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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入新，行吟成环：王端诚创作与《诗的格律》百年对话
——纪念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发表一百周年
任雨玲 （北京）
1926年5月13日，闻一多先生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诗的格律》。这篇文献针对新诗初期“诗体大解放”后出现的散文化、非诗化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格律必要论”，并系统阐述了以“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为核心的“三美”理论。文中“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的论断，为其赢得了“格律体新诗之父”的称号，也为中国新诗指明了一条通往形式自觉与艺术精严的道路。
百年新诗史，交织着自由精神与形式规范的博弈与对话。格律化探索虽几经沉浮，却薪火不绝。新世纪以来，在“东方诗风”论坛等平台的推动下，以万龙生先生“三分法”（整齐式、参差式、复合式）为理论核心的格律体新诗创作谱系逐渐明晰。在这一探索群体中，诗人王端诚（微斋）的创作实践尤为厚重且独特。他并非半路出家的新诗作者，而是一位“从古典格律阵营里杀出来的诗人”，在旧体诗词领域深耕四十余年后，于新世纪转向格律体新诗创作，成为一名卓有建树的“两栖诗人”。其诗笔紧随足迹，创作了大量“行吟”诗篇；更以其对“十四行花环体”这一高难度诗体的成功征服与系列化创作，将汉语格律体新诗推向了新的境界。他的创作生涯，堪称与《诗的格律》这篇百年文献进行的一场深入而富有成果的当代对话。
一、根柢与转化：“两栖诗人”的承古化洋之路
王端诚的格律体新诗创作始于一个明确的转折。约在2005年，受挚友万龙生影响，他进入“东方诗风”论坛，自此将创作重心转向格律体新诗。这一转向源于清醒的文体自觉：既深感“旧体终非时代主流”，又对当时新诗界轻视形式、流于散漫的状态心存不满。万龙生先生系统化的“三分法”理论及其揭示的格律体新诗“无限可操作性”，为他打开了一条既能承续中国诗歌格律精神，又能运用现代汉语进行创造性表达的道路。
（一）古典诗学的深度滋养与现代转译
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非但不是负担，反而成为王端诚新诗创作最独特的优势，使其作品从诞生之初便浸透着古典诗学的养分，呈现出鲜明的“承古”特质。
1. 诗境之承：意象营造与意境升华
王端诚作诗极重意象提炼与意境营造，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效果。如其参差式作品《今晨身在此山中》，以“泉奏琴、歌有鸟”、“山依水恋、雾媚云娇”等对仗性意象勾勒庐山灵动之姿，最终在“我思故我存在/物语物也思考”的哲思中，达成物我两忘的古典至高意境。这无疑是对闻一多“绘画的美”的深化与拓展。
2. 诗艺之承：修辞的格律化运用
他娴熟地将古典诗词中常用的对仗、排比、顶真、复沓等修辞手法，有机地织入格律体新诗的肌理。在《伊的当年》这类复合式诗作中，他运用“凹型参差式”与“三步八言整齐式”的结合，并通过“伊把伊的当年”的句首反复，形成一唱三叹的旋律感，既体现了现代格律“节的匀称”，也暗合了《诗经》的复沓传统。
3. 诗律之承：韵式的民族化选择
在押韵方式上，王端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化倾向，大量采用句句押韵、偶句押韵、一韵到底等符合汉语听觉习惯的韵式，自觉疏离西方十四行诗中复杂的交韵、抱韵体系，使其诗歌朗朗上口，易于诵记，接通了民间歌谣的传播血脉。
（二）外来诗体的中国化再造：以十四行诗为例
王端诚“化洋”的典范，集中体现于他对十四行诗（商籁体）的创造性转化上。他尤为偏爱英式“4442”段式，认为其最后两行独立成结，具有“概括、升华”的功用，与汉语律绝“起承转合”中“合”的审美心理深度契合。在《微斋十四行》《汉音商籁集》中，他积极探索“定行、定节、定言、定韵”的创作路径，大量实践每行九言、十言、十一言、四音步的整齐式，作品视觉整饬，节奏均匀。
其《十四行今译宋词》工程更具里程碑意义。该书选取两宋八十阕经典词作，以格律体新诗规范进行“意译”。他并非机械的字句对应，而是如学者许霆所言，“不遗漏原词中独具匠心的形象构思，不改变原词的整体风貌和布局”，依据现代汉语和十四行诗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再创造。经由他的匠心经营，“十四行诗到了王端诚的手中，真正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完美实践了闻一多所倡导的“精神与形体调和”的格律本质。
二、行走与书写：格律在时空维度中的展开
王端诚不仅是一位书斋诗人，更是一位将诗笔与行履紧密结合的“行吟者”。其足迹遍及中国各省，远赴亚、欧、澳、非诸洲。这种宏大的行走经验，是其格律体新诗创作不可或缺的维度，也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一核心命题提供了动态而广阔的检验场。
（一）行吟：格律的试炼与激活
行走意味着诗歌的题材、意象、情感直接来源于流动变化的时空经验。王端诚的实践表明，严谨的格律非但不会束缚表达，反而能在鲜活经验的激发下充满生机。他善于“相体裁衣”，根据所咏对象的风貌与内涵，选择或创造最贴切的格律形式。描绘古城古迹，他常采用节与节严格对称的参差式，以结构的回环呼应历史的厚重；抒写山水灵悟，则多用句式整齐、节奏明快的体式，让语言韵律与自然律动相得益彰。其《阆中古民居品茗夜宿》《姑苏古城剪影》等诗，皆是格律形式与地域文化特征完美融合的范例。
（二）从行吟到“成环”：宏大诗体的内在召唤
持续而广阔的行吟实践，在积累海量素材与磅礴诗思的同时，也内在催生了对与之相匹配的宏大诗体的迫切需求。短小的抒情诗体已难以承载其跨越时空的历史文化沉思与文明对话的雄心。这一创作冲动，直接将他引向了艺术生涯中最具分量的领域——大型“十四行花环体”组诗的创作。
源自欧洲的“花环体”（Wreath of Sonnets），以其极端严谨的环状结构（十五首十四行诗顶针连环），恰好为宏大的行吟诗思提供了理想的容器。王端诚倾力创作的“四大花环”——《秋菊之歌》《世纪之约》《长江之波》《海洋之声》，正是其毕生行吟诗思的终极升华与结构化呈现。“行吟”提供了“环”的血肉内容与精神气象，“花环体”则提供了“成环”的骨骼结构与美学形式，二者共同成就了其“行吟成环”的独特诗学景观。
三、极限与自由：花环体创作与格律建筑的巅峰
在王端诚所有的艺术实践中，“十四行花环体”的创作居于顶峰。这不仅是他个人格律驾驭能力的极致展现，也是汉语格律体新诗挑战世界诗歌高难度形式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标志，更是与闻一多“建筑的美”进行的深度对话。
（一）征服格律的“绝险之境”
花环体堪称格律诗中的“绝险之境”。它要求诗人同时驾驭微观（每一首十四行诗的格律）与宏观（整体环状结构）的双重严谨。王端诚知难而上，将其发展为个人标志性的、成规模的创作体系。“四大花环”题材各异，气象恢宏：《秋菊之歌》借菊咏怀，寄托士大夫人格理想；《世纪之约》演绎跨越百年的爱情史诗；《长江之波》以母亲河为线索编织中华文明画卷；《海洋之声》则试图汇聚人类各大文明的涛声。他将古典的排比、对仗、句句押韵等手法，浑然天成地嵌入这一西方极律之中，实现了格律、修辞、意象、主题的多重统一。
（二）“建筑的美”从形式到精神的升华
闻一多提出的“建筑的美”，主要侧重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视觉形式。王端诚的花环体实践，则将这种“建筑美”提升至结构美学与精神建筑的高度。
在花环体中，“建筑美”不再是外在的“豆腐干”式整齐，而是支撑起整个宏大史诗内容的内在有机架构。顶针连环的结构本身即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历史文化的承续不息、爱情命运的缠绵纠葛、文明波浪的前后相推。集句而成的“尾声”，则是对所有乐章主题的复现与总结。形式深度参与了叙事与抒情，成为意义生成的核心机制之一。例如，《长江之波》以花环之“环”，隐喻长江文明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传承；《海洋之声》以十五个乐章的循环与呼应，模拟全球文明浪潮的起伏互动与共鸣回响。
至此，格律的“脚镣”已全然化为构建精神殿堂的“梁柱”与“拱券”。王端诚以其创作实绩雄辩地证明：在最严苛的形式限制之中，恰恰能迸发出最恢弘、最自由的创造力量。这是对闻一多“戴着脚镣跳舞”理论最生动、最辉煌的当代印证。
四、对话与启示：王端诚实践的诗学意义
站在《诗的格律》发表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审视，王端诚创作道路的意义已超越个人艺术成就，为百年新诗格律化探索中的核心困惑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当代解答。
（一）传统如何成为现代的资源
王端诚作为“两栖诗人”的成功，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非新诗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可供转化、汲养的深厚资源。关键在于“以古入新”的创造性转化——萃取古典诗境、技艺与格律精神的神髓，使之在现代汉语的土壤中获得新生，这为新诗建立与自身伟大传统的血脉联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格律何为自由的翅膀
从“三分法”框架下的灵活运用，到花环体枷锁中的纵横捭阖，王端诚一生的创作都在演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自由真谛。他证明了闻一多的“格律利器论”：严谨的形式规范非但不窒息诗情，反而能激发更精准、更深刻、更具结构张力的诗意表达，有力捍卫了诗歌作为一门精湛语言艺术的尊严。
（三）诗体重建的可行路径
王端诚的成就，是格律体新诗当代探索路径成功的一个缩影。这条路径表现为：在“三分法”共识框架下进行广泛创作实践（形成“共律”），在若干具有潜力的特定诗体（如十四行诗、花环体）上深入钻研并推向极致（形成“格律”雏形），再通过作品的系列化、理论总结与公共传播推动其经典化。王端诚在十四行诗中国化、花环体创作、行吟诗歌推广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正是这条路径上结出的坚实果实。其《汉音商籁集》《微斋十四行》与“四大花环”，已成为格律体新诗趋于成熟、可供研习的标准范本。
五、结束语
“以古入新，行吟成环”，这八个字概括了王端诚先生丰饶而坚韧的创作生命图景。他以古典诗学为深根，扎入现代汉语的沃土；以万里行吟为长卷，铺展格律新诗的江山；以花环巨制为峰峦，构筑起汉语诗歌的精神圣殿。他的艺术生命，是与闻一多先生始于百年前的那场关于诗歌形式尊严的恳切对话的持续而深入的当代续篇。
闻一多先生当年为救治新诗的“散文化”与“畸形”而疾呼格律。今天，以王端诚为代表的新世纪格律体新诗人们，以其扎实而丰硕的创作实绩表明，那粒格律的火种从未熄灭，并在新的时代气候下焕发出蓬勃生机与璀璨光华。他的作品证明，现代汉语完全能够孕育出既深具民族神韵、又充满现代精神的“新律”；他的道路启示，在“诗体大解放”（破）的狂飙之后，自觉地、耐心地致力于“诗体重建”（立），是新诗走向艺术成熟、重获读者心灵共鸣的必由之路。
环，象征着圆满，也象征着循环与不息。王端诚先生以花环体铸就的诗歌巨环，是其个人艺术探险的丰碑，也象征着中国新诗格律化事业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未来。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当我们在《长江之波》的浩荡中聆听历史的深沉回响，在《海洋之声》的交响里感受人类共同的梦想，我们便有理由相信，这场由闻一多开启、由王端诚等一代代诗人接续推进的关于诗律之美的伟大对话，必将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最终迎来汉语诗歌格律与意境双重辉煌的崭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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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龙生. 格律体新诗“三分法”论纲[C]//格律体新诗研究文集. 重庆: 重庆市诗词学会,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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