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体新诗的对称性重整刍议

——纪念闻一多《诗的格律》发表一百周年

  魏锡文（白鹤）

    一直认为，与其他文艺形态相比，诗歌有更多更高的美学元素，就如缪斯是所有神祇中最美的一样。因此，写诗的主要目标就是美的追求、美的创造；读诗就是美的寻觅、美的体验。

   诗歌的美，主要是形式美、思想美、意境美。形式美是颜值，思想美是本质，意境美是品质。

   形式美的主要内容是对称美，广义的对称美包括了格律美和节奏美，它从形式上把诗歌与散文、小说、戏剧和论文区别开来。

  中国诗歌在诗经楚辞时代就已在整体上达到相当的高度。但由于语言和文字的特殊性，就形式美而言，其后的寻觅和拓展体现出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其集中表现在对称性元素的不断融入和深化。历经汉魏六朝，随着对音韵声律的认识和对诗歌本性理解的加深，至唐代中期对称美通过格律的系统化达到高峰。其中七律尤称代表。以杜甫的《登高》为例，其中可检出十种左右的对称要素，从而把中国诗的格律美推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位置。在这个节点上，可以说对称美已达“增之一分则多”的境地。例如，如果进一步让《登高》的首联和末联也保持对仗，或让其第二句以下六句都和第一句保持完全的音步一致和句式同构，那结果会怎样？我们发现随着对称性限制的递增，多样性的减少，整体的呆板凝滞会应声而来，活力和诗味会反而因之有所降低。所以，在唐代近体诗之后，中国诗歌被迫扭转了对称性不断升高的过程，改为掉头向下，逐渐减少对称性的依赖，向增加多样性方向发展。借用一个自然科学术语，就是所谓“对称性破缺”。按自然规律，每当对称性破缺，必有新的物态出现。就像固态对称性破缺会逐渐出现液态、气态，从唐诗对称性高处一路破缺下来，依次出现了宋词元曲等新的诗态，它们都在这种破缺中达到了自己的文化高点，并且极大地扩展了中国诗歌的多样性。福兮祸兮，尔来自有定论。

    更为有趣的是：如果说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歌的对称性应用比重沿上升通道持续了一千多年，那么自唐中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对称性下降通道也延续了一千多年，几乎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到上世纪初期五四运动前后，随着白话诗的兴起，中国诗的传统格律在白话语境的自由诗体中似乎完全失去了存身之地，所有的对称美都被扫地出门。极端的多样性导致了极端的自由度，却是以对称性格律的彻底牺牲为代价的。完全没有格律的诗歌是不是中国诗歌的唯一方向？完全没有对称美的诗歌是不是真能养育出美丽的中国诗坛之花？这道严肃的选择题摆在五四时代的诗人面前。阵营由此裂变，赞成、反对、彷徨，莫衷一是。闻一多先生在中国诗坛的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发表了这篇《诗的格律》，以锐利的目光和沉重的责任感，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文章实质上就是一篇白话诗歌发展方向的宣言。他主张中国新诗应该从格律的零点回归，在古典格律诗词和当代白话自由诗中寻第三种赋存状态，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美学三原则。由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格律体新诗探索之路。只今回首，可以深切体会到，先生所倡导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勒马回缰写旧诗”，像前后七子那样开展一场新的复古运动原路回退，而是要沿着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在白话语境和现代生活中向诗经和楚辞方向重构出一种新的诗态。换言之，就像物质世界不只有高对称性的固态和对称性近乎为零的气态两个极端，还用该有部分保持对称性的液态一样，中国诗歌的世界除了高对称性的格律诗和对称性近乎为零的白话自由诗，还应该有中庸二者优点的新诗体，这种诗体既不以对称性为范本，也不以高自由度为目标，而是一种与液态相似、具有一定对称性、并以流动美为重要特征的赋存态。如果继续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这个过程也应该是一种相变过程，所依赖的是对称性重整或格律重正化。

    按物质世界，重正化要经历一个缓冲阶段，期间需要构建许多必须的对称性关联，并逐步实施运动方式的改变。自由是有边界的，它的边界如何界定，与传统的格律的关联从何而生，诸多矛盾与困难如何化解？一路风云，难以预料。这就是百年诗潮中起伏蹉跎的原因。然而，从诗经到白话自由诗的历史告诉我们，对称性格律对诗歌的规范不是无限的，同样诗的自由化也不是无限的。使对称性和多样性在一定的位置达成某种和谐，是中国诗歌值得追求的形式。既符合诗歌对美对格律的要求，也符合它对自由和多样性的向往，同时还与自然的美与多样性的共存状态相一致，因而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趋势性。

    气态的物质运动是以无序和扩张为主，自由体新诗诗也以无序跳跃和扩张为主要特征，主张诗无定型，型无定态，态无定韵。闻一多先生由此出发，早在100年前的新诗幼年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发表了《诗的格律》宏文，提出新诗格律建设方向，功莫大焉。由此出发的回归重整，应首先确定可行的边界，选择可回归的对称格律。让变中有定，动中有静，静中有韵，这似乎是是一个可能的起点。以诗韵为例，诗韵就是平移的对称性，是韵脚的重复节奏。平移就是对称操作，就是动，韵脚不变就是复原，就是变化中的不变性，就是静，是对称。恢复诗韵就是确定韵的自由边界，是从无韵到有韵的对称性重整。这里用“重整”一词而不用“回归”，是因不是要退回到平水韵的统治地位，而是以更宽泛的白话拼音诗韵为主；也不是要退回到律诗的一韵到底，而是采用可变韵或转韵，还可平仄通押，类似诗经楚辞古风。这个问题似乎已大体一致。但换韵的频率如何界定，新韵与通韵是否需要区别等等问题还需讨论。这还只是举例，事实上还有大量更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探索研究，甚至不断重整，不断试错。如宏观的诗体构建、诗观开拓、对称性的系统选择和规则设置、边界条件的设立等；介观上的段落规范、节奏流动、句型调制，音步同态等；以及微观方法上的循环分型、集束衍生、排比迭代、螺旋重复、递进伸延等。诸多问题会不断发现不断产生。一种新诗体的确立从来都不是一个短期问题：百年儿童，千年青壮，需要多少代人的坚持和努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万龙生、王端诚为代表的一批重庆诗人，响应闻一多先生百年宣言的号召，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联合海内其他诗友，重新推动了格律体新诗的进程，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他们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努力，不仅应该认真研究、总结和交流发展，也使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闻一多先生《诗的韵律》发表一百周年，有了充分的现实意义和必要的底气。

   在当代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中，无论从创作的时间维度、还是从经历、数量、品类及特色诸方面看，王端诚先生的格律体新诗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他的作品，入情、入味、入律，三位一体，追求不懈。读他的诗，似乎总有深情在设定的节律上跳动，有性灵在特定的意像中旅行穿越。至于韵律的宽松取向、语言的准确凝练，意像的朦胧深远和意境的曲径通幽方面，都不难从中找到作者自己的风格解析，从而在对称性与多样性共存，心潮与诗潮的同步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值得借鉴学习。

   百年树人，千年树诗。历史不会忘记，前进没有终点，努力不会白费。在纪念闻一多先生《诗的韵律》发表一百周年之际，相信汉语格律体新诗一定会再次出发，创写出更多更美的作品，迎来更加重要也更加辉煌的下一个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