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曹谷溪
作者：苇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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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走了。
2026年5月29日22时43分，延安，这位86岁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走得很安静，就像黄土高原上一条溪流，汇入了大河。
他原名曹国玺，陕西清涧人。但他不喜欢那个“玺”字，觉得那是国之重宝，太重了。他把自己比作山涧里的一道溪水，取名“谷溪”。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一辈子。
1962年，他从延川中学毕业，当了炊事员。那时候人们都说，谷溪是“延川县文化水平最高、做饭水平最低的炊事员”。白天的灶台前烟熏火燎，夜晚他就趴在灶台上写诗。灶台作桌，油灯为伴，文学的种子就在这样的土窑洞里发了芽。
1965年，他去了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他激动地写下一首诗：“毛主席给我三件宝，大笔、枪杆、锄一把。扛锄我会种庄稼，挥笔满山开诗花；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工农兵爱啥我唱啥！”
“工农兵定弦我唱歌”——这七个字，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1972年，延川县城。
那是一个文学凋零的年代。但谷溪不甘心。他和白军民、路遥、陶正几个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干了一个通宵，编出了《山花》的创刊号。油印，手工，一期就印那么几百份。有人觉得他“太狂妄”，一个小县城能办什么文学刊物？
谷溪不理会这些。他把刊物命名为“山花”——那是陕北的山丹丹花，长在背阴的山洼里，环境险恶，吸收得很少，奉献得很多，却开得红艳艳的。
这朵“山花”，竟然开了。
从延川县城出发，一路开到了延安，开到了西安，开到了北京。《延安山花》诗集先后印刷多次，累计发行近30万册。一个小县城的文艺小报，成了全国瞩目的文学现象。
谷溪说，这一辈子，他只“营务了一茬叫文学的庄稼”。他就像陕北的老农，扛着锄头，在黄土地上刨土、播种、浇水、施肥。他不在乎庄稼长在哪一垄，只要冒了芽，他就护着。
路遥是谷溪发现的第一棵好苗子。
1969年，路遥还是个20岁的农村青年。谷溪在县通讯组当组长，路遥来参加通讯员培训班。单位住房紧张，两个人住一个窑洞，睡一个炕，合用一张办公桌。
那一年，谷溪带着路遥去张家河公社采访。路遥写了几句顺口溜：“明明感冒发高烧，干活尽往人前跑；书记劝，队长说，谁说他就和谁吵……”这是谷溪读到的路遥的第一首诗。他把它推荐发表在黑板报上。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路遥扛着那面“优胜红旗”，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再到《平凡的世界》，一步步登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
路遥成名后，出版《路遥小说选》时还差3000册才能开印。谷溪自掏腰包买下，还让外甥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去卖。路遥病重时，一张青年时代与谷溪的合影，陪伴他走过了生命最后的73天。路遥走后，谷溪多方奔走，终于把他的骨灰从西安迁回延安大学文汇山，让这个黄土地的儿子魂归故土。
有人问谷溪，你和路遥是什么关系？谷溪想了想，说：“我们睡过一个炕。”这句话说得平淡，可这里面藏着的，是23年的生死之交。
史铁生是另一种故事。
那时候史铁生在延川县关家庄插队，是个不爱说话的北京知青。谷溪在县里搞调查，史铁生就站在一旁，从不搭讪，“腼腆得像一个大姑娘”。谷溪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多年后，史铁生坐着轮椅回到陕北。谷溪陪他去壶口瀑布，车子开不到河边，40多岁的谷溪二话不说，把史铁生从轮椅上背起来，一步一步爬上观景的最佳位置。那一刻，史铁生像孩子一样挥动双手，呐喊着：“黄河，黄河，我的黄河！”
2011年史铁生去世。谷溪千里迢迢从延安带去清平川的黄土，到北京为老友送行。他还在延安仙鹤岭为史铁生立了一尊铜像——“微笑的轮椅”。
谷溪懂史铁生。他读到的是史铁生作品里的“灵性与神性”，那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未必能抵达的精神世界。而他们之间的友谊，不需要朝夕相处，甚至不需要频繁的书信往来。那种精神层面的共鸣，已经足够。
《山花》培养了多少作家？
路遥、史铁生、陶正、梅绍静、海波、远村、厚夫……三代作家，从这朵小花下走出。延川县，这个陕北高原上的小县，因此成了中国罕见的“作家县”。
谷溪有一棵“老枣树理论”。他说，陕北有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一棵老枣树，在倒下的地方就会茂盛地生长出一大片嫩枣林。他自己就是那棵枣树。他不在乎自己长得高不高，他在乎的是，倒下的地方，能不能长出一片林子。
有人叫他“伯乐”，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我不是伯乐，我只是一个种庄稼的农民。
可谁都知道，黄土地上如果没有这样的农民，那些好苗子可能早就旱死了、冻死了、被杂草淹没了。
谷溪先生走了。
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本诗集、一部部文集、一册册地方文献。他留下的，是一种精神——
在一个贫瘠的地方，有人愿意为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铺路搭桥；
在一个冷漠的时代，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肩膀，把别人托上更高的舞台；
在一个习惯于索取的世界里，有人一辈子都在给予。
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山丹丹花在贫瘠的陕北高原黄土地上生长，却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在黄土地上生活的人，更应该植根于人民大众的土壤，为人民、为读者奉献出绚丽的山花。”
有溪自北，起于高原。这条溪流，滋养过那么多人，那么多文字，那么多梦想。如今他汇入了历史的长河，可他留下的那片林子，还在疯长。
曹谷溪（1941年2月1日—2026年5月29日），原名曹国玺，诗人、编辑、《山花》创始人。他是路遥和史铁生的伯乐，是延川“作家县”的缔造者，是一辈子只“营务了一茬叫文学的庄稼”的人。
他把别人举过头顶，让别人看见更远的光。
而他，就站在黄土高原上，像一棵老枣树，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那片林子，越长越茂盛。
曹谷溪的故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伯乐”？
通常我们说伯乐，是发现千里马的人。但曹谷溪做的，远不止“发现”。他把路遥拉进通讯员培训班，给史铁生背上去壶口瀑布，自费买路遥的书，为路遥迁葬，为史铁生立铜像。他不是高高在上地“赏识”，而是躬身入局地“托举”。
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智慧：成就他人，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陕北的“老枣树理论”更耐人寻味：砍倒老枣树，是为了让嫩枣林长出来。这意味着，真正的传承不是固守自己的位置，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把舞台让给后来者。老树倒下，新林才能蓬勃。
这很难。谁不想一直站在聚光灯下？但曹谷溪做到了。他心甘情愿做那个“砍倒自己的人”，因为他知道，文学的长河需要一代代人接力。他不做“发现者”，他做“铺路人”。
另一个启示来自他的“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扎根在哪，就为哪片土地歌唱。曹谷溪一辈子没离开过陕北。他不觉得偏僻是劣势，反而从黄土、民歌、窑洞里汲取了最深的养分。这种“向下扎根”的定力，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尤为珍贵。
他曾说：“作家不仅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且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掷地有声。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站得多高，而在于他让多少人站在了他的肩膀上。
作者简介：苇菲儿，原名沈卫侠，蓝田喜洋洋幼儿园园长、蓝田县诗歌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化产业促进会黄帝內经文化研究院行知生态园基地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青少年阳光心理健康教育高级指导师、蓝田县尧柳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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