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三姨
文/毛韬
我的三姨叫陈菊，她出生于1911年（辛亥年），三姨的具体出生日期不详，她在1989年4月28日卒于江西九江。
近日，我收到了北京清华大学的我二表姐夏元庆托人带给我的二本书籍。这两本书籍是夏元庆受“民间西南联大讲座”主持人、清华大学周广业教授邀请授课，而专门撰写的二本书稿，书稿的书名分别为《我的父亲夏翔》和《我的母亲顾弁如》。
夏元庆在书中写的“我的母亲顾弁如”，就是我的二姨。而我的三姨原来的名字叫顾菊，后来因为我三姨在年幼时，就寄养在欧洲意大利当外交官的我舅公家里。之后，她改为我舅公家姓陈，
由此原因，所以在夏元庆撰写的《我的母亲顾弁如——忆母亲、忆清华园、忆西南联大》一书中写道：“我母亲受的家庭教育是比较严格的，她的生母在她四五岁时就去世了，当时家里已经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母亲排第四，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两岁多就过继给了姑母家……。”
我三姨自幼年二岁时，过继给当时正在欧洲意大利当外交官的姑夫姑母领养，她的幼年和少年一直是在欧洲生活。
自从我外公和外婆去逝之后，我三姨就很少与顾家亲人再联系了。当然，此番情景亦可能是由于当时海外与国内在通信往来存在一些障碍等诸多原因。因此在大半个世纪以来，我的三姨与顾家的亲兄妹们完全失去了通信联系，亦不知道现在她在哪里？生活过的怎样？
在我母亲晚年患重病时，她与我二舅舅联系寻找自己的三姐，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们多方面托人打听寻找，终于找到了我的三姨。
然而，我母亲和我二舅舅不是在欧洲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罗马城里寻找到他俩的亲姐妹，而是在距离上海很近的南京城里找到了我的三姨。
经过我母亲托朋友们多方打听寻访之后，总算寻找到了失散半个多世纪的这位已年过七旬的三姐。那时候，我三姨从南京给我母亲寄来了第一封家信。
她在信中写道：“韶妹: 你好！接来信，高兴使我激动得流下眼泪，晚上连觉也没有睡好。多年不通消息的老兄妹，如今都联系到一起来了，从抗战到解放，变化太大了。我们童年到青年，一晃已几十年，大家成为老人了，回忆起过去的往事，使人怀念和神往。接你信知道了大家的情况和定居地址，以后大家互相通通信。最深刻的印象，我对三弟、四弟在昆明时的印象，因为那时我们都在昆明，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我们常见面。三弟结婚，我们都去吃喜酒。三弟媳人很温和，你见过她吗？曾记得有一次三弟调工作路过贵阳，其实他不知道，我们也在贵阳，在电影院巧遇上了，我们叫他搬来我家小住，不几天他们又上路了。那时，他们才生第一个孩子，三弟傻呼呼的，忠厚又老实。四弟在昆明也常见面，那时，他是多么英俊的一个青年，生得一表人才，哪个姑娘看见他，都会爱上他的。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三弟已病故，四弟折磨成这么个老人……”
后来，我三姨又写信来说道：“韶妹、羽丰妹丈: 你们好！我们15日会面，18日分手，在三天时间内不知道有多少言语要对你讲，我们半个世纪未见面，要讲的话是讲不完。三兄妹这次叙晤真是难得，二哥真是高兴，连午觉他也舍不得睡，珍惜光阴的流逝……。”
之后的几年里，我父亲、母亲与我三姨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直至我三姨在江西九江去世。
可以说，我三姨一生是跌宕起伏且坎坷磨难的。三姨自幼侨居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里，她小时候家境富裕，所以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她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因此，我的三姨会讲四国语言。
三姨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她都曾回国探望过我的外公和外婆，其中有一次回国探亲的具体情况，我是在整理编纂我外祖父的《蓉沼家书》时候，偶然间阅读到一封旧信笺，此旧信笺是由我外祖父的一位昔日同窗好友沈逢甘先生写给他的，该信内容如下：
雄藻我哥惠鉴：前日，作霖兄处奉读，大函欣悉。起居嘉鬯（畅），无任快慰。兄於教课之暇，本其所得，潜心著述，殊堪钦佩。弟完当效法，代为推销至平中各书铺，则云销路愈广，折扣愈少，好在价廉特美，印好后分寄多册来，平时无阅得失也。大小姐常偕侠冷来寓，倍极亲热足慰客中寂寞。弟岁秒或南旋壹次，届时当可叙晤昨奉，二妹由首都来函悉，菊小姐将於近数日内出阁可贺！惜弟不能躬逢盛典，
为可贺憾耳！余容续声耑（端）此敬请儷安！伯母大人前叩安！
弟：沈逢甘 鞠躬
此信中所提及“作霖兄”是指谢霈，谢霈是清末江南著名进士；信中所提及“大小姐”和“侠冷”是指我的大姨和大姨父。
而在这封信中，特地提及的“菊小姐”出阁之事，这就是指我三姨将出嫁一事。
（注：沈逢甘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他曾著有《民法总则》一书，该书于1936年由北平民国大学出版，是研究当时民法体系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以前，三姨一直生活在一位驻外大使官员的家里，亦是家中的唯一千金小姐，她出阁嫁人肯定也一定是符合旧时代“门当户对”的要求，所以她嫁给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著名大学法学教授，家庭生活也过的非常富足优渥，他俩曾经多次回国度假旅行和看望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他俩还去了昆明和贵阳，并且参加了我三舅的婚礼。
后来，由于我的三姨夫受聘于南京大学任法学教授，所以他们一家回国定居了。
由于他们是从国外回来，三姨夫又在旧政府的国立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所以他们就在后来的例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由此其家庭生活亦就进入跌宕起伏和坎坷磨难时期，她们一家生活过的非常苦，只能靠变卖家中尚存的一些值钱物品，勉强维持着生活。
那时候，即使她们一家生活过得如此拮据艰难。但是，我三姨亦不敢再去寻找自己的骨肉兄妹，以求得一些必要的帮助。因为，她非常害怕会牵连顾家兄妹们的家庭生活，以及影响到顾家兄妹儿女们的未来求学和工作前途。
由此可见，一位昔日中国驻外大使的千金小姐，竟然亦会落到如此生活窘迫的困境。
当我母亲寻找到自己三姐之后，她就开始竭尽全力在经济方面不断接济自己的姐姐。
那时候，我三姨写信对我母亲说道：“韶妹: 你好！来信汇款收到，谢谢妹的关怀，总叫你破费接济，使我感到很羞惭，恨我自己无能，儿孙不孝，偷生活在人间，失去了做人的意义，人生已无留恋，满腹愁绪，无处诉说。二哥昔日身体尚好，还能向他诉诉衷肠，他总以劝慰言语安慰我。如今他手已下能提笔，他自己也十分苦恼，我能知道，他的痛苦心情。阅来信，知你二老最近身体也不好，感到忧虑，老兄妹手足之情，你们大家对我的真挚感情、热心关怀，那一椿椿、一件件，时常翻腾在我脑海里，你们全家和二哥一家真是对我再亲没有，难以忘怀。每当给你们写一封信，都要使我感动伤心流泪……”
记得我三姨在1987年4月份来上海时，我母亲因为病重住在医院里，医生亦已经向我们家属发出了“病人病危通知书”，所以我父亲和我们兄妹们都轮流在医院照料陪护她。
那时候，我三姨来沪只能暂住在复兴中路的我二舅舅家中。在她返回南京前夜，我母亲十分艰难的在医院病床上替自己三姐写了最后一封信。
菊姐：昨晨买好车票，晚上叫毛健、正德两人来接你。由于二哥的挽留难却，知道改由永裕里二哥家动身。这来很抱歉了，我不能亲自相送握别。现只能让毛韬来送行，祝你一路顺风！
你下火车把行李拎下车，再托旅客部雇辆小车回去，这是我很不放心的，到家里给我来信。祝身体多多保重，健康长寿！
韶妹 留字
那时候，由于我母亲身患重病，她实在无力气坐车去上海老北站，为自己的三姐送行，所以特地写了这一封告别信之后，托我小妹连夜将封件和火车票送到我三姨住处，并且让我次日代她去火车站送送自己的姐姐。
我母亲还在最后一封短信中，一再嘱咐自己的三姐说：“你下火车把行李拎下车，再托旅客部雇辆小车回去，这是我很不放心的，到家里给我来信。” 这次分手，成为了她们姐妹俩的最后一次永别了。
我母亲去逝之后，我父亲按照我母亲的习惯做法，仍旧在经济方面不断接济着我的三姨，直至我三姨离开这个人世间。
我三姨曾经写信对我老父亲说：“羽丰妹丈:，你好！1月4日寄你一信，谅早收到。今天收到你的汇款，谢谢你，只有老辈人情义重。如今年轻人是没有这一些了……”
三姨说的话，是很对的。如今的骨肉兄妹们，已经再亦不会像从前老一辈人那么重亲情，重感情，并且能够主动互相帮助。现在社会的人情世故，已经变得非常淡漠且非常利己主义了。
由于我三姨年老体弱多病，无法一个人独居在南京，她最后的二年生活，只能跟随她小女儿去江西九江的家中居住，直至去逝。
三姨去逝后，我的江西九江表姐楼静茹给我老父亲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姨夫: 您好！奠仪及信都已收到，谢谢你对我母亲表达的哀思。我母亲于4月28日，因心脏病复发病逝，我们全家十分难过悲伤。这次丧事在领导与同志们的帮助下，操办完成。火化后，在九江买了一块地葬下。姐姐肖茹及外甥，嫂嫂文卿及姪儿、姪女及时赶来奔丧。复丧时，大家一块去为她老人家上坟，悼念她老人家。母亲逝世后，我们为她作了“七七”，悼念她。阴历七月十五日与重阳，我们都会为她烧纸悼念她。安葬在九江，清明节，我们都会去看望她，为她上坟。母亲病逝，二舅、立三哥、小姨夫大家都十分难过，表达了哀思，给予我们精神上极大的支持，谢谢大家！
如有机会，望小姨夫能来九江我们这儿住住，这儿离庐山较近，空气较好。 祝全家康吉！ 姻姪女：静茹 1989.7.29
这就犹如是我三姨曾经十分动情对我母亲说道：“我们童年到青年，一晃已几十年，大家成为老人了，回忆起过去的往事，使人怀念和神往……”
如今，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三姨都走了。但是，他们生前留下的那种情同手足，无私帮助的动人情景，依然留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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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韬，1955年7月出生，上海南汇人，国家旅游经济师，现在担任民建上海市委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