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初与牢狱之灾

             ——《黎玉评传》系列之二

                               李千树

       1926年9月，二十岁的黎玉在崞县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他告别的不只是一个名字——“李兴唐”所承载的传统士人理想，从此让位于“黎玉”这个将伴随他一生的革命化名。这个化名取自李姓谐音与乳名“玉人”，既保留了家族的记忆密码，又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命。

       从晋北小城的进步学生，到华北白区斗争中的职业革命家，黎玉的早年革命生涯，是一部浓缩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抗争史。他在白色恐怖中三度入狱，在铁窗之内坚守信仰，在刑讯逼供面前未曾低头。这些经历，锻造了他日后执掌一方、独当一面的政治品格。

       一、从学生领袖到职业革命者

       (一）双重身份：跨党时期的特殊使命

       1927年春，大革命正处于最后的高潮。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上级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黎玉、李毓珍等人遵照这一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黎玉被推举为国民党崞县党部常委，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和中共崞县中学支部书记。

       这是一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政治身份——一个共产党员，同时又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然而在那个国共携手北伐、打倒军阀的特殊年代，这恰恰是合法公开的革命者身份。黎玉利用这个双重身份，在校内外积极活动，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入团。据党史记载，到1927年秋，崞县中学党支部已发展党员十余人，团员若干，成为晋北地区最具活力的中共基层组织。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此前以合法面貌出现的共产党员，一夜之间成了“匪徒”“暴徒”，成了被通缉、被屠杀的对象。

       (二）转入地下：“清党”阴云下的坚守

       1928年初，山西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清党”。崞县成立了“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矛头直指那些跨党的共产党员。黎玉此前作为学生领袖，目标太过显眼，很快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

        3月的一天，黎玉正在组织党支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消息走漏，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黎玉和几名同志当场被捕。

       这是黎玉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罪名是“跨党分子”“共党嫌疑”。国民党崞县清党委员会随即宣布，开除黎玉等7人的国民党党籍。讽刺的是，他们被开除的“罪名”，恰恰是此前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时所履行的“职责”。

       二、铁窗岁月：太原第一监狱的斗争

       (一）狱中初体验：从恐惧到镇静

       被捕的当晚，黎玉被押解到太原，关入第一监狱。这是一座阴森可怖的建筑，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狱中关押着各种政治犯、刑事犯，空气里弥漫着霉烂和绝望的气息。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来说，这种环境无疑是巨大的考验。第一夜，黎玉辗转难眠——他想到家中父母，想到刚刚开始的事业，想到可能面临的刑讯、审判，甚至死亡。但很快，他就镇静下来。

       这种镇静，源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国民党虽然搜捕甚紧，但他手中并无“实据”。他从未持有武器，未参与暴动，他的“罪名”，无非是组织读书会、办进步刊物、宣传反帝爱国。这些行为，在“清党”的高压下被构陷为“危害民国”，但其本质，并无暴力革命的铁证。

       他告诉自己：只要不承认，不供出同志，就有周旋的余地。

       (二）“北大候补生团”：狱中巧妙周旋

       黎玉与同时被捕的同志们被关在一起。狱卒对他们的态度极为恶劣，每天以馊饭剩菜充饥，动辄打骂。黎玉观察到，这座监狱的管理腐败透顶——典狱长和狱卒克扣囚粮，中饱私囊，囚犯们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他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一个巧妙的机会来了。黎玉与同志们商量，以“准备考学”为名，每人携带课本、纸笔入狱——这原是他们在学校活动时的惯用掩护，如今恰好派上用场。每次特务提审，他们便一口咬定自己是“北大候补生”，因准备考试而聚在一起，绝非“共党活动”。

       这个身份掩护编得有鼻子有眼：他们确实都是学生，确实在“读书”，所读书刊中虽有《共产党宣言》等“禁书”，但也可以辩称是“学术研究”。国民党特务一时之间难以定罪，只能将他们暂作“嫌疑犯”羁押。

       (三）狱中斗争：向典狱长发难

       有了“候补生”的身份做挡箭牌，黎玉的胆子大了起来。他开始组织狱中难友，向典狱长进行公开抗争。

       起因仍是伙食问题。典狱长和狱卒长期克扣囚粮，导致囚犯食不果腹，饭菜质量低劣到令人作呕的地步。黎玉忍无可忍，秘密联络狱中难友，策划一次集体抗议。

       一天，典狱长照例来巡视牢房。当他走进监区时，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的杂物——剩饭剩菜、杂草、石子，一齐朝他身上招呼。典狱长大怒，扬言“明天一点饭也不给你们发”。

       黎玉早有准备。他知道，当天恰好有国民党干部要来监狱提审调查。他对典狱长不卑不亢地说：“你要是不发饭，我们就向上面告发你克扣囚粮、贪污公款。国民党的手段你是知道的，不怕你不招。”

       典狱长一愣。他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学生”，竟敢如此威胁他。但仔细一想，克扣囚粮确有其事，若被上级查实，轻则丢官，重则坐牢。他只好悻悻作罢，从此对这群“学生犯”客气了许多。

       这场“微型斗争”虽然规模不大，却是黎玉第一次在极端环境下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狱中难友对他的胆识刮目相看，他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四）第一次出狱：保释与归家

       1929年4月，黎玉在太原第一监狱被关押整整一年后，经多方营救，获保释出狱。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一年来不见天日的铁窗生涯，使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但他头脑清醒，意志未衰。

       他回到崞县陈赵野庄家中。父母见到他，又惊又喜又怕。喜的是儿子平安归来，惊的是他形容憔悴，怕的是他还要“惹事”。父亲李祺忧心忡忡，希望他安分守己，回家务农或做点小生意，不要再“搞政治”。

       但黎玉的心，早已不属于那个封闭的晋北小村。他在家中稍作休养，便决定再次离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坚定地走下去。

       三、北平法政学院：重返组织怀抱

       (一）考入大学：几经周折接上关系

       1929年夏，黎玉离开家乡，考入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北平，这座古都，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北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重镇。黎玉来到这里，如鱼入水。

       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在太原被捕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要在北平找到组织，并非易事——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转入地下，单线联系，陌生人很难接上头。

       黎玉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通过崞县同乡、地下党员的关系，与中共法政学院党支部取得了联系。经组织审查，确认他在狱中没有变节行为，恢复了党籍。

       就这样，黎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从1928年3月被捕失去联系，到1929年下半年恢复关系，中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像一株断了根的小草，在风雨飘摇中独自支撑。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组织，找到了信仰的归属。

       (二）从学生领袖到职业革命家

       在北平法政学院期间，黎玉不再满足于做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活动半径，从校园扩展到社会，从学生扩展到工人。

       1930年10月，黎玉出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后任职工部部长。他开始深入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发动罢工。这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从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从校园走向工厂，从言论宣传走向实际行动。

       北平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地下组织屡遭破坏。黎玉身处其中，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但他没有退缩。

       四、再度入狱：示威游行中的被捕

       (一）组织游行：枪声中的挺身而出

       1931年前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此起彼伏。黎玉积极组织北平的工人、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黎玉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警棍、水龙一齐上阵，人群四散奔逃。混乱中，黎玉没有第一时间逃跑——他在组织同志们疏散，掩护大家撤离。

       等他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已经落到了最后。军警蜂拥而上，将他逮捕。

       (二）狱中再斗：机智的“路人”身份

       这是黎玉第二次入狱。与第一次不同，这次被捕时现场混乱，军警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是“组织者”。

       审讯时，黎玉一口咬定：“我是来找朋友的，路过这里，就被你们抓了。”

       他编造了完整的故事：来北平探亲访友，恰巧路过游行现场，被军警误抓。审讯人员将信将疑——这种“误抓”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并不罕见。

       黎玉尽快托人联系朋友，证明自己的“无辜”。加上组织设法营救，不久他便被保释出狱。这次关押时间较短，但对他的心理冲击不小——他意识到，在白色恐怖之下，革命活动越来越难以“合法”进行，必须更加隐蔽、更加谨慎。

       五、转战华北：在血泊中重建组织

       (一）河北时期：屡建屡破的拉锯战

       出狱后，黎玉的职务不断提升。他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河北省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等职。这一时期，北方革命形势极度恶化。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镇压变本加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无数共产党人血洒刑场。

       黎玉辗转于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每到一处，首要任务都是“恢复组织”——因为前一任的同志往往已经牺牲或被捕，组织已被破坏殆尽。

       这种“重建—破坏—再重建”的循环，是白区工作的常态。黎玉以惊人的韧性，一次次在废墟中把组织重新搭建起来。他发展党员，建立交通站，印发传单，组织罢工。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次活动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二）第三次被捕：严刑拷打下的坚守

       1933年春，黎玉调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唐山党组织。唐山是北方工业重镇，开滦煤矿拥有数万工人，是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但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对此地盯得很紧。

       黎玉在唐山开展工作极为谨慎。他住在一个不起眼的民居里，白天以普通市民身份活动，夜晚联络同志、布置任务。然而，百密一疏——由于叛徒告密，他的住处还是被特务盯上了。

       一天深夜，特务踹开房门，将正在休息的黎玉逮捕。随即，特务在他家中进行了彻底搜查，翻出了许多中共文件。

       这是最危险的一次——人赃并获。

       审讯中，特务对他用尽酷刑：鞭打、老虎凳、灌辣椒水……黎玉几度昏厥，又被冷水泼醒。但他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是路人留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家里。”

       特务不死心，又想出一个办法：比对笔迹。他们让黎玉写材料，试图从笔迹上证实文件是他所写。黎玉一眼看穿了这个阴谋。他故意歪歪扭扭地写字，完全不像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笔迹。特务比对无果，始终无法给他定罪。

       最终，黎玉被羁押一年后，经组织多方奔走营救，获释出狱。

       六、开滦风暴：罢工高潮与革命成熟

       (一）领导三万人大罢工

       1934年初，黎玉已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视员。此时，开滦煤矿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黎玉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参与人数达三万余人。

       这场罢工，是1930年代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之一。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等。罢工持续多日，迫使资方做出一定让步。

       黎玉在罢工中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他深入矿区，与工人骨干秘密接头，传达指示，布置任务。由于斗争经验丰富，他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在关键时刻提出正确策略。这次罢工的胜利，使他在党内赢得了更高的威望。

       (二）白区斗争的经验积累

       从1926年入党，到1934年领导开滦罢工，八年白区斗争的锤炼，使黎玉从一个热血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他学会了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如何在被捕后保护组织秘密，如何在狱中坚持斗争而不丧失信仰。

       这八年，他三次被捕，两次长期关押，受尽酷刑，却从未吐露一个字。他的战友中，有人牺牲了，有人叛变了，而他始终如一。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质，正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七、小结：淬火成钢

       1935年至1936年，黎玉先后任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继续在华北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历经风雨、百炼成钢的革命者。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交给黎玉一项新的任务——前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他即将告别华北，奔赴齐鲁，开启革命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回望黎玉的“革命之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信仰者成长的轨迹：从崞县中学的读书会，到太原监狱的狱中斗争；从北平街头的示威游行，到唐山开滦的工人大罢工。每一次被捕，都是一次淬火；每一次出狱，都是一次重生。

       他用自己的青春和血肉，验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虽然彼时的黎玉，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获得的，是一个怎样波澜壮阔的世界。

（未完待续）

              2026年6月2日晚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