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树

                               楔    子

       医学治身，文学疗心。二者一理，殊途同归。古今中外，执手术刀者众，而弃刀执笔、终成文豪者亦不乏其人。他们何以舍疗病之职而取治心之业？其间逻辑何在？余以数家生平，试为说之。

       一、鲁迅：以笔为刃，疗救国民精神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其初衷朴素而真诚：欲以西洋医学拯救国人疾苦。然而，一次“幻灯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日俄战争影片中，一个中国人即将被日军砍头，围观者却皆是同胞，神情麻木。画外日人言道：“你看，中国人愚昧得很……”这一幕如针刺入鲁迅之心。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他弃医学文，从此以笔为手术刀，解剖国民灵魂的痼疾。《狂人日记》中“吃人”的隐喻，《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的荒诞，无不是对民族心灵的精准“诊断”。他从仙台带回的，不是医学文凭，而是一双洞察灵魂病灶的冷峻之眼。

       二、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到《女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1914年赴日，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位浪漫诗人曾因重病导致双耳重听，对于一个立志行医者而言，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然而，天意弄人，却造就了一代文豪。

       求学期间，他广泛涉猎歌德、雪莱、惠特曼等世界诗人的作品，创作激情喷薄而出。1921年，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开一代诗风，成为“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他曾对友人坦言：“医生至多是医治少数患者的肉体，要使祖国早日觉醒，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

       医学训练并未浪费——它赋予郭沫若以科学家的严谨，使他日后流亡日本十年间，能够在甲骨文、金文研究领域取得划时代成就。他那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正是以科学之眼审视古史，以文学之笔重述文明。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三、契诃夫：“医学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

       俄国作家契诃夫（1860—1904）是“弃医从文”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从未真正“弃医”——医生始终是他的职业，写作反成了“业余爱好”。他曾戏言：“医学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他在莫斯科郊外乡村行医，不分昼夜，无论风雪，随时出诊。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俄罗斯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群——农民、囚犯、官吏、神父——他们都成了他笔下鲜活的形象。《第六病室》中弥漫的福尔马林气息，正是他对沙俄社会病灶的隐喻性“诊断”。

       契诃夫终生不辍行医，即使在他蜚声文坛之后。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每个人身后都会留下一所学校、一口水井或类似的东西，让生命在消失后留下一点痕迹，这就很好了。”行医是他“留下痕迹”的方式，而写作，则是将这痕迹凝固成永恒的艺术。

       四、毛姆、渡边淳一与当代例证

       毛姆（1874—1965）曾在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毕业后的行医经历催生了其成名作《兰贝斯的丽莎》。他将医学训练中获得的冷静观察力，投射到对人性幽微处的探索之中。他笔下的人物，如同病理切片般纤毫毕现。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亦是医学出身。他曾说：“医学是研究人的‘肉体’的学问，文学则是研究人的‘心灵’的学问。”这位整形外科博士，最终选择了更为精微的“心灵手术”。

       在中国当代，余华曾当过五年牙医，后弃医从文，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震撼人心的作品。池莉、毕淑敏、自牧等亦出身医学，他们的文字中，总有一种直面生死的坦然与悲悯以及淡泊人生之旷达。

       五、小结：殊途同归的人学

       纵观这些“弃医从文”者，其人生轨迹虽异，内在逻辑却同归于一途：他们从未真正离开“医学”——只是将救治对象从“肉体”转向了“灵魂”，从“个体”转向了“国民”，从“症状”转向了“根源”。

       医者诊病，须望闻问切，察其表里；文者观世，亦须洞察人心，见微知著。医学训练赋予这些作家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一种直面痛苦、理解人性、寻求疗愈的思维方式。契诃夫说得好：“医学工作对我的文学活动有过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

       文学即人学，医学亦是人学。二者殊途而同归，异曲而同工。那些弃医从文者，看似转了行，实则从未改志——他们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救治着需要救治的人，服务着永远相通的人。

       所谓“弃医从文”，不是告别，而是升华。

             2026年5月20日晚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