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常涛
(说明:南丁先生堪称中原文学的园丁，为扶持文学新人，先后创办《散文选刊》、《莽原》、《热风》等文学杂志。正是先生有如此博大胸怀，我才在四十年前以一个中学生身份见到了他，此后有多年交集，先生教诲至今犹记，今作此小文，以志纪念！)
1987年秋天，我还在南阳一个小县城读中学。
那个年代，文学热如火如荼，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文学的馨香。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里，但凡来了新书，柜台前总围着一圈人。我攒下的早饭钱，基本都换了书——北岛的诗、张承志的小说、《人民文学》和《收获》，一本本翻得卷了边。可看着看着，心里就不安分了：书上那些名字，那些作家，都在哪里呢？他们是怎么写出那些东西来的？有没有可能，见上一面？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南丁先生的名字。省文联主席，写小说的。说实话，那个年纪的我，对“省文联主席”是多大的官完全没有概念。我只知道：他是河南写东西写得最好的人之一，他就在郑州。从我们县城到郑州，长途汽车六个多小时——那我坐车去就是了。
现在想来，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一个县城中学生，兜里揣着十几块钱，几篇誊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就这么去找省文联主席？门都不一定进得去吧？可我那时候不这么想。那时候的我只觉得：我想写东西，我写得不好，我需要找人看，需要找人教。南丁先生是写东西的人，他一定会懂的。
这是那个年代才会有的念头。也是那个年代才不会落空的念头。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周五的早晨。天不亮我就起来，赶最早一班去郑州的长途汽车。深秋的清晨已经有了寒意，车窗外的田野蒙着一层白霜，麦苗刚从土里钻出来，绿得发黑。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稿子从书包里掏出来看了又看——那是我誊了不知多少遍的小说，三千来字，每一个字都用钢笔写得工工整整，连一个墨点都没有。
到郑州的时候，已经下午了。省文联在哪儿，我一路问过去的。等我找到那栋楼的时候，反倒不怎么害怕了——那楼比我想象的要普通，灰色的砖墙，普通的大门，进进出出的人没人拦我。传达室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就是个来找人的学生，什么也没问，摆摆手就让我进去了。
现在说给年轻人听，他们大概不信。省文联大院，一个县城来的中学生，背着个旧书包，就这么走进去了。没有人盘问，没有人让你登记，更没有人叫你出示身份证。就好像那扇门本来就是开着的，本来就欢迎任何人进去。
我在楼里转了两圈，不知道该敲哪个门。后来是一位路过的阿姨——可能是文联的工作人员——看我东张西望的，问我找谁。我说找南丁先生，她指了指楼上，说：“何主席在三楼，走廊南面中间那个门就是，你上去看看，应该在办公室。”
我上到三楼，走廊里很安静，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走廊中间有一间办公室，门虚掩着。我走到门口，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我深吸一口气，敲了三下门。
“进来。”里面有人应了一声。
我推开门。
那间办公室不大，堆满了书和稿纸。一张老式的办公桌，桌角放着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灯罩上落着一层薄灰。靠墙是几排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的，书都快溢出来了。沙发是旧的，坐垫塌下去一块，扶手上的皮面磨得发亮。墙上挂着两幅字，笔力很硬，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整个房间朴素得近乎寒酸，但站在那里头，你会觉得时间走得慢一些，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经年累月用出来的，不是为了给人看的。
南丁先生就坐在那张办公桌后面。
他比我想象的要瘦小得多。穿着一件旧中山装，洗得发白，领口的扣子没系。头发花白稀疏，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干透的田地。但那双眼睛——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那双眼睛是亮的。不是年轻人那种灼热的亮法，而是温润的、沉静的，像秋天傍晚的河水，看着你的时候，会让你安静下来。
他抬起头，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找谁？”他问。
“我找何南丁老师。”我说，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我就是。”他说，“你从哪儿来？”
我从县城来的，我说。我是中学生，在县城念书，我喜欢写东西，写了几篇稿子，想请您帮我看看。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怕他，是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一个县城中学生，什么都不是，拿着几页稿纸就来找省文联主席。我凭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办公室里很安静，我听见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那几秒钟漫长极了。
然后他说：“进来坐吧。”
就这四个字。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没有“我很忙”或者“你把稿子放下改天再来”。他就那么站起来，指了指沙发，让我坐下。那语气不像一个领导，甚至不像一个长辈，倒像一个街坊邻居，随口说了一声“来家坐”。
我走过去，在那张塌了坐垫的沙发上坐下，屁股只敢沾半个边。他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坐到我旁边的椅子上，伸出手说：“稿子呢？”
我把稿子递过去。他接过去，重新戴上老花镜，就着窗户的光，一页一页地翻。
屋子里又安静了。楼下偶尔传来说话声，模模糊糊的，像很远的地方。他看得很慢，手指顺着字行一行一行地移，有时停下来，盯着某一段看好一会儿，眉头微微皱一下，隔几秒又松开。翻页的声音很轻，像秋天的叶子落在地上。
我在旁边坐着，大气不敢出。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就看他的手——那是一双老人的手，骨节突出，青筋凸起，指腹上有握笔磨出来的老茧。他的手很稳，翻页的时候不急不躁，每一页都认认真真看完，从不跳着翻。
过了很长时间——也许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他把稿子放下，摘下眼镜。
他看着我，第一句话是：“你这个小孩儿，胆子不小。”
我的心一沉，以为他要批评我冒失。但他接着问了一句：“你是自己从县城坐车来的？”
我说是的。
“一个人？”
嗯，一个人。
他没说什么，又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记了一辈子——不是惊讶，不是夸奖，更不是客气，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里面有心疼，有个十六岁的孩子独自坐三个小时长途汽车跑到省城的心疼；有担忧，嫌我这么冒失万一找不到人怎么办；也有一点点赞许，好像觉得这小孩为了文学跑来省城找素不相识的大作家这点也还不赖。那眼神的意思大概是：这孩子胆子是大，也太不容易了。
他把稿子翻到第一页，重新戴上眼镜，没有客套话，一开口就讲稿子。
“你这个开头，”他指着第一段说，“写了二百多字才写到一个动作，太慢了。读者没有耐心看你在那里绕。写东西要快一点进，三言两语把人拉进去。”
他又翻到中间某页，指着一处描写说：“这里你写一个人伤心，就只写她伤心，但伤心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写出来，让读者看见才行。你比方说，她是哭着不说话，还是坐在那儿发呆？是把水杯摔了，还是一口饭也咽不下去？你得把那个样子写出来，不是把‘伤心’两个字写出来。”
他一边说，一边在稿纸上比划，用红笔圈了几处，在旁边批了几个字。他是大作家，是省文联主席，但对一个县城中学生的稿子，一句一句地讲，一点也不敷衍。他不是在讲大道理，是在讲具体的事，具体的句子，具体的词。那感觉不像被“指导”，更像一个老木匠手把手教你拿刨子：顺着木纹推，轻一点，慢一点，推出来的刨花才会卷起来。
“你有点潜质，”他最后合上稿子，对我说，“想写，就好好写。但别急，慢慢来。写东西这事儿，急不得。”
我拼命点头，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
临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们文学社的同学——县城里五六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自己刻蜡版、用手推油印机油印一本小刊物，叫《晨星》，印出来就那么几十份，大家传来传去看——他们知道我今天要来郑州找南丁先生，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请先生给我们这份小刊物题个名。
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开口。人家已经花了大半个小时看我的稿子，给我讲了半天，我还能再提要求吗？
但我想起同学们的眼睛——那天我说要去郑州找南丁先生，他们一个个眼睛都亮着，说“真的呀？能见到呀？”那眼神里的东西，我不好辜负。
我鼓起勇气，说：“何老师，我跟几个同学在县城办了一个文学社，用手推油印机印一份小刊物，这几天正在刻钢板，能不能请您给我们题个刊名？”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我，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拿起桌上的钢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黄河风。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力透纸背。最后那个“风”字的最后一笔，他写得格外用力，像是在上面落了款。
写完推过来，他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的风，有力气，也走得远。你们几个小家伙办刊物，要有这股劲儿。”
我把那张纸小心地叠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那个年代没有高铁，长途汽车晃晃悠悠走六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县城。我坐在车上，手一直捂着胸口的口袋，生怕那张纸掉了。邻座的大叔问我是不是肚子疼，我说不是，是装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回到学校是第二天傍晚了。宿舍楼前那棵大杨树的叶子被秋风吹得哗啦啦响，夕阳把整个校园染成了橘黄色。我快步走进宿舍，文学社的几个同学已经在等我了。他们不知道我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就一直在宿舍等着，地上扔了一地瓜子壳，有人趴在床上看书，有人拿扑克牌在算命——算我能不能见到人。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转过来了。
“见到了没？”第一个问。
“见着了。”我说。
“他看了你的稿子了？”
“看了。”
“他说啥？”
“他说我有点潜质。”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但不是害怕，是激动。
宿舍里安静了一秒钟，然后所有人同时“喔”了一声。那声“喔”很大，走廊里都能听见，隔壁宿舍有人探进头来看怎么回事。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当着他们的面打开。
三个字。钢笔写的。墨迹干了，但笔锋还在：黄河风。
那几个字真好看。不是练字帖那种好看，是有一股子劲在里面的好看。每一笔都是活的，都在动。尤其是那个“风”字，最后一笔斜着扫出去，真的像一阵风。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凑过来看，一个挨一个，挤在宿舍那张破桌子前，像看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有人伸出手想摸一下那张纸，又缩回去了，说“别弄脏了”。
那本油印的小刊物，第一期印出来的时候，封面就是我们自己照着南丁先生的手迹描下来的“黄河风”三个字。蜡纸刻得歪歪扭扭，油墨也推得不匀，有的地方重有的地方浅，但那三个字印在上面，怎么看怎么精神。
后来每次印新的一期，我们都会把“黄河风”那三个字重新描一遍。谁描都行，描得不像也不要紧，但那三个字必须在封面上。
那本小刊物一共没印几期。毕业以后，各奔东西，那些用蜡纸刻出来的杂志，大多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但那张写着“黄河风”的纸，我始终留着。夹在书里，从那本旧书换到另一本新书，跟着我从县城到外地，从外地再到北京。搬了很多次家，丢了很多东西，那张纸一直在。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郑州。
每次去之前，都先写一封信寄过去，问先生什么时候方便。他未必每封都回，但每次我去了，他都见。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他家里。有一回我去，正赶上午饭时间，家里人端上来一碗面条，就着一碟咸菜。他让我一起吃，我客气说吃过了，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初次见面时很像——他没说破，只是让家里人多拿了一双筷子，把面条分了我半碗。
那碗面条我吃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次，我拿了一篇新写的小说去。他看了很久，比第一次看得还久。看完之后没急着说话，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把缸子放下，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他说：“写东西这件事，你心里想表达的那些东西，是好的。但你要学会把它化开。”
化开？我没听懂。
“对，化开。化在日子里，化在细节里，化在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里。不要急着掏出来给人看，要让它慢慢长，长成你自己的东西。急了，就薄了。”
“有些东西你要自己消化，”他停了一下，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在地上，“你自己没经历过，没消化过，就写不深。写出来也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我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什么叫“消化”？什么叫“不急”？我那时候只有十六七岁，急着表达，急着证明自己，急着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不急”？
但很多年以后，经历了工作上的起伏，生活里的聚散，看见了人生里那些不那么用力、不那么着急、却在心里留下烙印的时刻，才慢慢咂摸出那番话的滋味。
是的，急了，就薄了。
南丁先生虽然没有参加过我们文学社的活动。以他的身份，那是不合适的，也不可能。但他在那间堆满书的旧办公室里，给一个县城来的乡下孩子看了好多次稿子，改了好几篇文章，说了很多关于写作的话。这些话，对当时的他来说，也许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一生帮助过多少文学青年，大概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但对那个孩子而言，是他一生中关于文学最珍贵的记忆。
那份记忆不止是我一个人的。那张“黄河风”三个字，我们文学社的每一个同学都见过，都摸过，都因为它而高兴过。一个县城里的中学生文学社，能得到南丁先生的题字——在当年，这是足以让我们在小县城里骄傲很久的事情。那种骄傲不是为了炫耀，是心里有底了的那种骄傲：你看，连省文联主席都说我们能写，都给我们题了刊名，那我们这条路没有走错。
2016年，南丁先生去世了。
消息出来那天，我正在上班。手机上弹出新闻的时候，周围是同事的说话声、键盘的敲击声、复印机的嗡鸣声。我盯着那条新闻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了很久。
窗外是这座巨大的城市，车流不息，人声喧哗，一切都很快，快到没有人有功夫停下来。走廊里有人从我身后走过，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站在窗边一动不动的人。我的眼眶有些发酸，但没有落泪。落泪是年轻人的事。一个中年人站在那里，他只是沉默，只是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但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想起1987年秋天的那个下午。一个县城中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背着旧书包，从几百里外坐长途汽车跑到省城，就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了省文联的大院。没有人拦他，没有人盘问他。他敲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门里面，一个穿着旧中山装的瘦小老人，没有架子，没有不耐烦，认认真真看了他的稿子，一句一句地讲，讲完了，还给一份县城中学生办的油印刊物题了三个字。
那个年代，省文联的大门是敞开的。一个不认识任何人的中学生，想见省文联主席，买了张车票就去了，居然真的见到了。
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有些东西还在。
比如那张叠得方方正正、叠了一辈子的纸。比如“黄河风”那三个钢笔字。比如那句“急了，就薄了”。
比如这黄河的风。
它一直在吹。
作者简介:常涛，原名常见黎，70后，河南南阳唐河人。做过省报记者、省电视台导演，历任南阳市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南阳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南阳市广播电视管理协会秘书长，南阳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主编过南阳地方史志《南阳辉煌二十年》一书100多万字，发表新闻、文学作品一千余篇。出版有散文集《与万物同行》、《长歌回响》等多部。近年多写网络文学，在番茄、起点、顶端新闻等平台发表网文1800万字，为LV5级作者，获得顶端新闻平台2025年度创作者第一名。
