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主角”到西安

                 杂文/李含辛

     电视剧《主角》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后，西安城里忽然多了一种新的游客。

     他们不急着去兵马俑排队，也不在大雁塔前摆剪刀手，而是拿着手机里的追剧截图，在老厂房的红砖墙前反复比对角度，在青石板巷子里寻找某个似曾相识的转角。

      这一幕并不陌生。往前倒几年，《长安十二时辰》热播时，大唐不夜城里挤满了穿汉服的年轻人；《白鹿原》播出后，白鹿原影视城的年客流量一度冲到两百六十万人次。如今换了一部剧，换了一批取景地，但那股“为一剧赴一城”的热忱，却像城墙上的老砖，一层摞一层，越叠越厚。

      这波打卡潮的圆心，是位于西安长安区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它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风雷仪表厂，曾经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计时仪表，属于那个年代最尖端的存在。后来时代转身，厂房沉寂，工人散去，只剩下六十多栋苏式建筑立在秦岭脚下的梧桐树荫里，像一群沉默的老兵。直到《主角》剧组来了，在这里拍了超过六成的重要场景——县剧团的大院、忆秦娥住过的宿舍、胡三元敲鼓的排练厅，几乎都是从这些老厂房的骨架上长出来的。如今五一开园后，每天都有游客在复刻的供销社柜台前流连，在旧式缝纫机旁拍照。园区安排了穿着蓝布工装的NPC，修鞋匠敲敲打打，邮递员骑着二八大杠叮铃铃穿街而过，广播喇叭里放着秦腔《三滴血》的选段。游客走进来，与其说是参观一个景点，不如说是走进了一台正在运转的年代装置。有老人在留言簿上写：“母亲的微笑、母亲用过的物件，一件件是那么熟悉，顿时有种回到家的感觉。”隔了几行，有孩子用铅笔写：“今天我感受到了好久以前的生活环境，真有意思。”两条留言放在一起，像隔了半个世纪的人在对话。

     如果仅仅盯着《主角》一个案例，容易把这件事看小了。西安的“影视+文旅”，其实有一条更长的来路。二〇一七年《白鹿原》播出，白鹿原影视城和白鹿仓景区年客流量分别达到两百六十万人次和四百二十八万人次，直接带动了周边村镇的经济。二〇二〇年《装台》播出，城中村的肉夹馍摊前排起长队，西安旅游的淡季变成了网友口中的“旺季和旺旺季”。最典型的莫过二〇二二年开业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将现象级IP全场景还原，由电视剧原班美术设计搭建，把整条街做成了全唐市井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地，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两百万人次，成为影视IP转化为实体文旅项目的行业样板。

     这些案例串在一起，就看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西安这座城市，正在被反复地、多角度地“影视化”——张艺谋拍它，马伯庸写它，陈彦描它，每一个镜头、每一页文字都在为这座城市叠加新的叙事层。

     这种叠加的效果，比单纯打广告管用得多。一部好剧，天然带有叙事的温度。观众记住了忆秦娥在灶台边偷练功的倔强，记住了胡三元“敲在麻筋上”的鼓点，连带着就记住了那些斑驳的红砖墙、青石板的窄巷、城墙根下吼秦腔的老人。当观众从屏幕前走到实地，追寻的早就不是几个地标建筑，而是剧中那股活生生的烟火气。

      这些年，“跟着影视剧去旅行”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常态，从《乔家大院》带火山西晋商文化，到《延禧攻略》让故宫延禧宫排队排到腿软，再到《去有风的地方》把大理的小院子变成都市人的精神避难所，影视与文旅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

     但西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只是某一部剧的取景地，而是一整个“影棚型城市”——既有千年古都的历史纵深，又有年代厂区的工业记忆，既有烟火气十足的市井街巷，又有现代化的大都市肌理。这种层次感，让它可以同时容纳《长安十二时辰》的盛唐气象、《白鹿原》的关中沧桑、《装台》的城中村烟火和《主角》的秦腔人生，每一种叙事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地理坐标。

     当然，热潮总归有退去的时候。任何一个剧集带来的流量都是脉冲式的，播出时热度冲高，播完后逐渐回落。关键在于能否把短期的流量沉淀为长期的IP资产。曲江新区给出了一条颇具参考价值的路径：不满足于“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单次引爆，而是持续产出具有历史深度和地域特色的影视作品，从《大秦帝国》到《白鹿原》，从《长安十二时辰》到《羽林卫》，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把“影视陕军”的品牌立住。当这座城市本身成为优质内容的策源地，流量的潮水就变成了灌溉的渠系，有来路，有去处，绵绵不绝。

     说到底，影视剧带动的从来不只是游客数量那根往上蹿的曲线。它带动的是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兵马俑给不了的，是旅游宣传片也拍不出来的。它是一种将虚构缝合进现实的奇妙体验——当你站在老厂区的红砖墙前，站在城墙根下的秦腔声里，站在一碗油泼面的热气中，恍惚间就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主角》里有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一座城的最高境界，大约也不是给游客看，而是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