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川

1993年的夏天，我曾在西安参加《女友》杂志社举办的一次笔会。那几天，贾平凹的《废都》刚刚上市，城里到处都在传这本书。会场上人人都在谈论它，有人拍着桌子说“了不得”，有人压低声音问“那个删节号到底删了什么”。我还记得，诗人汪国真和文友洪烛也在场，笔会间隙我们一同挤进街边的小书摊，在堆得歪歪斜斜的书垛前各抢到了一本。那种迫不及待撕开塑封、翻到那些著名“□□□”时的惊愕与好奇，至今历历在目。后来我才明白，那一瞬间我抢到的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本焦虑。

那本布满方框的《废都》，我保存了很多年。但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方框越来越像一道挠不到的痒处。它们围成的空白区域，像黑洞一样吞噬着我的好奇心——里面到底是什么？谁删的？原稿上真有字吗？这些问题纠缠了我将近十年。

直到2019年夏天，我在香港的一家二楼书店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完整版”。那是一本新加坡某家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封面是硬壳的，内容确实用彩色的文字填满了我记忆中《废都》里的“ □□□”。老板在书的旁边赫然写着“未删节全本”几个字。我几乎是哆嗦着翻到记忆中那些最密集的□□□处——然后愣住了。

那些曾经被方框遮盖的文字，原来是这样。

没有惊艳。没有石破天惊。那些性描写的段落，平铺直叙，甚至有些笨拙和重复。庄之蝶与唐宛儿、阿灿之间的身体纠缠，写出来之后反而失去了方框时期那种神秘的美感。我像是一个偷看了谜底的观众，发现魔术师的机关不过是一面最普通的镜子。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那些方框之所以有力量，恰恰是因为它们是空的。真正的“废都”，不是书里被删掉的那些字，而是那些方框所撑开的、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完整版没有解我的惑，反而让我彻底明白了——方框才是主角。

一、“此处删去若干字”的诞生

1993年上半年，《废都》在《十月》杂志连载，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一版，首印50万册。书一面世便洛阳纸贵，读者连夜排队抢购，出版社甚至卖出版型让六七家出版社同时印行，“二级经销商”每家的起印数都高达10万册。当时的贾平凹已是文坛知名作家，但从未被如此狂热地追捧过——当然，也从未被如此猛烈地批判过。

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作家庄之蝶——一个早已功成名就却深陷精神危机的文坛名流。他写不出好作品，迷茫颓废，周旋于妻子牛月清、情妇唐宛儿、保姆柳月和神秘女子阿灿之间。贾平凹以庄之蝶的沉沦为主线，勾勒出古都西京（以西安为原型）在时代转型期的光怪陆离。然而，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关注点很快偏离了它的文学意图，径直集中到那些赤裸大胆的性描写上——更确切地说，集中到那些根本没有被“描写”出来的地方。

《废都》的标志性特征就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此处删去若干字”的方框。贾平凹的解释后来梳理出两条线索：一部分文字确实是初版时经出版方商议后删除的；另一部分则压根没写，是贾平凹“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删掉了”，“笔下根本就没有写出来”。换言之，这些删节号不完全是被动审查的结果，而是贾平凹主动选择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夹在二者之间的一片灰色地带。

我在香港买到的那本“完整版”，恰好验证了贾平凹的说法。那些被补充进去的文字，多半不是从什么神秘的原稿里挖出来的，而是盗版商根据上下文“脑补”的产物。不同版本的“完整版”之间，被填充的内容甚至各不相同。这说明什么？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原稿”——那些方框，从一开始就是贾平凹为这部小说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删除的痕迹，而是书写的成果。

二、十六年的禁令：一本虚构之书被打成真实罪证

1993年下半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指示，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废都》，对出版社罚款100万元，责编田珍颖被迫提前退休。表面上看，这是“打击黄色出版物”的一次常规操作。但它致命的荒谬之处在于：那些被指控为“色情”的内容，恰恰是小说中根本没有被写出来的“空”。

一本由方框构成的书，因为方框里“可能存在”的内容而被封禁。这大概是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审判之一。

当年反对《废都》的人，正是抓住这些方框判定贾平凹在“哗众取宠”。他们认为，你既然写了又删掉，或者故意留白，就是在挑逗读者，就是“格调低下”。十六年后，仍有人用同样的依据来批评它。但没有人认真追问：把这些方框填上字，问题就解决了吗？如果填上之后那些文字并不比市面上任何一本三流情色小说更大胆，那被禁止的究竟是什么？

我手里那本香港完整版，就很能说明问题。那些被填充的文字，放在今天任何一个网络小说平台上，恐怕连“警告”都触发不了。它们之所以在1993年成为滔天罪证，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多“黄”，而是因为它们被一个叫“□”的符号包裹着。方框像聚光灯一样，把那些本就平常的字句照得面目狰狞。

这十六年的禁令，与其说是针对一本“黄书”的查禁，不如说是对一种文本实验的恐惧。当文学开始用“省略”本身来言说，审核机制反而陷入了一个悖论：它要禁止的是那些不存在的内容。这种禁止，本质上是在和一团影子搏斗。

三、方框的文化政治学：空缺为何比实有更有力

在香港翻完那本完整版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把那本书塞进书架最角落，再也没有翻过。真正值得反复阅读的，仍然是1993年那本布满□□□的初版。

为什么？因为那些方框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它是一种邀请，也是一种挑衅。它邀请读者参与完成这部作品，让每个人的想象填入空白；同时又挑衅般地宣告：你永远无法确定你填进去的东西是不是作者的原意。方框像一个阀门，拧开了读者内心的欲望之水，却又在最后一刻把水龙头焊死。

19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期。经济起飞的速度远超文化转型的脚步，物质繁荣与精神空虚之间裂开的鸿沟，恰好由《废都》中庄之蝶的荒唐人生作了摹写。贾平凹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谈到这种社会落差，认为“精神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正是他创作的根本动机之一。但真正让这种“滞后”显形的，恰恰是那些方框。

方框是那个时代文化审查的物证，是“不可说”的具象化。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读者集体想象力的催化剂。一个有趣的对比是：1993年，几乎所有读过《废都》的人都能准确告诉你，那些方框“大概写了些什么”。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欲望，为那些空缺填充了不同的内容。方框虽然遮住了笔墨，却遮不住人心。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游戏。贾平凹既服从了审查的规则（“我删掉了”），又颠覆了审查的意图（“你们自己想去吧”）。他给审查者一个“干净”的文本，却给了读者一个更脏的想象。那些方框，成了那个年代最具反讽意味的文学装置。

四、从方框到省略号：解禁后的文本命运

2009年，被禁十六年的《废都》终于解禁。作家出版社的方案低调得出奇：将《废都》与《浮躁》《秦腔》装在一个函套里组成《贾平凹三部》，不作任何外宣，不发新闻稿。

更大的争议来自那些方框的处理。时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曾主张保留“□□□”，认为“此书最大的亮点就是平凹发明的‘□□□’。这引发的联想实在太多、太艺术了！”然而贾平凹执意将其改为省略号。他说，“这就不会再给人哗众取宠的误解”。

但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省略号和方框根本不是一个物种。方框是物理性的、触目惊心的残缺口，像一堵墙上的破洞，你无法不注视它，也无法停止想象破洞背后的空间。省略号则温顺得多，它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法，是“此处省略一万字”的谦逊表态，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挑衅和冒犯的力量。

贾平凹用省略号替换方框，固然是为了规避“哗众取宠”的指责，但也让《废都》失去了一部分原本的锋芒。那本香港完整版告诉我，方框里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贾平凹用省略号替换方框这件事本身告诉我——方框的力量，终究还是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了，包括作者自己。

解禁后的《废都》，成为了一本“正常”的书。它依然好看，依然在书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依然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可绕过的作品。但那些曾经让它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方框，已经不见了。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圆满——小说终于可以不被当作“奇观”来消费了。但这也是一种遗憾——就像博物馆里的断臂维纳斯被接上了一双完美的手臂，完美了，但也不震撼了。

结语

时至今日，我书架上仍然并排放着两本《废都》：一本是1993年在西安街边抢来的初版，布满方框，书页已经发黄发脆；另一本是2019年在香港二楼书店淘来的完整版，方框被各种不三不四的文字填满，反而索然无味。

每当有人问我《废都》到底该不该禁、到底有没有价值，我都会让他们翻开那本初版，看一眼那些□□□。然后问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有人说看到了色情，有人说看到了欲望，有人说看到了时代的压抑，有人说看到了文学的反抗。这些答案都对，也都不对。方框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从不告诉你正确答案。它只是沉默地空在那里，像一场十六年的禁令，像一代人的集体想象，像一段永远无法被完整讲述的历史。

那些方框不是遮羞布，而是一面镜子。1993年的中国，借着这面镜子看到了自己。十六年后解禁时，又借着这面镜子看到自己变了没有。我不敢说变化有多大，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不会再有一本小说，因为一些方框而被查禁十六年了。

这大概就是《废都》真正的价值——它用空缺完成的叙事，比任何饱满的言说都更忠实地记录了我们曾经如何说话、如何沉默、又如何从沉默中走出来。

2026年5月1日于通潭西区。

责任编辑：雪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