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地方，河南豫东平原，一马平川，想找个坡都难，更别说土山了。地是平的，天是圆的，人走在里头，像掉进了一口大锅。五月了，天暖了。院子里的石榴树冒了新芽，嫩红的，亮亮的，像谁在枝头上点了一簇一簇的火苗。风一吹，那些火苗就晃，晃得人心也跟着软了。往年这时候，母亲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树底下，看书。她看的总是那本书，《红楼梦》。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多少遍了，还在看。书皮磨破了，她用牛皮纸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四个角还用浆糊粘住了，怕翘起来。书角卷了，她用手捋平，捋不平就压，压在枕头底下，压一夜，第二天就平了。有一页被她不小心撕了个口子，她用透明胶粘上，粘得细细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她把书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个活的物件，怕它疼，怕它冷，怕它受委屈。

       我小时候不懂，一本书，翻来覆去地看，有什么意思？问她，她也不多解释，就说，等你大了就懂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摸着书皮，像是在摸一个人。手指头从书皮上划过去，慢慢地，轻轻地，从这头划到那头，再从那头划回来。我那时候不懂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后来懂了。那不是摸书，是摸一个人。那个人不在跟前了，可他在这本书里头。书在，他就在。摸着书，就是摸着他。

       母亲念过书，念到初中。在她那个年纪，在我们豫东平原的农村，能念到初中的女子不多。她聪明，心算快，一笔字写得比男人还硬气。可她后来不念了，不是不想念，是家里供不起。她上头有哥哥和姐姐，底下有妹妹，家里的钱只够供男孩念书。她就回来了，回来种地，回来喂猪，回来帮着姥姥做饭洗衣裳。她不抱怨，可她把那本《红楼梦》带回来了。那是她从学校带回来的唯一一样东西。班主任送她的，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说，你爱看书，这本给你，留着看。她就留着了。留了一辈子。

       我爸是隔壁村的，姓程，叫程怀耐，乳名叫闺女。家里弟兄两个，还有两个姐姐，他是老大。媒人来说亲的时候，我妈什么条件都没提，就说了一句话：他家有书没有？媒人愣了，说，书？啥书？我妈说，啥书都行。媒人回去传了话，我爸翻箱倒柜，找出来一本《石头记》，上中下三册，缺了下册。我妈嫁过来的时候，把那本《红楼梦》抱在怀里，跟抱着个孩子似的。我奶奶说，这媳妇，娶着了，知道过日子。我妈不吭声，光笑。那笑里头有东西，说不清，就觉得好看。后来我爸又买了一套完整的《红楼梦》，就是她一直看的那本。那本缺了下册的《石头记》，我妈收起来了，压在箱底，说是不舍得看。不舍得看是假话，是那个人买的，看了就没了。

      我七岁那年的麦天，父亲走了。肝癌，晚期。从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他走的时候，我还不太懂什么叫死。我只记得家里来了好多人，院子都站满了，村东头的、村西头的、隔壁村的，都来了。有人哭，有人叹气，有人拉着我妈的手说，你可要挺住啊。母亲没哭，就坐在那儿，抱着那本《红楼梦》，不撒手。她坐在炕沿上，背挺得直直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有人叫她，她不应。有人拉她，她不动。她就那么坐着，抱着那本书，像抱着一个人。后来人都散了，她还坐在那儿。我走过去，拉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我说，妈，你别难过了。她看着我说，我不难过，你爸去书里了。

       我不懂，可我不敢问。

       她翻开书，指着里头的人说，这是你爸，他在里头，不会走了。我知道那不是我爸，可我不敢说。我说，哦。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看那个不是我爸的爸。那一眼我记到现在。那一眼里有东西，像是一句话，又不像是一句话。像是她知道我知道那不是我爸，可她还是要跟我说那是。她不是骗我，她是在骗她自己。骗自己说，他没走，他还在，就在这本书里头，翻几页就能看见。

      后来的日子，母亲一个人过。她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喂鸡，一个人喂牛，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衣，一个人供我们姊妹四个念书。我上头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四个孩子，都张着嘴等着吃，都伸着手等着穿。她从不叫苦，从不抱怨。地里刨食，一颗汗珠子摔八瓣。夏天割麦，天不亮就下地，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秋天掰玉米，钻到地里头，玉米叶子拉得胳膊上一道一道的血印子，她也不吭声。累了，就坐下来，在地头翻几页《红楼梦》。翻着翻着，就不累了。她说不累是假的，可翻几页书，心里头就好受了。好受了，就能接着干。她说，这书里有药，吃了就不苦了。我不信，可我也不说。我知道她说的苦，不是地里的苦，不是手上的苦，是心里的苦。心里的苦，只有这书能治。

       那些年里，她把那本书翻了多少遍，数不清了。书皮换了又换，书页补了又补，可她舍不得换新的。我说，妈，我给你买本新的吧。她说，不要。我说书都破了，该换了。她说，这本是你爸买的，换了就不是了。我就不说了。我知道她说的不是书，是那个买书的人。那人走了，书还在。书在，他就在。换了书，他就不在了。

       母亲年轻时候好看。村里人都这么说。我没见过，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年轻了。她脸上有皱纹，手上有茧子，头发花白。可她好看，不是那种好看，是耐看。你看着她，觉得心里头安静，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那股气在她身上，不急不躁的，稳稳的。她说话慢，走路慢，做什么都慢。不是慢，是稳。她稳稳当当地过了那么多年，把苦日子过成了甜的，把甜日子过成了平常的。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她觉得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一天地过，一年一年地过，过到哪儿算哪儿。

       我小时候淘气，上树掏鸟窝，摔下来，胳膊肘磕破了，血流了一袖子。我哭着跑回家，母亲正在灶屋里做饭。她看了我一眼，没说啥，放下手里的锅铲，从柜子里翻出白布条子，蘸了酒，给我擦。酒蜇得我嗷嗷叫，她也不停手，擦干净了，缠上布条子，打了个结。然后她就蹲下来，看着我，说，疼不疼？我说疼。她说，疼就对了，长记性。说完站起来，接着做饭去了。我蹲在灶屋门口，看她往锅里头下面条，面条在锅里翻着，冒着白气。她瘦，肩膀窄窄的，围裙系在腰上，往后头看了我一眼，说，还蹲那儿干啥，进来吃饭。我就进去了。那碗面条，里头卧了个荷包蛋，蛋是圆的，蛋黄没散，咬一口，黄汤流出来。我吃了，就不疼了。

       我哥大我五岁，我姐大我四岁，我弟小我四岁。我们四个，一个比一个能折腾。我哥十三岁就不念书了，跟着村里人去周口打工，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十五块钱，寄回来十块。我姐念到高中，没考上大学，回来帮母亲种地，后来嫁到周口去了，一年回来两三回。我弟不爱念书，爱捣鼓机器，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缝纫机，全让他拆了，拆了还能装上，装上还能用。母亲不管我们，由着我们去。她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强求不来。可她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偷，不能抢，不能干丢人的事。谁犯了，她不管是谁，拿扫帚疙瘩就打，打完了，自己哭。哭完了，该做饭做饭，该下地下地。我们后来都怕她哭。她哭起来没声音，就坐在那儿，眼泪往下掉，一滴一滴的，砸在地上，砸得人心里头一揪一揪的。

       母亲每次看见我在写，就轻轻地走开，怕打扰我。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带得轻轻的，不响。有时候她会端一杯水进来，放在桌角，看我一眼，又轻轻地出去了。那一眼里没有话，可我知道她在说，写吧，写完了歇歇。我写完了，出去跟她说话。她不问我写了什么，也不问我写得好不好。她就问我饿不饿，冷不冷，累不累。我说不饿，不冷，不累。她说，那就好。说完又去忙她的了。她忙的永远都是那些事，做饭，洗衣，扫地，喂牛，喂鸡。一辈子也忙不完，可她从来不抱怨。她觉得自己就该忙这些，忙着忙着，就把一辈子忙完了。

       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晚上，在院子里乘凉。她摇着蒲扇，给我赶蚊子。我躺在青竹条凉席上，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就那么躺着，听着扇子的风声，一下一下的，慢悠悠的。那声音我记了这么多年，还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写不出来，就闭上眼睛，听那风声。听着听着，心就静了。静了，字就出来了。那些字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她摇出来的。她摇了那么多年，把那些字从我心里头摇出来了。摇出来了，我就写下来了。写下来了，她就在那些字里头，活着的，稳稳的，不急不躁的。

       有一年冬天，我回去看她。天冷，院子里的石榴树光秃秃的，枝子冻得发黑。她坐在屋里，就着炉火看那本《红楼梦》。炉火烧得旺，屋里暖烘烘的。我推门进去，她抬头看我，笑了一下，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她说，冷吧？赶紧上床，床热乎着。我脱了鞋，爬上床，把手伸进被子底下。被窝里热乎，是母亲趁天晴晒的被子。她坐在床沿上，接着看书。我看她，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更深了，可她看书的样子没变，还是低着头，眯着眼，嘴角有一点笑。那笑，不是笑什么，是进去了，进到书里了，跟那些人在一块儿，过他们的日子了。她在那儿头，不怕了，不苦了，不累了。我躺在床上，听着她翻书的声音，沙沙的，一下一下的，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盖着棉袄，她的棉袄。她穿着毛衣，坐在那儿，还在看。我说，妈，你不冷？她说，不冷，炉火旺着呢。炉火旺不旺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她把棉袄盖在我身上了，她自己穿着毛衣。毛衣是旧的，胳膊肘那儿磨得起了球。

       母亲对文字有一种敬畏。她看我写字，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事。她从来不碰我的稿纸，怕弄脏了。她也从来不问我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她觉得那些字是有重量的，不是她该碰的。有一次，我拿一本发表了我文章的杂志给她看，指给她看我的名字。她看了一会儿，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她笑了一下，把杂志放下，说，好。就一个字。那个“好”字，比什么奖都重。我得了很多奖，可没有一个奖能比得上她那个“好”字。那个字不是评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在她心里头长了那么多年，长到那一天，冒出来了。冒出来了，我就知道，我没白写。

       我后来大了，出去了，念书，工作，写东西。母亲一个人在家，还是种地，喂牛，喂鸡，做饭，洗衣。累了，还是坐下来，翻那本《红楼梦》。我不常回去，回去的时候，看见她在树底下看书，太阳照着她，她的头发白了，背驼了，脸上的褶子深了。可她看书的样子，跟从前一样，低着头，眯着眼，嘴角有一点笑。那笑，不是笑什么，是进去了，进到书里了，跟那些人在一块儿，过他们的日子了。她在那儿头，不怕了，不苦了，不累了。我站在门口，看她。看了一会儿，她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她说，吃饭了没？我说，还没。她就站起来，把书放下，拍拍身上的土，进屋给我做饭去了。她做的饭，还是那个味儿，咸了淡了的，都好吃。不是好吃，是暖和。吃了，心里头就暖了。暖了，就不想走了。不想走也得走。走了，下次回来，她还在。还在树底下看书，还在等我回来。

       两年前的冬天，母亲走了。

       走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那本《红楼梦》。书翻到哪一页，我不知道。我没敢看。我怕看见那一页，就再也翻不过去了。我把书收起来，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我不敢翻，不敢看，不敢碰。我怕我一碰，她就真的走了。可我知道她已经走了。走了就是走了，不会因为你不翻那本书就回来。

       那几天，天阴着，下着小雪。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了，化成一摊一摊的水。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子冻得发黑。我站在窗前，看着外头的雪，看着那棵树，看着那些化不开的水。心里头空落落的，像有什么东西被掏走了。掏走了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你就得接着过。接着过，你就不能老想着那个被掏走的东西。可你不想，它也在那儿。在那儿，你就过不好。过不好也得过。日子不等人。你不等它，它也不等你。

       母亲走了之后，我翻开那本《红楼梦》。从箱子底下把那本缺了下册的《石头记》也翻出来了。两本书，一本旧的，一本更旧的。旧的那本，是我爸买的，纸都黄了，边角都脆了。我翻开，里头有字，是我爸写的。写的是：给殷素芝。殷素芝是我妈的名字。就三个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我看了半天，想笑，又想哭。他那时候年轻，大字不识几个，写字跟画画似的。可他就那么写了，写在这本书上，给她。她知道他在上头写了字吗？知道。她知道的。她看了多少遍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她不说，她留着，跟这本书一起留着。

       天晴了。院子里的石榴树又冒了新芽，比去年更密了。我搬个小凳子，坐在树底下，拿着那本《红楼梦》。书皮还是牛皮纸包的，角还是卷的，那一页还是透明胶粘的。我翻开，翻到第一页，翻到第二页，翻到第三页。翻着翻着，就翻到母亲常看的那一页了。那一页，有个字被她用铅笔圈了。什么字？是一个“痴”字。她圈这个字干什么？我看了半天，想不明白。后来想，也许她觉得这个字像一个人。像谁？像她自己。像那个一辈子痴迷一本书的人，像那个一辈子等待一个人的人，像那个把日子过成了书又把书过成了日子的人。

       她把那个字圈起来，也许是想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什么？告诉我说，这一辈子，做个痴人也好。痴了，就不计较得失了。痴了，就不怕苦不怕累了。痴了，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她把那个字留在那儿，留了那么多年，等我来看。我来了，看见了。看见了，就懂了。懂了，就晚了。晚了，也比不懂强。

       我坐了一下午。坐到太阳偏西，坐到树影子拉长了，坐到那只花猫从墙头跳下来，蹲在我脚边，喵了一声。我摸着猫，猫眯着眼，打着呼噜。呼噜声一下一下的，像母亲当年纳鞋底的声音，像她翻书的声音，像她轻声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混成了一团气，暖烘烘的，裹着我，像那年冬天，她把我冰凉的手揣进她怀里的那一刻。那一刻，她的手也是凉的，怀里是热的。热得我想哭，没哭。不能哭，哭了她就更苦了。

       母亲节那天。我想写点什么给她，可写了又划了，划了又写。写不出来。不是没话说，是太多了，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后来我不写了，就坐着，想着她。想着她年轻时候的样子，想着她纳鞋底的声音，想着她端水进来放在桌角的样子，想着她说的那个“好”字。想着想着，天就黑了。黑了，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头。天黑了，可我知道，她在。她在那个我看不见的地方，还在那儿，慢慢地走着。她不急，我也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窗外的风停了，树不摇了。我回到桌前，拿起笔，写下这几个字：妈，我想你了。写完了，放下笔。那六个字躺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像小时候她教我写的那些字。那时候她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写，写坏了重来，写好了，她说，好。就一个字。那个“好”字，我记了一辈子。

       天快黑了。我把那本书抱在怀里，进屋。屋里黑着，没开灯。我摸着黑，把书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放好了，站了一会儿。站了多久，不知道。就觉着黑里头有人，在看书，翻着书页，沙沙的，轻轻的，像风吹过麦地。我听着那声音，听了很久。听着听着，就不觉得是书响了，是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说，别惦记我，我在这儿，在书里，在你心里头。你走多远，我都在。你在哪儿，我就在。你活着，我就没死。

       我在黑里头站着，站着站着，泪就下来了。不是哭，是泪。泪流到嘴角，咸的，涩的，跟那年冬天揣在母亲怀里的暖不一样。暖是她的，咸是我的。我擦了一把，又流下来了。擦不完，就不擦了。流着吧，流完了，就轻了。轻了，就能接着走。走不动了，就坐下来，翻开那本书，看那个“痴”字。看见了，就笑了。笑了，就不苦了。不苦了，就坐在这儿，等天黑，等天亮，等那个在书里、在心里头、在我闭上眼就能看见的人。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棵石榴树，看了很久。石榴树还在，比她活得长。树底下那个凳子还在，她坐过的，磨得光光的。我把手放在凳子上，木头是凉的，可摸着摸着，就热了。热了，就觉得她还在，坐在树底下，低着头，翻着书。太阳照着母亲，她的头发白了，背驼了，脸上的褶子深了。可她看书的样子，没变。还是那个样子，跟从前一样。

       我转过身，把门带上，带得轻轻的，不响。像她当年怕打扰我写字那样，轻轻地，不响。

       门关上了，屋里黑了。我站在黑里头，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像母亲当年纳鞋底的声音。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来，又往很远的地方去了。它去了哪儿，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它不会丢。它在我这儿，在我心里头，在我往后所有的日子里。它陪着我，像她陪着我一样，不急不躁，稳稳当当。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着那支笔。笔还是那支笔，用了好些年了，笔杆上的漆磨掉了，露出底下的铁。铁是凉的，可摸着摸着，就热了。热了，就能写了。写了，她就活了。

       我从屋里出来，走到石榴树底下。站了一会儿，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片去年的落叶。叶子枯了，碎了，一捏就成末了。我把末子撒在树根上，让它回去。回去，再长出来。长出来，就是新的。新的叶子上，有她的影子。旧的树根底下，有她的日子。一辈一辈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人走了，树还在。树死了，根还在。根烂了，土还在。土在，人就还在这片地上，走不远。

       风又起来了。石榴树的新芽在风里颤，像在招手。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些新芽，看着看着，就觉得那不是新芽，是手。是母亲的手，在跟我招手。说，走吧，走吧，忙你的去。忙完了，回来看看我就行。

       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树还在。风还在。太阳还在。她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