工地搬砖时，包工头说“你这岁数，只能给年轻人打下手”。他突然站起来，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狠狠砸向舞台上的背景板。背景板上画着一个微笑的工人，手里举着锤子，旁边写着“明天会更好”。
“更好个屁！”赵德柱的声音沙哑，“我只知道，今天我女儿没肉吃，明天我老婆要去给人搓背！”
人群里的哭声和骂声混在一起，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风暴。雪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脸上，很快就积了厚厚的一层，可没人愿意躲。他们就站在雪地里，像一棵棵被压弯的树，却倔强地不肯倒下。
雪还在下，风还在刮，远处传来警笛声。但是，没有几人逃离。有人高叫：“有饭吃了，我们有饭吃了！” 只见满地的狼藉：碎玻璃、破砖头、被撕烂的横幅、砸坏的音响设备。赵国强夫妻、王建国、李长江流着眼泪，看着赵德柱蹲在地上，捡起半块没啃完的干馒头，塞进嘴里。馒头已经冻硬了，硌得牙疼，可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嚼着......
尹玉峰，自1991年在《沈阳日报》公开发表纯文学小说《环城赛跑》及抒情诗《扭秧歌的婆婆们》，笔耕不缀。遂步入传统纸媒、影视广告传媒、文化创意产业。2003年进京后，主编《三希堂石渠宝笈集萃》(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现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