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老子考
杂文/李含辛
孔丘叫孔子，墨翟叫墨子，孟轲叫孟子——先秦诸子的尊称，大体遵循着“氏+子”的惯例，像一排码得整整齐齐的棋子。偏生轮到李耳，这规矩就拐了个弯。他不叫“李子”，却叫“老子”。一颗甜腻腻的果子名，硬生生被换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尊称，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没年轻过。
这事儿，古人也纳闷。于是编出了许多荒诞又可爱的故事来填补空白。
北宋道士贾善翔在《高道传》里说得有鼻子有眼：老子的母亲在河边洗衣，又渴又累，忽见河面漂来一枚黄澄澄的李子，捞起来吃了，便有了身孕。寻常妇人怀胎十月即产，这位母亲却足足怀了八十一年。最后从左腋下剖出一个孩儿——白发、白眉、白须，活脱脱一个小老头。这孩子一落地就会说话，指着院子里的李树说：“李，就是我的姓。”于是，“老子”的称呼就这么叫开了。这故事荒诞得可爱，怀孕八十一年，别说在古代，就是搁在今天，母亲也早成了活化石。但古人偏就爱信这个——仿佛只有违背常理的开场，才配得上写出《道德经》的智慧。
另一些学者则抛开了神仙故事，从古文字和姓氏源流里寻找蛛丝马迹。古文字学家唐兰曾指出，先秦典籍里压根没提过老子姓李。在《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这些更早的文献中，他的名号始终是“老聃”。“聃”是耳朵长大的意思，古人认为大耳是福寿的象征。而老聃之“老”，很可能本就是他的氏。郭沫若就持此说，认为“老子就是老聃，本是秦以前人的定论”。《风俗通》记载颛顼之子老童之后有老姓，《左传》里有宋国大夫老佐，可见周朝确有老氏的存在。
那么李姓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近代学者高亨在《老子正诂》中给出一个巧妙的解释：“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原来在古音中，“老”与“李”读音相近，喊着喊着就变了味。再者，老子的小名叫“狸儿”，与“李耳”音近，民间传来传去便成了他的大名。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郑重记下“姓李氏，名耳，字聃”，李姓便借着正史的权威扎下了根。再后来，唐朝皇室追认老子为始祖，天子的金口玉言一锤定音，谁还敢说老子不姓李？
不过，还有更朴素的一种解释藏在古人对“老”字的偏爱里。《礼记》注中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孔子见了他都惊叹“其犹龙邪”。在一个人均寿命不过三十岁的时代，活过一百岁已是神话般的存在。“老”字冠在头上，是对长寿的敬仰，更是对智慧的臣服。
孔子曾专程去向老子问礼。回来后，这位儒家圣人沉默了三日，弟子们问他见了什么，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能让孔子叹为神龙的人，岂是寻常的“某子”二字可以框得住的？称他“老子”，恰如称那位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为“老彭”——不是姓氏，是一种超越了名号的尊崇。
然而还有一种更直接、更入世的说法：“李子”这名字太过家常，和水果同名，喊起来像是在叫卖货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庄周梦蝶，墨翟非攻——这些尊称念出来，都带着正襟危坐的庄严。偏生“李子”一出口，就滑进了瓜果市场的喧嚷里，哪里配得上这位骑青牛、出函谷、著五千言的道家宗师？与其顶着一个果名被后人调笑，倒不如一个“老”字，端重而沧桑，像村口老槐树下那位沉默的长者，话虽不多，每一句都藏着岁月的分量。
其实，老子自己恐怕根本不在乎这一声称呼。他是做过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人，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满屋子的竹简典籍被他翻了个遍，看尽了王朝兴衰、人事代谢。后来厌倦了，便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史记》记载，关令尹喜望见紫气东来，知是圣人将至，便拦下老子，非要他留下著作才肯放行。老子不得已，挥笔写下五千余言，便是那部震古烁今的《道德经》。写完之后，他出关而去，“莫知其所终”。连去向都不肯留下的隐者，哪里会在意后人叫他“李子”还是“老子”？
《道德经》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老子看来，真正的道是超越语言的，名字不过是人为贴上的标签，执着于名相，便是舍本逐末。他一生讲“无为”，讲“不争”，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连自己的形状都可以放弃，一个称呼又算得了什么。
倒是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揪着一个“老”字不放，翻遍典籍、编出神话、考证音韵，非要把这桩两千多年的公案掰扯清楚。可在这些争论之间，《道德经》依然安静地躺在案头，字字如刀，切开时间的硬壳，直抵人心的柔软处。那句“上善若水”，依然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名字有什么要紧呢？孔丘也好，李耳也罢，孔子也好，老子也罢——当他们消逝在历史的烟尘里，留下的思想却活成了江水，活成了清风，活成了每一个寻常日子里不动声色的智慧。老子不叫李子，这本身就挺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不管他叫什么，他都活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那个骑着青牛、白发飘飘的影子——远远地，朝着函谷关外走去，背影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