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的思考与初醒》

文/昆良

丙午年初夏

昨日是阳历五月第二个周日，日历上标注着“母亲节”。我原想写点什么，献给母亲。却又在查考中才恍然，我们中国自己的父亲节是农历三月初三，母亲节是六月初六，重阳是九月初九。一时间，原本的念头有些无所适从。而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三十七年前——那个公元纪年尚是“昨日”，农历节气却很近的年份，1989。

那一年八月，我领着一支五十多人的测绘队伍，从杭州转战至贵州遵义的正安县。从贵阳到遵义的绿皮火车上，我们刚经历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同事的钱被偷了，我那时不知哪来的劲，竟一把将那小偷拽了回来。到了正安，才真切体会了何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山路窄得只容一车，会车要找弯；行人见车来了，反倒先向我们道歉。我们住进当地农校腾空的宿舍，任务是为这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搞测量的人，跋山涉水本是常事，但这里的山形地貌却让我们生生畏惧。人手分散开，每人胸前挎包里装着的航空摄影照片，是国家机密。我们定下规矩：必须依靠当地，必须有人陪同。于是，一个村一个村交接，一段路一段路护送，防迷路，防野狗，更是为了肩头的这份责任。

山里的日子，最难熬的竟是跳蚤。住在老乡家，起初整夜难眠。后来我想起些医理，买了大把的虎头牌清凉油和仙水牌风油精，睡前往被子里一撒一抹，竟真得了安睡。一位年轻同事突发哮喘，我和医生带着药，徒步四十多里山路赶去，见他无碍才松了口气。

那时验收调绘成果，我常跟着年长的项显荣工程师，一步步重走他们走过的山路。有一次，一个绰号“萝卜干”的组长，干完活急着回城，看见一辆运煤的货车，像猴儿一样蹿了上去。我不知怎的，心头一紧，几乎是严厉地吼他下来。他老大不情愿，被我硬留下吃晚饭。那晚饭简单，米饭里掺着苞谷粉，筷子夹菜前，要在八仙桌上敲一敲，抖落饭粒。吃到一半，消息传来，那辆煤车翻下了山沟。“萝卜干”听了，跑到隔壁买来一瓶白酒，一个劲地说：“队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晚的酒，格外浓烈，也格外苦涩。

而最令我至今想起仍觉玄妙的，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一晚，大伙都去看录像了，我一个人在寝室看书。七点多，门轴轻响，一个黑影飘了进来。我全身像被定住，意识却异常清明。那影子绕过床铺，投在我侧面的白墙上，渐渐幻化出母亲的轮廓，对我絮絮低语，满是关切，嘱我平安。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应了她，只记得那影子又沿着原路，随着“吱呀”一声门响，消失了。人，这才又能动了。

半月后我才得知，就在那晚，就在那一刻之后不久，母亲在湖南醴陵，乘坐的客车翻入了山沟。车子翻滚的刹那，瘦小的她被甩出车窗，却毫发无伤地落在草甸上，眼看着车坠入更深的山涧。她爬起来，一只鞋掉了，找回来，然后去救人，还帮着给伤者包扎。同车的姨妈，却摔断了几根肋骨。

母子之间，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吗？隔着千山万水，能在危难时刻，传来一声无声的呼喊？我无法解释，却深深敬畏。后来有次去湖南，我无意间走到了南岳衡山的庙宇，默默往功德箱里放了二百元钱。不为别的，只为心中那份无法言说的感念。

年底，工作结束。我们刚整理好所有资料打包上车，一场大暴风雪便在身后不足百公里处追赶而来。我们的车，在山路上与风雪赛跑，终于平安抵达遵义。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不敢全体合眼，轮流值班守护成果。半夜，一伙人上车，与我攀谈，递来当时极好的红梅烟。我不敢接，邻座的年轻同事接了。待到湖南境内，那些人消失无踪，隔壁车厢便传来惊呼：钱被偷了，东西被劫了……那是当时横行于黔湘铁路线上的“飞车党”，趁着坡陡车慢，得手便跳窗而去。我们面面相觑，庆幸的沉默中，又觉出一丝后怕。

三十七年了。从绿皮车到高铁，从迷雾深山到信息坦途，世界早已变了样。母亲如今已年高，却仍耳聪目明，身体无恙。我想，这或许是那次磨难后，她对生命有了更豁达的领受。

昨天，我本想兴师动众，携家带口陪母亲过个“母亲节”，却又因这舶来的日子与传统的考据，因家中琐事而打消了念头。可当我回望三十七年前的这条长路，从江西到贵州，从暴风雪到火车夜行，从母亲的险境到那堵白墙上的幻影……我忽然明白了。真正的“母亲节”，何需拘泥于哪一天？

它在我徒步四十里山路救人的那个下午，在我强留“萝卜干”吃下的那顿粗饭里，在我深夜于白墙之上见到母亲幻影的那个瞬间，更在我此刻平安写下这些文字，而她，仍在故乡安好的每一刻。

这，便是为人子者，最珍贵的节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