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革命之初与牢狱之灾
——《黎玉评传》系列之二
李千树
1926年9月,二十岁的黎玉在崞县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他告别的不只是一个名字——“李兴唐”所承载的传统士人理想,从此让位于“黎玉”这个将伴随他一生的革命化名。这个化名取自李姓谐音与乳名“玉人”,既保留了家族的记忆密码,又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命。
从晋北小城的进步学生,到华北白区斗争中的职业革命家,黎玉的早年革命生涯,是一部浓缩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抗争史。他在白色恐怖中三度入狱,在铁窗之内坚守信仰,在刑讯逼供面前未曾低头。这些经历,锻造了他日后执掌一方、独当一面的政治品格。
一、从学生领袖到职业革命者
(一)双重身份:跨党时期的特殊使命
1927年春,大革命正处于最后的高潮。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上级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黎玉、李毓珍等人遵照这一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黎玉被推举为国民党崞县党部常委,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和中共崞县中学支部书记。
这是一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政治身份——一个共产党员,同时又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然而在那个国共携手北伐、打倒军阀的特殊年代,这恰恰是合法公开的革命者身份。黎玉利用这个双重身份,在校内外积极活动,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入团。据党史记载,到1927年秋,崞县中学党支部已发展党员十余人,团员若干,成为晋北地区最具活力的中共基层组织。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此前以合法面貌出现的共产党员,一夜之间成了“匪徒”“暴徒”,成了被通缉、被屠杀的对象。
(二)转入地下:“清党”阴云下的坚守
1928年初,山西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清党”。崞县成立了“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矛头直指那些跨党的共产党员。黎玉此前作为学生领袖,目标太过显眼,很快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
3月的一天,黎玉正在组织党支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消息走漏,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黎玉和几名同志当场被捕。
这是黎玉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罪名是“跨党分子”“共党嫌疑”。国民党崞县清党委员会随即宣布,开除黎玉等7人的国民党党籍。讽刺的是,他们被开除的“罪名”,恰恰是此前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时所履行的“职责”。
二、铁窗岁月:太原第一监狱的斗争
(一)狱中初体验:从恐惧到镇静
被捕的当晚,黎玉被押解到太原,关入第一监狱。这是一座阴森可怖的建筑,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狱中关押着各种政治犯、刑事犯,空气里弥漫着霉烂和绝望的气息。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来说,这种环境无疑是巨大的考验。第一夜,黎玉辗转难眠——他想到家中父母,想到刚刚开始的事业,想到可能面临的刑讯、审判,甚至死亡。但很快,他就镇静下来。
这种镇静,源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国民党虽然搜捕甚紧,但他手中并无“实据”。他从未持有武器,未参与暴动,他的“罪名”,无非是组织读书会、办进步刊物、宣传反帝爱国。这些行为,在“清党”的高压下被构陷为“危害民国”,但其本质,并无暴力革命的铁证。
他告诉自己:只要不承认,不供出同志,就有周旋的余地。
(二)“北大候补生团”:狱中巧妙周旋
黎玉与同时被捕的同志们被关在一起。狱卒对他们的态度极为恶劣,每天以馊饭剩菜充饥,动辄打骂。黎玉观察到,这座监狱的管理腐败透顶——典狱长和狱卒克扣囚粮,中饱私囊,囚犯们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他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一个巧妙的机会来了。黎玉与同志们商量,以“准备考学”为名,每人携带课本、纸笔入狱——这原是他们在学校活动时的惯用掩护,如今恰好派上用场。每次特务提审,他们便一口咬定自己是“北大候补生”,因准备考试而聚在一起,绝非“共党活动”。
这个身份掩护编得有鼻子有眼:他们确实都是学生,确实在“读书”,所读书刊中虽有《共产党宣言》等“禁书”,但也可以辩称是“学术研究”。国民党特务一时之间难以定罪,只能将他们暂作“嫌疑犯”羁押。
(三)狱中斗争:向典狱长发难
有了“候补生”的身份做挡箭牌,黎玉的胆子大了起来。他开始组织狱中难友,向典狱长进行公开抗争。
起因仍是伙食问题。典狱长和狱卒长期克扣囚粮,导致囚犯食不果腹,饭菜质量低劣到令人作呕的地步。黎玉忍无可忍,秘密联络狱中难友,策划一次集体抗议。
一天,典狱长照例来巡视牢房。当他走进监区时,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的杂物——剩饭剩菜、杂草、石子,一齐朝他身上招呼。典狱长大怒,扬言“明天一点饭也不给你们发”。
黎玉早有准备。他知道,当天恰好有国民党干部要来监狱提审调查。他对典狱长不卑不亢地说:“你要是不发饭,我们就向上面告发你克扣囚粮、贪污公款。国民党的手段你是知道的,不怕你不招。”
典狱长一愣。他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学生”,竟敢如此威胁他。但仔细一想,克扣囚粮确有其事,若被上级查实,轻则丢官,重则坐牢。他只好悻悻作罢,从此对这群“学生犯”客气了许多。
这场“微型斗争”虽然规模不大,却是黎玉第一次在极端环境下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狱中难友对他的胆识刮目相看,他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四)第一次出狱:保释与归家
1929年4月,黎玉在太原第一监狱被关押整整一年后,经多方营救,获保释出狱。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一年来不见天日的铁窗生涯,使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但他头脑清醒,意志未衰。
他回到崞县陈赵野庄家中。父母见到他,又惊又喜又怕。喜的是儿子平安归来,惊的是他形容憔悴,怕的是他还要“惹事”。父亲李祺忧心忡忡,希望他安分守己,回家务农或做点小生意,不要再“搞政治”。
但黎玉的心,早已不属于那个封闭的晋北小村。他在家中稍作休养,便决定再次离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坚定地走下去。
三、北平法政学院:重返组织怀抱
(一)考入大学:几经周折接上关系
1929年夏,黎玉离开家乡,考入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北平,这座古都,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北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重镇。黎玉来到这里,如鱼入水。
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在太原被捕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要在北平找到组织,并非易事——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转入地下,单线联系,陌生人很难接上头。
黎玉多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通过崞县同乡、地下党员的关系,与中共法政学院党支部取得了联系。经组织审查,确认他在狱中没有变节行为,恢复了党籍。
就这样,黎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从1928年3月被捕失去联系,到1929年下半年恢复关系,中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像一株断了根的小草,在风雨飘摇中独自支撑。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组织,找到了信仰的归属。
(二)从学生领袖到职业革命家
在北平法政学院期间,黎玉不再满足于做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活动半径,从校园扩展到社会,从学生扩展到工人。
1930年10月,黎玉出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后任职工部部长。他开始深入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发动罢工。这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从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从校园走向工厂,从言论宣传走向实际行动。
北平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地下组织屡遭破坏。黎玉身处其中,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但他没有退缩。
四、再度入狱:示威游行中的被捕
(一)组织游行:枪声中的挺身而出
1931年前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此起彼伏。黎玉积极组织北平的工人、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黎玉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警棍、水龙一齐上阵,人群四散奔逃。混乱中,黎玉没有第一时间逃跑——他在组织同志们疏散,掩护大家撤离。
等他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已经落到了最后。军警蜂拥而上,将他逮捕。
(二)狱中再斗:机智的“路人”身份
这是黎玉第二次入狱。与第一次不同,这次被捕时现场混乱,军警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是“组织者”。
审讯时,黎玉一口咬定:“我是来找朋友的,路过这里,就被你们抓了。”
他编造了完整的故事:来北平探亲访友,恰巧路过游行现场,被军警误抓。审讯人员将信将疑——这种“误抓”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并不罕见。
黎玉尽快托人联系朋友,证明自己的“无辜”。加上组织设法营救,不久他便被保释出狱。这次关押时间较短,但对他的心理冲击不小——他意识到,在白色恐怖之下,革命活动越来越难以“合法”进行,必须更加隐蔽、更加谨慎。
五、转战华北:在血泊中重建组织
(一)河北时期:屡建屡破的拉锯战
出狱后,黎玉的职务不断提升。他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河北省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等职。这一时期,北方革命形势极度恶化。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镇压变本加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无数共产党人血洒刑场。
黎玉辗转于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每到一处,首要任务都是“恢复组织”——因为前一任的同志往往已经牺牲或被捕,组织已被破坏殆尽。
这种“重建—破坏—再重建”的循环,是白区工作的常态。黎玉以惊人的韧性,一次次在废墟中把组织重新搭建起来。他发展党员,建立交通站,印发传单,组织罢工。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次活动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二)第三次被捕:严刑拷打下的坚守
1933年春,黎玉调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唐山党组织。唐山是北方工业重镇,开滦煤矿拥有数万工人,是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但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对此地盯得很紧。
黎玉在唐山开展工作极为谨慎。他住在一个不起眼的民居里,白天以普通市民身份活动,夜晚联络同志、布置任务。然而,百密一疏——由于叛徒告密,他的住处还是被特务盯上了。
一天深夜,特务踹开房门,将正在休息的黎玉逮捕。随即,特务在他家中进行了彻底搜查,翻出了许多中共文件。
这是最危险的一次——人赃并获。
审讯中,特务对他用尽酷刑:鞭打、老虎凳、灌辣椒水……黎玉几度昏厥,又被冷水泼醒。但他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是路人留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家里。”
特务不死心,又想出一个办法:比对笔迹。他们让黎玉写材料,试图从笔迹上证实文件是他所写。黎玉一眼看穿了这个阴谋。他故意歪歪扭扭地写字,完全不像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笔迹。特务比对无果,始终无法给他定罪。
最终,黎玉被羁押一年后,经组织多方奔走营救,获释出狱。
六、开滦风暴:罢工高潮与革命成熟
(一)领导三万人大罢工
1934年初,黎玉已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视员。此时,开滦煤矿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黎玉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参与人数达三万余人。
这场罢工,是1930年代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之一。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等。罢工持续多日,迫使资方做出一定让步。
黎玉在罢工中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他深入矿区,与工人骨干秘密接头,传达指示,布置任务。由于斗争经验丰富,他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在关键时刻提出正确策略。这次罢工的胜利,使他在党内赢得了更高的威望。
(二)白区斗争的经验积累
从1926年入党,到1934年领导开滦罢工,八年白区斗争的锤炼,使黎玉从一个热血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他学会了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如何在被捕后保护组织秘密,如何在狱中坚持斗争而不丧失信仰。
这八年,他三次被捕,两次长期关押,受尽酷刑,却从未吐露一个字。他的战友中,有人牺牲了,有人叛变了,而他始终如一。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质,正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
七、小结:淬火成钢
1935年至1936年,黎玉先后任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继续在华北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历经风雨、百炼成钢的革命者。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交给黎玉一项新的任务——前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他即将告别华北,奔赴齐鲁,开启革命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回望黎玉的“革命之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信仰者成长的轨迹:从崞县中学的读书会,到太原监狱的狱中斗争;从北平街头的示威游行,到唐山开滦的工人大罢工。每一次被捕,都是一次淬火;每一次出狱,都是一次重生。
他用自己的青春和血肉,验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虽然彼时的黎玉,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获得的,是一个怎样波澜壮阔的世界。
(未完待续)
2026年6月2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