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进
从我突然晕厥倒地又瞬间苏醒的那一刻起,我实际上已开启了第二次生命。此后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奇迹。——题记
2018年8月26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我从小南门四府街的办公室出来,走到甜水井街公交车站牌下,一边等车,一边看手机。眼见一辆自己要乘的公交车驶了过来,我便朝路边稍稍挪了一步,准备上车。
就在这时,突然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身体不受控制地斜着倒了下去。
其时,公交车已经进站。司机踩下刹车的同时,摔倒的我,左边身子已撞蹭到了车身下部——第二天才发现,左肩头青了一大片。也就是这么一撞,我竟恢复了意识,发现左手里握着的手机还没有脱手,而右手提着的纸袋子却已摔破,里面装的东西散落了一地。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周围等车的人都惊着了。我听见有人说:“这人咋了?好危险!”
我咬着牙,挣扎着慢慢坐起身来。
这时,公交车司机也从车后绕了过来,带着几分担心问:“与我车没关系吧?”
我费力地朝他摆摆手,示意他把车开走。
公交车缓缓驶离。我用手撑着地面,一点点把身体挪到路边,顺势坐下。这时,心慌、气短的感觉上来了,但似乎还勉强撑得住。有人帮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东西,装进那只摔破的袋子里,递还给我。
一个小伙子关切地问:“叔,要紧不?送你去医院吧?”
另一位年纪大些的女士也说:“要不要给你家里打个电话?”
我摇摇手,说:“谢谢!我歇一会儿。”
人们渐渐散开了。我这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下一步,该是去医院了。可去医院看病,需要身份证和医疗卡,而这两样东西,都放在四府街的办公室里。
四府街和甜水井街本来就挨着,两条街都是南北走向,中间由东西走向的五星街连通。我在路边坐了十几分钟,心慌气短稍稍缓解了一点,便试着慢慢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挪了挪脚步——还好,双腿虽有些发软,却还能勉强行走。于是,我便颤颤巍巍地绕过十字路口,沿着五星街,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这段路大约三百米。我艰难地走了两百米左右,到了五星街与四府街交叉口“人人居”酒店门前时,腿又软了。尤其是右腿右脚,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几乎迈不动步。我拼着力气支撑身体,不让自己再次倒下去。幸好,酒店门前停着一辆面包车,我便伸手扶住车身,咬着牙,一点一点往前挪,终于挪到酒店门前的台阶旁,缓缓坐下。
这时,得打电话了。
第一个电话,我打给了妹妹。接通后,我问她在哪里。她说,正和妹夫在青海旅游。我便告诉她:“我刚才突然晕倒了,这会儿腿软得走不动了。”
妹妹一听也慌了,连忙安慰我:“哥,你心里别吃力,我马上打电话找朋友……”
接着,我又给弟弟隆和朋友文阁打了电话。他们都让我稍等,说马上搭车过来。
就在这时候,我喘了喘气,把右腿伸了伸——哎,好像又有感觉了。我试着站起身,轻轻迈了一步——哎,好像又能走了。于是,就这样慢慢地,一步一步挪向西安日报社综合楼。上了二楼,掏出钥匙,打开门,进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工作的地方——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办公室。
我坐在椅子上,还有些喘。妹妹的电话这时又打了过来,说已经联系到在报社对面不远处开房屋中介门市的杨师,人马上就到。妹夫也在电话里叮嘱我,赶紧把阿司匹林一次吃四片,以缓解症状。于是,我拿起桌上的小药瓶,倒出四粒25毫克的阿司匹林,就着温水吞了下去。
刚放下水杯,门外便有人叫我的名字——好友文阁来了。我起身开门,将他迎进屋里。刚落座,门外又传来一声“哥”——隆弟也到了。紧接着,杨师也匆匆赶来,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士。
我把发病的经过简单说了说,便对杨师道:“谢谢你啊,去医院,有朋友和我弟陪着就行了。”
几个人一同出门下楼,在路边拦出租车。眼见过去一辆又一辆,车上都有乘客。于是便商量着,走到小南门外去打车。文阁问我行不行,我说还行。
到了小南门外,依旧打不到出租车。这时,一辆6路公交车开了过来。我说:“咱们坐公交吧。”
于是便上了车。车上没有座位。三站路后,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到了位于黄雁村十字西南角的陕西省人民医院。
未完待续:进了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次晕倒远非一般性的偶发不适,而是一场逼近生死边缘的大病开端。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