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队遇到的“贵人”

铁道兵5师23团  杨力

与朋友聊天时，时常会听到关于“贵人”的话题，有的说张三的进步是遇到了“贵人”，有的说李四的提拔多亏了“贵人”，都说如果没有“贵人”的相助，想获得事业的发展，工作的进步，职务的晋升，都是寸步难行的。 

对这些观点，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但又觉得不完全是这样，这当中还有好些“因素”需要理清。

我的人生体会告诉我：“‘贵人’就是为你指引人生方向的人，就是帮你提高工作能力的人，就是在你最需要外力援助的时候，发现你、关心你、开导你、帮助你、指引你、拉你一把的人，就是在你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时候，提醒你要戒骄戒躁、要谦虚谨慎的人……尤其对一个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很幼稚懵懂的年轻人来说，能得到‘贵人’的发现、举荐、指点、提醒、帮助，这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进步，就是更为及时、十分宝贵和极为重要的了”。 

我很庆幸我在铁道兵部队服役的四年多时间里，就不断地遇到这样的“贵人”，以至于为我能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新兵连发现我的“贵人”张泽生

1979年2月12日，我所在的铁道兵五师新兵三团召开军人大会，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命令，同时宣布，将1978年12月从新疆入伍的铁道兵五师新兵三团的所有新疆籍新兵，全部编入乌鲁木齐军区所属野战部队，准备应对苏联可能在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后，在新疆方面展开军事行动以策应越南的企图，并要求迅速开展相应的转编工作。 

听到这个命令后，我们这些即将编入乌鲁木齐军区野战部队的新疆籍新兵都非常高兴，大家都为有机会为祖国而战，为自己当兵就赶上这样好的一个历史机遇，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甚至比大家更兴奋更高兴。有些读者可能看过我前一段时间写过的一篇散文，题目是《从失望到热爱——我对铁道兵部队认识的转变》一文，其中就讲到自己从小生活在驻新疆部队的大院，天天接触的都是野战部队训练和生活，非常熟悉和热爱这样的部队，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参军的时候，能到这样的部队去摔打去锻炼去成长。但事与愿违的情况总是存在的，没想到在参加的时候，“大门进对了，小门走错了”， 一不小心来到了修铁路的工程保障部队——铁道兵，由此很有些失落，对未来的发展也多少失去了一些信心……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苦恼之中，听到了要把我们编入野战部队并且准备打仗的命令，这真是喜从天降，天遂人愿，想什么来什么，那几天我高兴极了，也快乐极了。 

在新兵三团组织的誓师动员大会上，我代表所有从新疆入伍的新战士发了言，表示要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到野战部队去，到保卫祖国的战场上去，为国家安全而战，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战。在连队召开的表决心大会上，我个人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表达了坚决上前线，冲锋陷阵，勇敢杀敌的坚强决心。 

没想到我的这个发言，被正在新兵三团选拔新兵的二十三团政治处宣传股张泽生干事听到了。誓师大会结束后，张泽生干事要走了我的发言稿，随后又让我所在的新兵十八连 调阅了我的日记本。第二天，张泽生干事又来到新兵十八连，在连部召见了我，张干事说，听了我的发言，感到发言稿写得不错，紧扣主题，有决心，有气势，效果很好。还说看了我写的日记，感到文字流畅，叙事也很清楚，字也写得不错。同时，张干事还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我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我都一一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张泽生干事的问题。当他知道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下过乡，当过知青，还担任过知青户的户长，在知青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后，很是高兴。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讲：“小伙子不错，条件很好，好好干，将来会大有希望的”。 

事后我才知道，张泽生干事这次来新兵三团，既是检查对新兵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情况的，又受团政治处宣传股的委托，到新兵三团看看有没有适合做宣传工作特别是适合做新闻报道工作的好苗子，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好苗子，就在新兵训练结束后直接分到政治处来。 

张泽生干事是河北省遵化县人，1954年出生，1973年入伍，中等偏上的个头，白白净净的，说话声调不高，一看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在新兵三团发现我后，立即向新兵三团李政委和十八连的指导员、连长了解我的情况，在认为比较符合选人的条件后，又调阅了我的日记本，从人品、表现、文化程度、特别是写作基础等方面，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初步决定我继续留在铁道兵部队服役，在完成还未完成的新兵训练科目后，到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不过，当时我对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一门心思地等待着编入野战部队的出发命令。但是，直到新疆籍新兵接到出发命令的前一天下午，我才知道自己被留了下来。当时，我非常有情绪，也老大的不高兴，到连部找了指导员，再一次表达了自己要上前线的决心。但指导员说：“把你等十五名新疆籍新兵同志留下来，是新兵三团党委的决定。你是一名党员，又是副班长，一定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虽然我当时坚决地想不通，但事后再回过头来去看一看，想一想，我认为张泽生干事应该是我在部队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因为是他“发现”了我，向组织“推荐”了我，使我有机会来到团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从此与文字工作打上了交道，与宣传思想工作打上了交道，而这样的一个“发现”，一个“推荐”，也基本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人生道路的基本方向，而这样的一个“方向”又极大地锻炼了我，培养了我，成就了我，假如张泽生干事当时没有“发现”我，没有“推荐”我，或是“发现”了我但没有“推荐”我，那我以后要走的路也许就与后来完全不一样了，我的人生，我的事业或许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泽生干事的“发现”“推荐”对我这个刚参军入伍的年轻人来说，完全称得上是遇到了“贵人”，并且得到了“贵人”毫无私心的相助。 

在宣传股指引我发展方向的“贵人”陶福星

其实，宣传股张泽生干事到新兵三团选适合做宣传工作，特别是适合做新闻报道工作的新兵的工作，是时任宣传股股长陶福星安排的。

我也是后来知道，当时陶福星股长要到长沙铁道兵学院去参加短期培训，临行前经政治处领导同意，决定到新兵三团选几个新兵到宣传股，其中一个放在报道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其他几个放到电影组学习放电影，并把这项工作交给宣传干事张泽生去落实。 

张泽生干事在新兵三团发现我后，立即向陶福星股长作了报告，陶福星股长又向政治处领导作了汇报，初步决定在新兵十八连编入乌鲁木齐军区野战部队后，把我编入新兵三团十五连继续训练，然后在新兵训练结束时直接分兵到政治处宣传股报道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但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分兵的时候，我并没有分到政治处宣传股，而是被分到了司令部作训股下属的训练队，任文书兼通信员。 

这就不能不提到这当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了。 

当时新兵三团分兵时，我被分到了团直属部队，至于分到哪个部门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当时知道这件事的陶福星股长到长沙铁道兵学院培训还没有回来，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张泽生干事也回河北省唐山老家探亲去了，其他在家的股领导或是不清楚这件事，或是并不关心这件事。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司令部军务股在分兵的时候，作训股把我要了过去，并让我先到训练队任文书兼通信员，在基层连队好好锻炼锻炼再说。 

我在训练队待了不到十天的时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问我：“训练队吗？杨力在不在？” 我说：“我就是杨力。”来电人说：“我是政治处宣传股的颜东平，你把自己的行李收拾一下，半小时后我去训练队接你。”就这样，大约五十分钟后，我已经背着背包，提着用网兜网着的洗脸盆和其他日用品，站在了宣传股股长陶福星的办公室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陶福星股长。 

我发现，陶福星股长是一个大个子，很魁梧，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杨在葆，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他先和我握了手，然后对我说：“你是我们宣传股挑的兵，怎么弄到训练队去了？”一口浓浓的淮北话显得很有力量。

后来我才知道，陶福星股长是安徽省灵璧县人，1968年入伍，入伍前也是知青，入伍后当过连队文书，后来提干到宣传股当干事，现在是部队的大笔杆子。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陶福星股长从长沙铁道兵学院培训回来后，发现宣传股事先定的兵怎么不见了踪影？就到军务股去打听，这才知道宣传股事先定的兵被作训股要走了，他马上到作训股去说明了情况，然后立即派电影组放映员颜东平开电影组的车，去训练队把我接了回来。

一个新兵能在训练结束后直接分到团一级的政治机关工作，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是工程部队，以铁路施工为主，更多的新兵都分到施工连队了，所以对我来说更应该珍惜才对。但当时的我，还很年轻，不怎么懂事，对分到政治机关，对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意义还认识不清，反而不愿意干这种坐办公室的文字工作，想去学开汽车，这比在办公室写东西更自由更自在。 

那时，我虽然是个新兵，但并不怯生。有一天，我直接去找了陶福星股长，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我不想在宣传股，也不想写什么新闻报道，希望陶福星股长帮我说说话，让我到汽车连去学开车。我记得陶福星股长听了我的要求后并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我，而是像兄弟一样告诉我：“学开车容易，啥时候都可以学。 但你要把文字工作做好了，前途比开车可大多了。”他还说：“新兵团那么多新人，为啥就选你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主要是看你个人条件好，写作基础好，有做好这方面工作的潜力，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安心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将来有机会了还要学习写材料。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们部队的宝贝了。” 

陶福星股长的话，对我启发和教育很大，虽然我当时还不能完全认识到这次谈话对我今后发展方向的影响，但我确实被陶福星股长的话打动了，觉得搞文字虽然古板，但应该比开车更有出息。从此，我就比较安心新闻报道工作了。

1979年7月，我们团承担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油田一个重要的调节水库的建设任务。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对新疆石油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水利工程，部队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赴克拉玛依油田参与这一工程的建设施工。 

水库建设的工程要搞好、建设水库的对外宣传工作也要做好。根据团党委的决定，政治处要求宣传股派出骨干报道力量赴克拉玛依油田施工部队进行采访，一定要把部队为地方建设服务的先进事迹、好人好事宣传报道出去。 

当时，我还是一名新兵，从事新闻报道写作的时间也不长，不属于那种有能力的“骨干”报道力量。但陶福星股长却点名要我去克拉玛依采访，他说：“什么是骨干？骨干就是能挑大梁的人，但能挑大梁的人都是锻炼出来的。你现在就需要挑这样的大梁，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次采访任务。” 

常言道，“压力底下出人才，没有压力轻飘飘。” 陶福兴股长让我当这个“骨干”，就是为了锻炼我，就是为了给我肩上压担子，这看似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给了我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实则是给了我一个展现自己、提高自己、锻炼自己、成长自己的平台和机会。

我在克拉玛依油田期间，白天深入连队采访，晚上在团指挥所临时的帐篷里整理笔记，写稿子，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采写了四十多篇各类稿件，先后被《铁道兵报》《战胜报》《新疆日报》《新疆石油报》采用了三十多篇，较好地完成了团里交给的采访任务。到年底，我被《新疆石油报》评为年度优秀通讯员，获得了团政治处嘉奖。 

这一场硬仗打下来，自己确实在采访的方法上，在写作的能力上，在新闻的敏感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而这种提高和进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都与陶福星股长的精心考虑、周到安排、刻意让我在艰巨的工作中去锻炼的想法分不开的。 

1981年5、6月份的时候，陶福星股长又问我，想不想去地方的新闻单位学习学习？我当然想，并且是求之不得。陶福星股长还说：“去地方的新闻单位学习一段时间，把基础打得再牢一些，以后可以挑起更重的担子。”这之后，我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学习了近四个月的时间，与地方的老记者一起采访，与老编辑一起选稿编稿，直接目睹了哪些稿件容易采用，哪些稿件不能采用，知道了在专业记者和编辑的眼里，稿件取舍刊发的标准和原则，这为我今后大幅度地提高稿件的刊用率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我前面讲过我对贵人的认识，我认为陶福星股长就是样的“贵人”。 

在宣传股手把手教我写稿的“贵人”李登义

我入伍来到宣传股后，李登义刚从宣传干事提任为宣传股副股长的时间不长。他是完全靠自己过硬的笔杆子和工作业绩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 

李登义副股长是广东省徐闻县人，1969年3月入伍，在连队当过文书，也是靠自己的笔杆子提干的，他任副股长的时候，也就是三十岁出头；他个子偏小，长得很精瘦，但很精干利索，说话速度很快，嗓门很大；他走路也很快，来去匆匆，精神饱满，永远都处在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之中。 

李登义副股长在宣传股主要负责文字工作，但凡出自宣传股的材料都必须经过他的手。 

我到宣传股报道组开始学习写报道的时候，对新闻报道是知之甚少的。当时，我的理念就是多写多练，只要坚持总会出成绩的。所以写的稿件只要自己认为可以了，就直接发走了，没想到应交给股里的领导看一看，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其实，像陶福星股长、李登义副股长，都是团里数得上的笔杆子，都是写新闻报道的高手，都是自己身边最好的老师。但当时，我可能是幼稚、简单，没有想到这一些，自己干自己的。由于这种盲目性，两三个月过去了，稿件见报很少，不但自己心里着急，股里领导心里也不轻松，也在为自己着急。有一天，李登义副股长来到我的宿舍，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拿出一篇刚写好的稿件交给李登义副股长，告诉他自己刚从十一连采访回来，写了这篇稿件。李登义副股长拿过我递上来的稿件，用很快的速度看了一遍，然后说：“这篇稿子的素材很好，写得也不错，但主题提炼不够，主要是标题不醒目，改一改，这篇稿子被采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说着，他就伏案在我的办公桌上，用很快的速度改着稿子，一边改一边讲新闻写作的技巧，一边改一边讲修改稿件要注意的问题，不到十几分钟，一篇稿子就改完了，他对我说：“抄一遍，盖章马上发出去。”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篇稿子就在《铁道兵报》第二版头条刊登了，有五百多字，并且加了花边，标题也很醒目，产生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能写出这样的稿件，在机关大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家见了我都说：“小杨不错，稿子见报了。”这是我在李登义副股长手把手指导下，写出的第一篇比较像样的稿件。 

这之后，稿子写好后，我都主动送给李登义副股长，请他帮助看一看，改一改，指点指点，而每次李登义副股长都主动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认真地看，仔细地改，每次都要给我讲为什么要这样改，而不能那样写。久而久之，我对在采访中如何发现有用的素材，丰富有用的材料，如何提炼主题，如何写好标题，如何增强和提高自己对新闻素材的敏感性，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登义副股长就像我身边的老师，我可以随时去请教他，并且随时都能得到他的指导，这对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新闻写作的能力，提高新闻写作的水平，帮助是相当大的。 

当兵的第二年，团里根据许多老骨干通讯员退伍，许多新战士补入部队的特点，计划组织一期各连队骨干新闻通讯员的培训班，并让我负责具体的筹备，同时还安排我给培训班讲一讲《消息的写作》这一课。当时我也才是第二年兵，基本上还算是个新战士，从事新闻报道的时间也不长，可李登义副股长就要让我承担这样的工作，这分明就是赶着鸭子上架，这分明就是逼着你去干，去学，去胜任，去成长。

现在想一想，当时如果没有李登义副股长手把手的帮助，没有他苦口婆心的启发引导，没有他有意识地给我压担子，倒逼着我去完成自己还有困难完成的任务，我就不会有以后的进步的，也就不会因为新闻报道成绩显著，连续两年获得三等功的表彰。 

如果说这一切的获得是有“贵人”相助，我可以明确地认为，李登义副股长就是我工作中的“贵人”，他为了我的进步，不需要任何利益的获取，也不需要这样那样的回报，试问，这样的人不是“贵人”又能是什么人呢？ 

1982年下半年，李登义副股长转业了，临走前，他到我宿舍与我告别，叮嘱我部队需要搞文字工作的人，你有这方面的潜力，要好好干。就是以后部队改编了，搞文字工作的人到哪都需要，都能吃得开。 

实事求是地说，我以后一直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与在部队选定的方向有关，与在部队打下的基础有关，与李登义副股长包括陶福星股长的教育引导都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在部队有幸与李登义副股长一起工作，并能得到他及时的指导、帮助，这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上天赐予我的“贵人”。 

在政治处关心我成长的“贵人”肖建光

肖建光是我们团政治处的主任，四川省内江市人，1965年入伍后，长期在师、团的宣传部门工作，曾担任过铁道兵五师宣传队的指导员。后来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师以下的单位不再单独设立宣传队，已有的宣传队全部撤销，肖建光指导员回到了入伍时所在的二十三团，担任了一营的教导员，大概在1980年年底的时候，升任团政治处主任，当时他只有三十岁出头，属于很年轻的团首长了。 

我是在一营采访时认识肖建光教导员的，当时他刚从师宣传队来到一营不久。因为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所以对来自宣传部门的同志他都很热情，很支持工作，很受大家的好评。

我到一营采访时，肖建光教导员亲自接待了我，给我介绍营里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工作开展情况，隧道施工收尾的进展情况，部队行政管理情况，以及各方面出现的好人好事情况等。我下连队采访时，肖建光教导员又安排营部书记陪同，免得人生地不熟的不好开展工作。肖建光教导员这些小小的举动，都为我顺利有效地完成采访任务，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记得有一次到一营采访，肖建光教导员给我说，你可以写一写我们的营长，他办起了一所学校，对稳定部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得到这个线索后，我进一步地深入了解情况，原来，一营和相邻的三营都有不少随军家属，也有不少适龄儿童，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个铁路建设第五团在这里配属部队施工时办起了一个小学校，既解决了铁工五团职工子女的上学需求，也解决了部队随军子女的上学需要。后来铁工五团的施工任务完成后撤走了，已经办了多年的小学校也随之撤销了，随军子女的上学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严重地影响了部队工作和家属的心情，对部队建设不利。

面对这种情况，一营长主动向当地政府申请办一所小学校，又从随军家属和连队官兵中选了一些适合当老师的家属和干部战士担任教员，由此解决了随军家属子女的上学问题。

开始，我觉得这件事比较小，不是什么太典型的事情，但肖建光教导员却一再地提醒我，不要小看这个学校，解决了随军子女的上学问题，解决了随军家属的担忧问题，更解决了干部不安心部队工作的思想问题，看似是小事，其实是大事。并且分析说，这种情况在新疆的其他铁道兵部队中可能也存在，有的可能还比较突出。再放大一些看，全国各铁道兵部队由于施工地域偏僻的特点，都存在此类问题，所以一营长办学的做法，对解决此类问题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经肖建光教导员这么一指点，我顿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脑子一下子清醒了很多。我顺着这个思路，很快写成了一篇人物通讯，以《天山深处育花人》为题，介绍了一营长办学校的背景、初衷和积极的作用。肖建光教导员看过稿件后说，写得不错，可以发了。

不久，这篇人物通讯就被《铁道兵报》和乌鲁木齐军区《战胜报》相继刊发，受到部队干部战士的肯定和好评。 

过了没有几个月，我们政治处的老主任转业了。听说新来的一个主任很年轻，很有水平。后来新主任亮相了，原来是一营教导员肖建光。 

有一天，肖建光主任来到我的宿舍，盘腿坐在我的床上，和我随便地聊了起来。当时，他是团首长，我是一个兵，可肖建光主任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说话非常和气，听取别人意见时很认真，凡事都以商量的口气，让人感到很舒服，也很轻松。这之后，他多次来过我的宿舍，有时是给我提供报道线索，有时是我的稿子见报了，他过来说句“写得不错，继续加油”，有时就是路过，顺便进来看一看。 

大概是1981年的上半年，政治处干部股陆国强股长通知我到干部股来一趟。在干部股陆股长的办公室里，陆股长递给我一张表让我填，填完马上交给他。我接过表一看，是一张《战士提干登记表》，我当时既高兴，又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干了，怎么又让我填这张表呢？ 

填完表的第二天，我又和其他十四名也填了这张表的预提干部的战士们，去铁道兵五师医院进行了提干前身体的全面检查。 

后来我听干部股的同志说，这次师里给二十三团下达了从接受过师教导队培训的优秀战士中提拔十五名干部的命令，我虽然没有参加过师教导队的培训，但团党委认为，这个战士这几年负责新闻报道工作很有成绩，把这样的战士提为干部，对团里的新闻报道工作是很有利的。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团里决定由我占用了一个提干指标，并履行了全部的提干手续。但之后宣布任职命令时，其他十四名预提干部的命令都如期地宣布了，被任命为排级干部，而我却名落孙山，其原因就是我没有经过师级以上教导队或军校的培训，不符合当时的提干政策。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肖建光主任在这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他和陶福星副主任提出把我提为干部的意见，也是他们安排了这件事情中各个环节的工作。 

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有一天，肖建光主任又来到了我的宿舍兼办公室，又一次盘腿坐在我的床上与我聊天。肖建光主任像朋友像兄弟一样对我说：“团里很想把你提起来，也下了功夫，也努力了。但现在的政策就是这样，你也不要泄气，以后政策还会调整，还有机会。” 

我与肖建光主任仅仅是因为工作认识的，除了工作之外，其它方面的接触机会也不多，但肖建光主任对我的器重，对我的提携，对我的关心，让我终生难忘。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征途上的“贵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也没有任何利益交换，他看中的是我的人品，是我对工作的认真，是我今后有发展的潜力。 

在我离开部队之前，肖建光主任也转业了，回到了四川省内江市工商管理局担任领导。肖主任的转业主要也是因为部队将面临“军”改“工”的巨大转变而做出的决定。我当时就想，像肖建光主任这么优秀、这么年轻的领导干部离开部队，是部队的一个极大损失，如果一切正常地发展下去，肖建光主任一定是一个很称职的团政委、师政委，真是太可惜了。肖建光主任的离队，使我失去了一个好领导，好兄长，好战友，更使我失去了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好伯乐。 

2023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专程来到四川省内江市，看望在家乡安度晚年的肖建光主任。见到肖建光主任的那一刻，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看到他健康的体魄、开朗的心情、幽默的话语，我发自内心地激动和高兴。

这之后的几天时间里，肖建光主任携夫人、两个女儿及女婿全程陪同我在内江市的景点旅游，我们一起参观美景，一块品尝美食，在时不时的聊天中，肖建光主任还说我虽然在部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在地方干的是非常好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说我为二十三团争了光。

其实，在部队关心我、帮助我、重视我的“贵人”又何止肖建光、陶福星、李登义、张泽生呢？时任团长钱新财，政委贾志德，副政委王彦凡，都不止一次地来到我的宿舍看望我，鼓励我多下连队，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报道出去，尤其是贾志德政委多次来到我的宿舍，了解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有时还提供一些学习的书籍给我。现在细想一下，我与这些团首长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平时来往也不多，可他们都时刻关心着我，关注着我，关爱着我，这是为什么？ 从小的方面说，这是部队首长对每一个普通战士成长进步的关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体现了官爱兵、兵爱兵、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从大的方面讲，这种关心的本质是对部队建设的关心，是对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心。部队的建设不是一句空话，他是要靠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干部战士在本职岗位上的辛勤努力、共同奋斗才能实现的。如果每一个方面的工作，每一个岗位的工作都做好了，总的工作就会上去，就会出彩。所以我可以断定，各级首长关心的不只是一个干部战士，他们心里装着整个部队，关心的是每一个干部战士的成长进步，他们是每一个干部战士事业发展、成长进步征途上的“贵人”。 

责编：槛外人 202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