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的外交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则徐在广州开始严禁鸦片，因而引起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对外作战。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府办了整一百年的外交，士大夫关于外交也发了一百年的议论。百年的时间，就是在民族历史上，也不能算短。我们应该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我们这个国家是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自宋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最近这百年并不是例外。无论我们是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还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诉、文祥、 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 张作霖及当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国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

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初期的外交家最受时人的非议和后世的不谅解者莫过于琦善。因为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春与英国人订了《穿鼻草约》，时人说他是汉奸。

其实琦善不但是爱国者，而且是当时见解比较明白的一个人。自从故宫博物院发表《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以后，学者才知道琦善受冤屈之深。他与英国代表义律所订的《穿鼻草约》比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有利于我国多了。

英国政府认为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加以革职处分。琦善体察中英的形势，决定《穿鼻草约》是当时我国外交所能得的最优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