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的穷困潦倒

                杂文/李含辛

     如果读者有兴趣翻开美国早期的财政档案，会发现一个令人错愕的事实：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资产负债表，终其一生都是负数。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执笔人，从法国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的操盘手——死的时候欠了超过十万美元。十万美元在一八二六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他当总统的第一年，自掏腰包补贴公务支出三万二千多美元，而他的年薪才两万五。干了一年，倒贴七千。他写信给朋友诉苦，说总统这份工作最大的问题不是累，是费钱。八年下来，旧债未清新债又来，离任回弗吉尼亚那天，他坐在马车上算了算账，沉默了很久。

     他大女儿玛霞给他写信，说：“爸爸，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想看到你年纪这么大还要为债务烦忧。”杰斐逊没有回信。他没法回。一个父亲被女儿看到自己到处借钱的样子，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后来英国人烧了国会图书馆，他把自己五十多年收藏的六千余册书——那是他毕生的精神家底——以两万三千五百美元的价格卖给国会，不到市价的一半。这笔钱还了将近一半的债，剩下的继续挂着。各地听说他经济困难，自发捐了一万六千美元，不够还债，也不够看病。一八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离他去世只剩十天，他用颤巍巍的手写了最后一封信，内容是推辞掉华盛顿《独立宣言》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他连出门的路费都没有。十天之后，七月四日正午，他死了。正是他亲手起草的那份宣言的五十岁生日。

     比这更让人说不出话的是门罗。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主义的那个门罗。他当总统最大的经济灾难，不是投资失败，不是被人骗，而是——翻修白宫。听起来像个段子，但真不是。门罗上任后，白宫在一八一四年被英国人烧过之后一直没恢复元气，破破烂烂的，他决定好好修一下。预算五万美元。最后超支到多少，档案里没写确切数字，但足以让门罗的财务状况崩盘。他自己垫了很多钱，以为国会能报销，国会装死。他写信给继任总统麦迪逊请求补偿，“否则我将难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没有回音。他又写信给杰斐逊求助，杰斐逊回信说，门罗先生，实不相瞒，我的状况比您还糟。

     门罗的夫人是中风去世的。下葬那天，门罗口袋里拿不出办丧事的钱。他强撑着办完，收拾了所有财产变卖，发现还是不够还债，最后连自己晚年住的橡树庄园也卖了。房子卖完那天，他收拾了一个小箱子，坐上马车去了纽约二女儿家。从此他没有了属于自己的任何一寸土地。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第五任总统、第七任陆军部长、第八任国务卿，晚年寄人篱下。好在女婿刚被时任总统亚当斯任命为纽约邮政局长，一份薪水养活了全家人，包括这个当过总统的老丈人。门罗在女儿家每日伏案写回忆录，想卖点稿费，写了两年，无人问津。直到一八三一年七月四日，美国独立五十五周年，他心力衰竭，死在女儿家的房间里。他是第三位死在国庆日的前总统。这事如果写进小说，读者会骂作者编得太刻意。但历史有时候比小说更不在乎体面。

     门罗的回忆录没能出版，但格兰特的出版了，代价是命。关于格兰特，这一点上篇已经提过，但我还想补几个细节。一八八四年那个骗子合伙人费迪南德·沃德跑路之后，格兰特破产了，是真的身无分文的那种破产。他把南北战争里佩戴的军刀、国会颁发的金质勋章拿去典当，当不了几个钱。一个路人听说了，辗转买下来寄还给他。格兰特收下后又送去了拍卖行——尊严可以欠着，但债主不能欠着。后来他发现患了喉癌。医生告知病情那天，他最担心的不是死，是他的妻子朱莉娅。他问她：“如果我走了，你拿什么活下去？”然后他找马克·吐温签了那本回忆录的合同。写书的过程，是读者们很难不动容的一段：喉咙烂得连水都咽不下去，每天靠含着浸了可卡因的棉花团止痛，用铅笔在稿纸上划，一天一两页，慢慢攒。写到最后，笔都握不住，只能口述，妻子记录，他再改。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写完最后一页。五天之后，死了。他葬礼那天，一百多万人上街送行。南北战争中他打败的那位对手——罗伯特·李已经去世多年，但南部各邦有报纸在讣告里写：一个高尚的敌人，今日亦值得致敬。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更早，会发现穷这件事在总统之中是有传承的。第一个破产的总统是华盛顿。对，乔治·华盛顿，美国人管他叫国父，但他在当总统之前就破产过一次。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他经营弗吉尼亚的烟草农场，和一个叫罗伯特·凯里的英国商人合作，凯里卖的价格太低，财务管理也混乱不堪，几年下来农场亏损严重。华盛顿想切断合作，但凯里用信用贷款继续给他供资，一步步把他拖进更深的债务泥潭。那几年华盛顿觉得自己就像被囚禁了一样——债主成了他命运的实际掌控者。到一七七三年，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华盛顿女儿去世那年，他终于勉强把钱还清，摆脱了那个英国人。这之后不到两年，他就被推上了大陆军总司令的位置。一七八七年他去费城主持宪法大会，路费是向邻居乔治·梅森借的。今天的美国人站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拍照留念，可能不会想到，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当年连出趟远门都得靠借。

     林肯更不用说，在今天美国的叙事里，他的贫穷是“美国梦”的经典起点，但真实的林肯贫困不是那种史诗般的穷——是灰头土脸、日常性的拮据。二十三岁那年他和人合伙在伊利诺斯州的新塞勒姆开杂货店，名叫贝里-林肯店，没开多久就黄了。合伙人威廉·贝里一死了之，把一千美元的债全甩给了林肯。那笔钱折合现在大约两万七千美元。林肯当时的收入主要靠劈木头、帮人写信、偶尔代理诉讼，他没宣布破产，而是用了好几年一分一厘地把债还清了。中途他在日记里苦笑，管那笔钱叫“我的国债”。每个月底算账，发现刚够吃饭，国债依旧还在，他说那感觉就像推着一块石头爬坡，爬到头发现前面还有一座山。这种穷，是月月入不敷出的穷，不是破产清算能解决的穷。更残酷的是他妻子的精神状态，玛丽·林肯花钱如流水，丈夫在白宫领着薪水，她在外面债台高筑。林肯死了之后，国会才发现这位总统的遗孀穷得连家具都变卖了，最后靠一笔特别拨款才不至于流落街头。

     后面还有杜鲁门。杜鲁门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真正穷过的总统。他和战友合伙开男装店，大萧条一来，店倒闭了，他负债累累。他不肯宣布破产，硬靠着一点点攒钱还钱，还了将近十年才清掉所有债务。后来他当上总统，自己的薪水分文不动，存着——不是为了发财，是怕像他的前任们一样，退休后走投无路。他卸任时除了军队退休金什么都没有。有人提议搞个总统退休待遇法案，杜鲁门说算了吧，这辈子穷惯了。直到他死后，国会才正儿八经通过了前总统待遇法案，给后来所有总统发终身退休金。

     解读到这儿，其实这些苦难汇成了一组镜头：华盛顿问邻居借钱去开会，杰斐逊连出门赴宴的路费都凑不齐，门罗死在女儿家的房间里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林肯在账本上把欠款自嘲为“国债”，格兰特把勋章送进拍卖行，杜鲁门开店破产硬还了十年债。一个超级大国的前身，把头头脑脑的私人账本摊开了看，不过是几个普通人被历史的潮水推到前台，在工作岗位上熬光了自己最后一点积蓄。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而不发生在后来的总统身上？原因是，早期的美国总统是真的没有生财之道。他们的年薪不够覆盖公务开支，公务开支又不能报销，即便可以报销也未必有那笔款项。法律盯着每一分钱的去向，报纸等着每一点腐败的蛛丝马迹，社会共识简单粗暴——当总统是来服务的，不是来挣钱的。在这种环境下，当总统确实是份亏本生意。对富人总统来说亏得起，对家境一般的人来说，就是慢性破产。当一个职位在制度设计上不具有财富效应的时候，吸引来的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人。当一个职位的变现空间被彻底打开之后，围上来的就是另一种人。

     今天我们谈论杰斐逊，不再是因为他穷得震撼，而是因为他那种“拒绝了十个州挽留也不再连任”的决定里有一种早已失传的从容。只是，从容归从容，账还是得还的。穷困潦倒这件小事，让这些总统在高大叙事之外，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忍细看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